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笛
我
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成都茶馆作为探索公共生活的对象，是因为茶馆也如社会学家W.H.怀特（William H. Whyte）在讨论咖啡馆时指出的是一个“小的城市空间”。 我在2008年出版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中强调过：“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很少有其他公共设施像茶馆一样，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重要，也没有其它的中国城市像成都一样有那么多的茶馆。” 在那本书中，我探索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发生在茶馆中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变，提供了一幅作为公共生活最基本单位——茶馆的日常文化全景图。那本书的主题是：经久不衰的地方文化不断地对抗着无情的西化大潮、现代化的转型、国家在公众生活的控制、以及文化日趋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上升与地方文化的衰弱这两个趋势，与城市改革与现代化是并存的，而这两种趋势都在茶馆中显示出来。
尽管本书继续关注成都的茶馆，但它要回答的问题和上一本《茶馆》是不一样的，因为本书所涉及的是新的政治和社会的背景。今天成都仍然拥有超过任何其他中国城市的茶馆数量。在20世纪下半叶，茶馆在城市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相比，现在中国城市里有着更多的公共空间。今天的茶馆不得不与其他公共场所争夺顾客，室外的公共空间如街道、广场、人行道、自由市场、购物中心、公园等等，室内的公共空间如剧院、电影院、画廊、博物馆、展览馆、拱廊、餐馆、咖啡馆等等。然而，就像前现代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公共空间一样，茶馆仍然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持久性象征，它在深远的政治变革、现代化、以及全球化之中继续发展。因此，茶馆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研究课题，深入地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色，能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不仅仅是成都，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城市社会、以及中国城市社会与社会主义政治演变之间的广泛联系。此外，对茶馆和社会主义下公共生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种微小的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是怎样转化的。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封面
本书从中共政权的建立开始，按照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分期法：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1976），我称其为社会主义早期阶段；后毛泽东的改革开放时代（1977-2000），我称之为社会主义后期阶段。这个研究聚焦在社会主义时期成都茶馆的微观历史，观察这个城市公共生活的进程，探索其中的故事以及变化的程度。从人民解放军接管成都开始，经历了早期社会主义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看到公共生活是如何走向衰落的。这个研究的后半部分，是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或社会主义后期阶段，我们观察到了公共生活令人振奋的复兴。
茶馆生活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与这个国家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会看到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这种传统的、最基层的文化单位，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其他各种公共空间挑战的情况下，继续焕发着活力，甚至日趋兴旺发达。此外，以茶馆生活作为着眼点，观察政治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将看到改革开放给公共生活的复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创造并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J.加德纳（John Gardner）在其1950年代早期“五反”运动的研究中指出，“对这个政权来说，那时中国的资本家似乎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尽管没有关于他们态度的实际分析，但资本家们似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框架里的运作颇为满意。” 但是，他们和新政权合作的的梦想很快就破裂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包括早期研究那个时代的学者们也没有能预测到，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会转向市场经济，并真正地和资本家全面地合作。中共现在面临着怎样运用政治的力量，把市场经济植根于社会主义体制之中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虽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经济上实际已经是一个复杂的体制。我们看到私营企业的发展，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按照正统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很难解释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所以西方的一些学者，不再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更多地用“晚期社会主义”（late socialism）或 “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来表述现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一方面，党和政府密切关注着一些重要的部门，如媒体、教育、出版物等等；另一方面，他们放松了对一些领域，如小商业、大众娱乐和商业文化的直接控制，留给了茶馆更多的空间以供人们进行公共生活与社会活动。
本书通过考察20世纪下半叶的成都茶馆，试图去回答如下问题：国家权力怎样介入小商业的经营之中？社会主义娱乐是怎样在地方社会中被建立起来？传统行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后怎样走向死亡？政治运动怎样改变了茶馆和公共生活？在改革开放时期，茶馆是如何走向复兴的？公共生活是怎样影响城市形象、国家和人民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等等。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深入对国家机器下的成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的理解，并从成都的历史考察，折射出其他中国城市的一些共同经历。
