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称太湖平原“膏腴千里”，乃“国之仓庾”。的确，太湖平原温暖湿润的气候，深厚的冲积土层与密布的河湖港汊，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长期以来，这里经孙吴、东晋南朝至隋唐五代的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经济地位逐步提高，至宋代太湖平原已经成为国家的衣食之源。太湖平原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全是大自然的恩赐，人们长期的治理改造也起了重要作用。全面兴复太湖水利工程系统，提高排灌、航运、蓄调综合水利能力，是宋代为开发太湖平原所作的重大贡献。
太湖平原是一个四周高中部低的碟形洼地，除西部山区特高外，东南北三面沿海濒江地带也较中部的湖群稍高，因此中部低洼地区非筑堤围田不能耕种；沿海濒江的碟缘高田，非开浚沟池灌溉，不能取得丰收。历代太湖平原的劳动人民，治水与治田结合，治旱与治涝并举，兴建与管理并重，使太湖塘浦圩田系统基本达到了水系完整、堤岸高厚、塘浦深阔的水平，比较有效地抗御了旱涝灾害。但至宋代，有的堤塘已大半坠废，加之自然淤积与改造利用当中产生的新问题，使这些水利工程大多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原来的堤塘失去了作用，大片低洼地带的农田被淹没。如“长洲之长荡、黄天荡之类，皆积水不耕之田”，“其间尚有古岸隐见水中，……或有古之民家阶甃之遗址”。没被淹没的农田，却因频繁的水旱之扰，而难得一个丰年。宋人郏亶说“高田常欲水，而水流不蓄，故常患旱”，自景祐至嘉祐二十多年中，只有一次大熟。“水田常患水，而水常聚不泄”，康定至至和十几年内也只一次大熟。苏轼在杭州为官时，亲见水旱相继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打击，他说：“苏、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种，十不及四五，而又继之以旱，以故早晚皆伤。”受灾老百姓的境遇极惨，大田被水，“洪潦汗漫连千里”，为了抢救泡在水里的庄稼，“妇女老弱日夜车畎”，有的举家“田苗没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筏捞摝，云半米犹堪炒吃，青穟且以喂牛”。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与粮赋的供给，宋代朝野上下都非常重视太湖平原的水利问题。大约从北宋中期起，太湖水利系统开始全面兴复。
宋室南渡以后，太湖平原的水利事业更为兴盛。由于“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这时太湖水利的特点，基本与北宋一致，以疏浚河道、修复原有水利设施为主。南宋时原有的通江塘浦有的已堙塞，有的“委曲仅一线之水”，因而重浚诸浦成为太湖水利的主要内容。淳熙前后是南宋时期各地兴修水利的盛期，这时常州、平江府、江阴军等地开浚了多处港浦，其他州府也多有建树，整个浙西兴修水利达2 100余所。如果说北宋时太湖平原的水利工程已为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那么南宋时就又前进了一步。仅从冀朝鼎的统计来看，北宋浙江的治水活动为86次，南宋增至185次，比北宋高出一倍还多。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减轻了水旱灾害，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为宋代社会繁荣、经济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经过治理的太湖平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人们生活在其间“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材，商有余货”，一片富庶景象。水利事业的兴修，大大提高了太湖平原的经济实力。太平兴国六年朝廷规定由江淮漕运往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至道六年增为580万石，大中祥符初年朝廷又将漕粮增至700万石。在输往京师的巨额漕粮中，“江南所出过半”，而吴门“赋入之上于大司农者，素甲于江浙”。所以宋人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
除了往京师输送漕粮，太湖平原还是东南地区的主要粮食供给地。杭州是需要由太湖平原输入粮食的主要地方之一。杭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端，依山面海，境内平原面积狭小，有些属县已处于山区半山区地带。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自来土产米谷不足”，杭州城内居民的粮食，“全仰苏、湖、常、秀等州搬运斛斗接济”。假如太湖诸州歉收，“则杭州虽十分丰稔，亦不免为饥年”。
南宋时期杭州的粮食需求量就更大了，随宋室南渡的皇族与庞大的官僚集团驻跸临安，加之南下避难的中原士庶，杭州人口骤增。依据《元丰九域志》与《咸淳临安志》计算，北宋元丰年间杭州人口密度为126人/平方公里，南宋乾道年间为162人/平方公里，淳祐年间为264人/平方公里，咸淳年间为270人/平方公里。自南宋中期杭州户额一直保持在40万户左右，以五口之家计算，有人口200多万口，比北宋中期翻了一番。北宋柳永曾有咏钱塘词云城中有“参差十万人家”，但南宋时人说这已是元丰以前的旧话了，现在中兴百余年，户口蕃息，早已不只百万余家，官府统计的户额多有隐漏，实际户额肯定比40万这个数字要大。人口增加，城市所消费的粮农产品也就更多了。朝廷所需的粮食，虽说要从全国各地征调，但“二浙每完秋租，大数不下百五十万斛，苏、湖、明、越其数太半，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其主要部分仍由太湖平原供给。朝廷所需粮食可以通过国家机器征调，民间的口粮则需由米客贩运。杭州人烟稠密，“细民所食，每日城内不下一二千余石”，宋人吴自牧说这些粮食主要“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这里虽然除了太湖平原上的苏、湖、常、秀四州之外，还提到了淮、广等处，但淮南农业在南宋已十分衰敝，当地又有大量驻军需要巨额粮食，米商不可能贩运出多少粮食，两广山长水远，把粮食贩运到杭州也十分不易，因此苏、湖、常、秀应是杭州米市上粮食的主要来源地。杭州四门，人称“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这“北门米”指的就是源源不断由太湖平原运来的粮食。
