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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段历史。
工商银行成立于1984年。此前，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已经分别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四大专业银行的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业的第一轮改革。
四大银行成立以后，在争夺存款方面展开了竞争，但是，在发放贷款方面，并无竞争。他们各有自己的地盘。农行负责农业和农村地区的贷款。中国银行负责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的贷款。建设银行负责固定资本投资方面的贷款。前三家未涉及的业务，由工商银行负责。
对银行来说，决策和监控贷款的发放，是核心业务所在，也体现了竞争力水平。但当时四大银行各占一方的局面，让他们在贷款发放方面无须面对市场压力，自然也就形不成管理能力和竞争力。银行就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
当时，投资工业利润很大。多年经济凋敝，各种工业品都很匮乏。加上国家控制的价格体系打造的“工农业剪刀差”对工业很有利，所以，各地投资工业的愿望很强烈。投资，就要去找银行。银行发放了大量贷款。
1984年，中国银行业开始第二轮改革。这一轮改革要增加银行发放贷款的自主权，提高银行市场竞争能力。政府给每家银行规定贷款额度，额度以内，银行自主决定放贷。政府将根据1984年的贷款量确定1985年的贷款额度。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各家银行争相多发贷款，以在下一年争取到尽可能大的额度。
一些其他因素也增加了社会对贷款的需求。比如当时正在进行工资改革，把1984年的工资数作为以后几年工资增长的基数。各单位纷纷向银行借钱涨工资。
贷款迅速增加。1984年12月的银行贷款量比1983年12月增加了50%，全年的货币供应增幅差不多也比1983年超出50%. 稍微了解货币银行知识的人都知道，贷款和工资大幅增加，这不是别的，就是通货膨胀。
确实，随后几年就发生了通货膨胀。1984年，是2.8%；1985年，猛增到9.3%；1986年，6.5%；1987年，7.3%；而到了1988年，突破了两位数。
1988年还进行了价格改革。在通胀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价格猛涨。这一年的物价指数每月都在迅速提升。从1月的9.5%提升到8月的38.6%. 全国城市都出现了抢购风潮。局面变得紧张起来。到了9月，政府提出经济紧缩计划。中国经济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治理整顿”时期。
两位数的通胀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实际上，正是这几年以来积累的社会不满促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那一年的事情，无须多说。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被人为放缓了。
开始于1988年9月的紧缩方案，在1989年事件以后被严格坚持。银行信贷和货币供给被收紧。各地都感到严重的信贷短缺。借不到钱的地方政府甚至无法支付农民交售公粮款，只好给农民打白条。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数量大幅减少。对经济发展，政府踩了刹车。
1989年10月，《经济学人》杂志发文称“巨龙因何陷滞胀之困”。1990年6月的《华盛顿邮报》则指出：“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并且没有任何减缓的迹象，此次衰退正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主政者并不是在“治理整顿”，他们就是想走改革的回头路。他们打算放弃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让国家重回陈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思路上去。这个教条在1984年已被抛弃，现在却又被奉为圭臬。
1989年12月11日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政府表达了财政紧缩方案的决心，提出要拥护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要控制非国营经济增长，实施价格控制，甚至要把乡镇企业纳入国家计划之中。总之，政府重申了社会主义立场。
与此同时，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运动也席卷全国。苏东剧变让当局者备感震惊、更加紧张。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正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经济困境和政治风险。1990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必定替代资本主义》。文章气势汹汹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0年、1991年，必将以黯淡的形象被记入改革史。这两年，中国政府所做的，就是竭尽全力阻止改革。说他们是反改革者并不过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根本不在乎经济发展停滞。或许，经济发展慢，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如果经济发展就意味着搞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发展，不要也罢。
在这种政策之下，这两年的经济发展，确实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成就。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陈腐不堪的一次次意识形态斗争，比如1991年的姓“资”还是姓“社”。
回顾这段历程，读者的心情可能会有些压抑。是的，假使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占了上风，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定就此停止。中国可能会进入苏联勃烈日涅夫时期那样的僵化停滞状态。
不过，当我在《变革中国》这本书中读到这段历史时，却不禁眼前一亮，差点笑出声来。经济规律这个精灵，和我们所有人，尤其和那些反改革者，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它驱使那些反改革者完成了最艰巨的改革任务。他们反改革的决心越大，这个任务就完成得越好。这个世界，简直太奇妙了！
反改革者的主观目的，是停止甚至扼杀改革，具体手段就是毫不留情地执行紧缩政策。对这个政策造成的经济后果，他们根本不在乎。你无法用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抑制来敦促他们放手。那只会让他们感到满意，受到鼓舞，并因此并把紧缩政策进行到底。
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那时候的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恰恰是这种严格的紧缩政策。这个紧缩政策，主观目的是为了反改革，但客观结果却很有利于改革，为中国经济日后的发展打下了相当理想的基础。
此话怎讲？