四个核心论点贯穿本书。第一，在社会主义初期，国家对社会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政权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掌握了几乎所有的资源，控制了城市公共生活的场所、以及休闲活动的各种形式与内容。当共产党进入成都后，虽然百废俱兴，但新政权立即采取行动，开始对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进行改造。在晚清至民国期间，大众文化一直抵制精英和国家的控制。在1949年以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抵制，但是当与最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对抗时，这种抵制的结果是十分有限的，许多娱乐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形式逐渐消失了，因为它们不被“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宣传所认同。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毛泽东时代在政策上严格对茶馆以及其他公共空间进行限制，但是公共空间、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却有着顽强的张力，它们不断地与国家机器较量，并利用国家不可能控制一切的空隙，仍然喘息生存，一旦有了机会，便会复苏发展。虽然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但是现实要复杂得多，它们并不总是对立的两端，到处都存在灰色的地带。另外，国家的政策也不总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政治运动的起落，国家对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控制也时松时紧。
第二，改革开放是公共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国家把重心放到了发展经济，弱化了对人们的控制，减少了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公共生活也逐渐复苏并变得越来越自由。虽然仍然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但日常生活更多的是被开放的市场和经济改革所支配。很大程度上来说，公共生活逐渐脱离了我们过去熟知的社会主义的轨道。复苏后的公共生活与之前有了很大的区别，新兴的商业文化对茶馆和茶馆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本土文化的代表，茶馆在面临全球化的进程中，也需要去寻找一条适应自身发展的道路。
第三，毛泽东时代（早期社会主义）和改革时代（后期社会主义）也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时代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延续性，并影响到现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J.布朗（Jeremy Brown）和毕克伟（Paul Pickowicz）在他们对1950年代中国的研究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后，也有人也开始赞颂1950年代，提供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美好记忆：
后毛泽东改革时代的出版物对1950年代早期有着积极的记忆，这两个时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并不是只是巧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成立之后——1970年代毛泽东逝世之后——农民进城大潮，私营工厂与国营大公司和平共存，教会和非政府的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运作，资本家和其他无党派人员支持共产党政权并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我要指出的是，1950年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是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前者是从很少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向国家控制加强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时期。尽管1950年代农民还能进城务工，但国家已经开始强制把一些城市居民送到农村（详见第二章与第三章），后来又设立了户口登记制度，来防止农民迁入城市。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方向与1950年代是相反的，即从国家紧密控制的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减少了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
第四，改革开放后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也从未完全置身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之外，它仍然力图施加影响。所以张鹂（Li Zhang）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中的城市外来工时，提出人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退出”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一种错误的设想。王瑾（Jing Wang）也持有相似的概念，指出在1989年之后，国家也积极参与到消费和经济文化之中。她试图去解释，“在1990年代，文化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形式，是怎样被重新建构的。”她发现“后社会主义国家”（post-socialism）运用了不同的策略去维持它的影响力，“国家不仅参与到了文化建设之中，也通过市场提高了其影响大众文化的能力，特别是在话语层面。”因此，“国家重新发现，它能够像运用新兴的科技到经济之中一样，也同时可以把其作为治国策略之一，这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以来最富创造性的手段之一。”
但是我认为，国家在后毛泽东时代不过是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微妙的方式去影响文化与娱乐。尽管新的消费文化无疑比之前更加多样化，但地方文化的特质越来越弱，而更多的是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同一性，而非充满生气的丰富多彩，这反映了统一的国家文化的胜利。这种国家文化可能被现代化、商业化以及政府行为所驱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政策有利于统一文化的形成，但同时地方文化的生存面临挑战，并不断地被削弱。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相较而言国家的参与已经减少很多，但这不过是管理国家的策略与方式的改变。但政权的影响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虽然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去公共空间并享受公共生活，但是国家其实也积极参与到大众文化的创造之中。