浙东的宁绍平原、温台沿海平原也时常需要太湖平原运粮接济，位于宁绍平原的绍兴“地狭人稠，所产不足充用，稔岁亦资邻郡”。乾道九年（1173年）明州岁饥，当地州官“乃出二十万缗，遣人入籴于浙西”。浙西路辖州虽多，能有余米运往他处的，只有太湖平原，因而此处所言的浙西都应指太湖平原。温台二州土地狭迫，平日粮食尚感不足，逢灾荒之年，往往也要籴米于浙西，乾道五年（1169年）“温台二州因风水漂损屋宇禾稼”，官府遣人往“浙西诸州丰熟处搬贩米粮”。此外，两浙山区也往往需要贩入太湖平原粮米，如衢、睦等州“人众地狭，所产五谷，不足于食，岁常漕苏、秀米”。
除以上两浙路内部州府外，福建、淮南等地也经常需要从太湖平原输入粮食。福建“地狭人稠，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遇有水旱，更少不了浙西米粮的周济。真德秀在福州为官时，曾上奏朝廷，求浙西米以解乏食之急：“去秋水涝，下田薄收……民食孔艰……乞行下浙西，少宽港禁，容本州给据付商旅，前去收籴十万石，回州散粜，以活一郡十二县百万生灵之命。”北宋时期淮南虽是重要产粮区，但逢到灾荒时候也免不了由太湖诸州输入粮食。如“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吴遵路乘民未饥，募富者得钱万贯，分遣衙校航海籴米于苏、秀，使物价不增”，就是其中一例。
太湖平原是重要的粮仓，每逢丰年，“舟车四出”，外贩米粮，在向外运销米谷的船只中，有河舟也有海船，其中许多海船是驶往国外的。沿海州县，如华亭、海盐、青龙、顾径、江阴等地都有商人，广收米谷，“贩入诸蕃，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二千斛，或南或北，利获数倍”，其中金国就是由海上输入太湖平原粮食的国家之一。建炎四年（1030年）枢密院言：“闻海、密等州米麦踊贵，通、泰、苏、秀有海船民户，贪其厚利，兴贩前去密州板桥、草桥等处货卖。”这样的交易虽不为南宋政府允许，但私下由海道北上贩卖粮食还是常有的事情。
太湖平原是两浙，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以上所述太湖粮米输往各地的情况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农业是社会经济中的主要部门，太湖平原的富庶归根结底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故元人周文英述及前代之事时说：
“江浙钱粮数倍各省，取办之本多出农田。”明确将农业与财政归为一体。
本文节选自《宋代农业地理》第五章“国之根本，东南望郡——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原文有删节，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两宋三百余年农业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的整体讨论，为北京大学教授韩茂莉的历史地理学代表作。书中不仅宏观地指出农业生产对于宋代国运与民生的重要意义，而且立足于宋代自然环境、社会因素所导致的区域差异，从人口、土地、农作物、水利、农业技术等方面，对宋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南地区、荆湖地区、川峡地区、岭南地区五个区域的农业生产特征展开论述，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一年两熟稻麦轮作制的关系。本书建构了“农业地理”的研究范式，资料扎实、立论严谨，展现了宋代各地农业综合体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对宋代农业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特征作了精准概括。本书有助于读者通过“农业视角”去观察两宋时期的政治变迁与经济发展，有着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韩茂莉，女，1955年4月出生于北京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历史农业地理与环境变迁。主持并完成1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后出版《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上中下）、《宋代农业地理》《辽金农业地理》《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大地中国》等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中国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近代史研究》《地理学报》《地理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2015年，《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获国家级精品课。2018年被北京市教委评为北京市师德模范。2019年《中国历史地理》入选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21年《中国历史地理》被教育部评为第一批国家一流课程。
【目录】
第二章 国之疆土与民之本业——宋代国土与农业资源禀赋
第四章 重建与发展——宋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
第二节 河北大量非农业用地的出现与沿边塘泊的开发利用
第三节 河东汾河谷地与四周山区农业生产发展进程的差异
第五节 北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粮食调拨与农业生产发展水平
第五章 国之根本，东南望郡——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
第六节 宋代东南丘陵山区的开发与农业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
第六章 湖区与山区——宋代荆湖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
第七章 巴山蜀水，天府之国——宋代西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
第八章 地旷人稀，田稼卤莽——宋代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
第九章 物种与土地——宋代粮食作物的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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