1984年至1989年中国经济发生的，就是一个标准的通货膨胀。那时的领导人，认为通胀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没有采取政策控制通胀。
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通胀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并不仅仅是物价上涨那么简单。通胀会引发虚假繁荣，让很多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得到投资，开始生产，最终造成巨大的经济混乱和浪费，甚至引发社会危机——中国的这次通胀确实引发了社会危机：1989年的政治风波。
通胀发生以后，怎么办呢？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告诉人们，通胀发生以后，政府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立刻停止通胀，停止增发货币和信贷扩张。市场将使用亏损、破产、失业等严厉手段进行清算，剥除那些虚假繁荣期间出现的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迫使他们交出资源，让给有经济效益能赚钱的项目。
这个必不可少的严厉的市场清算过程，现实中的表现是经济萧条，哀鸣遍地。企业家破产工人失业，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但这是损失最小方案。当这个清算过程完成以后——时间并不用很长，经济就可以重新开始增长，而且是健康的增长。
困难之处在于，绝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无法在清算期的萧条中坚持反通胀政策。在一片破产和失业中，政府很难无所作为抄手等待。民选或非民选政府，都不能承受这种政治压力。
两相比较，重启通胀，缓解眼下痛苦，减少破产和失业，政府出资拯救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企业，即使明知麻烦会变得更大，甚至变得不可收拾，也要把麻烦往后推，得过且过。这几乎是政治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可叹又可喜的是，1990年代初，当中国必须严厉地反通胀时，不知哪路神仙显灵，给中国派来了那样一批反改革者。他们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这些无产阶级先锋队，起了资产阶级想起但起不到的作用，做了资产阶级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
反改革者强硬的紧缩政策，让市场清算顺利进行，完全符合奥地利学派的主张。那些在1980年代后期被通胀刺激起来的虚假繁荣中的不合理项目，连同许多合理项目，一起都被干掉了。经济确实陷入了萧条，但也确实准备好了再次出发。
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虽然反改革者在这两年主导了中国政治，但对外开放并没有终止。1989年6月9日，政治风波以后刚刚几天，邓小平就告诫其他领导人：“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一星期以后，邓小平又说：“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多做几件事，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事后来看，坚持开放这个因素至关重要。只要保持对世界的开放，就会有外界因素来影响中国的发展。而这种影响会从根本上杜绝中国重回疯狂年代的可能。
或许反改革者紧缩的时间有点过长了，成本有点过大。大多数商业周期的调整清算期用不了一年。但我们不必要求完美。好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1992年1月17日，在家人和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邓小平坐上了开往南方的专列。这次南巡，以近乎事变的方式，从政治上给了反改革者雷霆一击，彻底扭转了局面。中国重新走上了发展经济之路。
虽然1990、1991两年中意识形态斗争看上去很严厉。反改革者气势压人，占了上风，但南巡以后的事实表明，他们的基础其实非常虚弱，就是个纸老虎。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布以后，舆论迅速逆转，反改革的思想不堪一击，转瞬间就已消退。1992年3月20日，总理李鹏宣布，紧缩政策的任务已经完成，治理整顿的阶段正式结束。
反改革者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该歇歇了。
1992年这一年，被称为“改革开放年”。政府废除了一系列价格管制政策，并开始大幅降低关税。中国的私营经济对继续改革做出了快速而热情的响应。1993年，私营企业数量就已经达到了1988年的水平。1992到1995年，私营企业总注册资金数增加了近20倍。1992年，多达12万政府公职人员辞职从商，而停薪留职者从商的，超过了1000万人。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要发财，忙起来》。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的中国经济，完全是一飞冲天的态势。以往的论者，都没有提及经济发展为何会如此迅速恢复，只是将之归因于邓小平重启改革开放。只有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才能对这个现象作出完整的解释。正是此前三四年的严厉紧缩政策——或许时间没必要这么长，才让1992年的经济可以一飞冲天。
播下跳蚤，有时也能奇妙地收获龙种。
不过，矛盾的是，理解了这段改革过程以后，我反倒对未来的改革发展多了一些忧虑。中国在1990年前后的这段经历，非常幸运。如果不是邓小平以88岁高龄再次出手，如果当时反改革者中有足够强势的人物维持局面，如果此前私营经济发展过于薄弱，如果不是发生了苏东剧变整个世界正在向右转……
今后的中国，还会如此幸运吗？
更重要的是，反改革者负面的坚定决心，才让他们毫不在乎现实中经济衰退的压力，把停止通胀、完成市场清算所需的紧缩政策进行到底。现在的领导人并不会反改革。他们很支持改革，很愿意改革，但同时，也很在乎现实的经济发展数据。可是，这样一来，必然削弱他们坚持某些必要政策的决心和意志力。太在乎短期结果，就只能牺牲更长远的收益。
体操队、马戏团训练少年儿童时，即使其父母是行内高手，也不能让其担当教练。原因无他，不忍从严要求也。家长并非不知严格训练的必要，但亲情所在，无法自制。必要由旁人出任教练，才能达到严格要求刻苦训练的效果。
公共政策也是类似道理。从历史上看，那些必要而严厉的政策，往往都出于主政者的漠不关心甚至别有用心。想把事情做好，最后就能做好的例子，反倒少之又少。很多长期内必不可少的政策，都会在短期内带来暂时的代价和负面影响。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家，能坚持这种正在让人民承受困苦的政策吗？
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个道理，老子才在其统治者教科书《道德经》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经济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施布仁爱，也不能让人超越或压倒经济规律。故此，理想的统治者，在公共事务上应该毫无仁爱之心，把万物都不放在眼里，只是冷漠刻板地按照天道行事。而这，反倒能促成最大的社会繁荣和进步。
问题在于：有多少政治家能做到这种冷漠刻板呢？又有多少民众能接受政治家的这种冷漠刻板呢？
20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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