前近代中国存在着一种“公”的概念，它涉及到官与私之间的领域，尽管人们利用公共场所进行活动，但学者们还几乎没有进行过关于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的学术讨论。本书中的“公”总是与“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在晚清，人们经常讨论“公众”（或者“公共”）的问题，这与自发组织和“公共舆论”联系在一起，正如冉枚烁（Mary Rankin）、罗威廉（William Rowe）等美国学者在1990年代已经讨论过的。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和国民政府时期，“公众”在国家和地方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时的“公众”可能有若干意思，诸如媒体、知识精英、地方民众、各种社会组织等，它们经常与政府和官员所区别。1949年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严密控制，以及毛泽东的日趋激进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公众”这个词变得越来越敏感。到文化大革命，“公众”几乎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群众”或者“革命群众”，它们的反义词便是“反革命”或者“反动分子”。从一定程度上看，在革命的话语中，“群众”（或者“革命群众”）即是积极跟随党和政府、参与各种政治斗争的大众。虽然“革命群众”在公共空间也会有他们的“生活”，但是都不是自发的，而是党和国家组织或者推动的。在这个时期，只有“官”和“私”的领域，在这两极之间，并没有“公”的空间。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控制在许多方面都大大削弱，人们在政治和公共生活等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和地方政治，并形成了公众舆论，这种舆论甚至经常可以影响到国家和地方政治。这样，“公众”返回到公共的事务，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研究领域，对公共生活的探讨甚少，但在西方，关于公共生活的研究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R·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其极有影响的《公共人的衰落》（1977年）一书中便指出，如今的“公共生活已经成为一项正式的职责”。这里，他把作为现代概念的“公共生活”视为是一个人的政治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指公共服务、政治上的地位、以及选举等。但是在前现代的欧洲城市中，桑内特认为公共生活是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即“家庭和密友之外的”的“公共领域”，即其他人所能看到的生活，而在家庭和密友的领域中的私人生活则是外人所看不到的。他还指出要研究“公共生活”，人们得找到谁是“公众”，他们身处何时何地。在18世纪早期的伦敦与巴黎，资产阶级日趋“较少去掩饰他们的社会身份”，城市也变成了“一个不同社会群体开始互相接触的世界。”R·特雷克斯勒（Richard Trexler）在他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1980年）一书有不同的着眼点，他考察了“古典的公共仪式”。他关于“公共仪式生活”的概念包括“边缘群体”的斗争，和他们对“传统社会与仪式组织”的挑战。他的研究与桑内特所提出的“公共人衰落”的观点是不相符合的。
简而言之，桑纳特和特雷克斯勒对公共生活的限定可以视为是狭义的，而另一些学者采取的是更广泛的定义。例如，J·福雷斯特（John Forster）在他所编辑的《批判理论与公共生活》（1988年）一书中，把 “公共生活”一词置于J·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传播理论（critical communications theory of society）之下，并把其定义为“在工作场所、在学校、在城市规划过程、以及更广阔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之下的日常生活与社交行为。” 不过，Y.那瓦若-雅辛（Yael Navaro-Yashin）给予了公共生活最广义的描述。在其《国家的面孔：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与公共生活》（2002年）一书中，她把“公共生活”分析为“公共领域”、“公共文化”、“公民社会”、以及“国家”，然后讨论这些领域中的“权力”与“抵抗”。她根据这种公共生活的概念，认为“人民和国家并不是相反的范畴，而是在同一个领域。”
在我的这个研究中，我所称的公共生活更接近桑内特的定义，即指人们在家庭和密友以外的生活。与那瓦若-雅辛不同，我认为个人和国家是对立的范畴，特别是在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公共生活与国家权力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国家机器越强大，公共生活就越衰落，反之亦然。与发生在家中和其它隐匿于公众视野的私人生活相对而言，我把公共生活看作是每天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社交、休闲与经济活动 。我所讨论的公共生活的概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人们在共享的公共空间中的活动；（2）在这些地方，人们对隐私没有期待；（3）人们的活动可由社会、休闲或政治原因所驱动；（4）公共生活中的活动可被政治形势和政治文化所影响；（5）自发的日常公共生活，而非由国家主导的各种活动（例如国家组织的游行、集会、庆典等）。
阎云翔指出，“改革开放时代的公共生活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即群众集会、志愿工作（voluntary work）、集体聚会等其它‘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消失，但这些活动在毛泽东时代扮演着中心角色。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新形式的私人聚会。”在毛泽东的时代，公共生活被高度控制，是“有组织的社会性”活动，强调“以国家为中心和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个人服从集体。” 虽然我不同意阎所称的毛时代有所谓真正“自愿工作”的存在（那时候在“自愿”的旗帜下的任何活动，都是官方组织、认可或支持的，否则便几乎不可能发生），但是他对改革开放公共生活从集体到个人的转变，是一个准确的观察。一些学者或许会指出，我们必须也考察早期社会主义时期由国家主导的公共活动，这也是公共空间的生活之一部分。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官方组织的活动，缺乏自发性和独立意识的表达。在1949年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自发的活动和不同的声音受到压制，而组织和宣传的活动处于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在非官方的社会和空间领域，新的社会交往注重个性化和个人愿望。”公共生活和社会化的中心，从大规模的国家控制的公共空间（诸如城市广场、体育馆、工人俱乐部等），转移到空间较小、商业化的区域。”近几十年来，除了剧院、电影院、公园、广场、饭店、购物中心等，我们可以看到酒吧、咖啡馆、网吧、私人俱乐部、舞厅、保龄球馆等这些公共空间的兴起，但是在成都，茶馆仍然处于中心的地位，茶馆为各种人群提供各种服务，是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都市变迁的见证。
通过对20世纪下半叶成都茶馆所展示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研究，本书讨论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转变。G·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与G·B·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把“政治文化”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现有政治得一系列态度、信仰与感受。” 1971年，政治学家R·H·所罗门（Richard H. Solomon）出版了《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他以“政治文化”这个术语去探求“影响政治行为的中国人的社会态度、情感关注与道德规范。”他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政治学的解释，即“关于社会与文化体系的学说”。按照所罗门的定义，“政治文化”是无处不在，例如，它显示于一个社会的“社会化实践”、“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教师对于学生如何处理他们将会步入的成人世界的指导”等等之中。与所罗门相似，L·W·派恩（Lucian W. Pye）在其文章《文化与政治科学：政治文化概念的评价问题》（1972年）中，把“政治文化”定义为态度、信仰、情感、政治进程、管理行为、政治理想、公众观点、政治意识形态、基本共识、价值观以及政治情感等。这些研究广泛地描述了什么是政治文化，从“感受”到“道德规范”直至“意识形态”。
