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对这几年中国文学或者说华语文学的创作有一个怎么样的观点？或者说有哪些作品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王德威：我不晓得我这个话会不会讲得太大胆、太冒昧。我觉得现在的作家，也许他们生存的时代不是一个最能够造星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就像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新时期作家一出来的那种爆炸力，那种一个时代的整合的爆发力。我花了很多心血来讲科幻小说，但科幻小说它是一个现象，你很难去分析刘慈欣的语言，他语言是很粗糙的，他原来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对不对？
但我特别要讲，我认为华语这一块是在中国语境之内被忽略的。我觉得过去的20年到30年，在华语世界文学的成绩是绝对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现在大约只有白先勇在中国国内是华语世界公认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但是我觉得在八十年代末期以后的这二三十年里面，不论是香港的董启章，或台湾的骆以军，还有之后的吴明益、甘耀明这些作家，马来西亚华人又有一批作家……他们汇集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广义的华语的世界，我觉得作为中国内地的读者，或是批评者和创作者，似乎应该把眼界扩大。当然我们的能力跟智慧都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至少在世界观上，应该是把这些作家他们的创作都纳入考虑范围，或阅读的可能书单之内。这是我最大的期望。
新京报：前不久，台湾女孩林奕含事件和她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受到了很多关注，她在生前的访谈中提出一个问题，“文学可不可以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或者说“文学是否就是巧言令色的”，甚至在质疑中国诗言志的抒情传统，感觉自己仿佛被文学所欺骗了。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德威：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复杂，因为我对它的细节部分没有深入地去观察，《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我也没有看完，只是在网上读到一些片段，但是我大概知道她怎么写。这是一个极端聪明、极端敏锐的女孩子，很遗憾她这么不幸，在她的求学生涯里面遇到了这么惨烈的一个经验，这些等于刺激了她对于文学的一种很复杂的一个表述方式。你刚才复述的那些，甚至让我在文学理论上都觉得心有戚戚焉。我甚至可以套用一些文学理论来说，文字本来就是一个巧言令色，它本来就是一个媒介，本来就是人为操作的，本来就是臣服于有能量来操作文字的这些人的心意的，它在真真假假之间，这是伦理上非常暧昧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林奕含小姐没有说明的一点是，在某个意义上文学也救赎了这个女孩子，不管是生前或身后。在她身后，幸好有这样一部作品留下来，让我们见证了这个情欲事件的不堪，这个引诱他的这个老师也在某个意义上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制裁——可能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因为这位老师又有一段“巧言令色”。所以你也不能说文学永远是这样不忠实的一个东西，何况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写作过程中，我想她透过写作也做了某种自我治疗的尝试。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作者: 王德威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9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她的这部作品在文学，或文学史，或者文学习作上，它可能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至少可以提出一两部类似的文学写作和死亡这么密切关联的例子。最明白的例子是邱妙津的《蒙玛特遗书》，在1995年，她几乎是以一个很古典的自杀方式，结束了她的生命。在文学史上还有很多假的自杀，丁玲写过自杀手记，沈从文也写过，对不对？文学史上最有名的，在真实或想象中的自杀事件应该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写的人没自杀，但是写出来以后很多读的人去自杀了。
文学与自杀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脉络。现在林奕含的作品受到关注，是因为眼前这个事件的耸动性，是新闻效应的一部分。之后这部作品能不能够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我想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