大概自1980年代，“政治文化”的概念开始被历史学家所采用，例如L·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史研究。不同于政治学家的比较广义的理解，亨特的政治文化概念相对狭义。亨特在早期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中，考察了“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并揭示了“政治行为的规则”，包括“表达和塑造了集体意图与行动”的价值观、期望与潜在的规则。亨特认为，政治文化吸收了“革命政治行为的逻辑”与“实践的标志”，如语言、想象与姿态等。P·伯克（Peter Burke）也看到了政治文化运作的不同范围。他指出这个概念涉及两个范畴：一是“政治态度或不同群体的理念”；二是“表达这些态度或理念的方式”。而在我的这个研究中，我将增加一个领域，即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它运作于具有各种理念的集团之上，并可直接利用其权力把政治文化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个研究以茶馆作为切入点，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公共生活进行研究，我们将会对那个激进的、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有更深入的观察。
在这个公共生活的研究中，我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亨特对政治文化比较狭义的取向，并没有使用政治学家们的那种广义的概念。亨特发展了“政治文化”这个工具概念，去研究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的政治文化”，而我用它去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从1950年到1977年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时代（1977-2000），观察公共生活是如何被政治所塑造的。我试图表达的是，“政治文化”就是党的政治文化。通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去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探索苏联模式的国家机器是如何利用政治权力操纵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权力是怎样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以及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是如何渗入到广阔的公共生活之中的。我们还将看到共产革命和其他政治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的许多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关注的是国家政治、政策制定、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精英的活动，但本书将进入到政治与文化的最底层，去观察在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上，政治与文化的交互作用。
西方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有三种研究取向，这三种取向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发展的。第一种，在1980年代之前，有少量的关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的研究，主要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完成的，他们讨论各种与城市政治和社会的相关问题，更多地强调政府政策而不是社会本身，提供观察中国城市的一个宏观视角。政治学家薛理泰（John Wilson Lewis）在1971年编辑出版了关于早期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城市的控制与转变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涵盖了公安局、城市干部、工会、商业、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等问题。这本书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社会主义城市的管理，使我们理解中共政权是怎样获得对城市及基层的控制，并把城市居民都置于被监管的网络之下。
1984年，社会学家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与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出版了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城市生活的专题著作《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它旨在回答政治、经济、安全、服务、婚姻、家庭结构、妇女地位、城市组织、犯罪、社会控制、政治控制、宗教、社会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几年后，怀默霆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5卷写了题为“共和国的城市生活”一章，在这一章中，他分别描述了中国1949-1956、1957-1966、1966-1976、1977-1880年间的城市生活。从怀默霆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共产党对城市的接管的回应、苏联模式与城市发展、城市精英与普通群众的关系、城市组织与政治运动如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城市生活的混乱等等问题。怀默霆也涉及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问题，包括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控制犯罪、对异见的整肃等。总之，他并不认为新政权成功解决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他指出，“1949年以后，当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认为依靠紧密的组织系统与坚定的意识形态，将成功解决城市问题。这种假设忽略了大众价值观与期望对当局政治的影响。” 怀默霆是迄今为止第一个系统地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生活的学者，他关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生活的研究，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全面的。
第二种取向则通过实证的、档案资料的分析，更多是关注社会主义时期的个人经历。持这个取向的学者几乎都是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著述几乎都是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其中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由周杰荣（Jeremy Brown）与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编辑的《胜利后的困境：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不同（后面我将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时，使用的主要是档案资料。在周杰荣与毕克伟的导言中，他们讨论了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的困难性：“直至中国大陆对外国研究者的开放，对1950年代早期的研究资料只限于使用报纸和到海外人员的口述。这种情况在毛泽东去世后改变了，对新材料的发掘彻底改变了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改革开放后，随着收集档案渠道的逐渐放开，更多的历史细节被揭示出来，所以我们对共和国史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尽管各地接触档案的渠道和馆藏都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对1950年代早期的中文档案与文件、报告等，比以后的时期要更容易看到。”这些地方档案能为“研究共产党接管城市机构与重组城市社会提供多得多的细节。”
关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最新研究，还有周杰荣和蒋迈（Matthew D. Johnson）主编的《草根阶层的毛主义：早期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2015年），其中有三篇文章涉及到京、津、沪三个城市。正如编者所指出的，过去的研究“主要是从上到下，集中在国家”，但是这个论文集关注的是“村庄、工厂、邻里、县级、少数民族地区，从下往上，日常生活的语境。” 他们还发现，“国家和社会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像西方的历史学家一样，中国大陆的学者基本是从2000年以后才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尽管各种政治因素的限制，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陆仍然出现了一些重要且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成果，特别是新材料的发现和新主题的开拓。但是，大部分新出版的作品都是政治史，很少研究城市史。当然，上海是一个例外。
第三种取向代表了近年来关于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研究，多是由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完成的。他们考察了城市人口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到社会契约关系。他们关注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以及女性，探索女性的工作与生活经历与她们对经济、性别不平等的回应、劳资关系、政治参与、公众对变化的反应、女性的工作机会与女性在城市与农村家庭中的地位等等。此种取向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他们发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最突出的变化是大量的流动人口与城市的拆迁和重建。他们用“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与“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来描述改革时代的中国，这可以从社会学家戴慧思（Deborah Davis）所编辑的论文集《城市中国的消费革命》中清楚看到。中国的消费革命和快速的商业化发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些结果都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私有成分的增长、传统生活的改变、婚姻和家庭的构造以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冲突的出现。
在以上所讨论的研究中，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的关注。首先，中共政权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甚至可以触及到城市社会最底层的控制机器。其次，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流动人口”弱化了国家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再其次，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历了城市与商业革命，这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城市的公共生活。最后，从以上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研究方法的改变。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研究一般是为政治体系、政策、控制、和管理提供一个全国层面上的视角。而世纪之交时，关注点转向了城市生活与具体的城市问题，并着重研究人们在城市中的经历。
我们还可以看到，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城市史的研究存在如下一些局限：研究文化生活者很少，更多是研究政治、政策和机构，而且大都集中在1950年代，因为相对而言，这段时期有更多的资料。新开放的档案资料，大大提升了我们对共和国的历史及其城市的了解。他们研究的主题，主要是共产党从暴力革命到城市管理的转型，这种转型是怎么发生的，其机制是什么，等等。另外，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于上海，因此，研究中国城市的史学者面临着一个挑战，那就是要对上海以外的城市进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将帮助我们建构中国城市的完整图像。
本书是一部城市的微观史，结合了第二与第三种研究取向。依赖档案资料和作者本人的田野调查，这样可以进入到一个内地城市——比较典型的“中国城市”——的更微观的层面。尽管之前的研究为考察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基础，但我的这项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将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引向新的层面的思考。
首先，中国在1949年以后经历了许多社会与文化转型，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关于中国社会变化的研究，特别是对沿海地区，但历史学家相对来说较少地去考察社会与文化的延续性。过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把民国和人民共和国视为截然分离的两个时代，当然这没有错，因为无论在政治体制、统治方法、经济文化政策等等方面，这两个政权的确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但是最近关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学者们看到许多方面的民国与人民共和国间的联系，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政治、经济、政策的持续性，发现共产党的政策，并非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与国民党时代截然分离的。例如叶文心在研究民国时期上海中国银行的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时，发现“近代都市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产物跟社会主义之下孕育的若干制度并不是全然背道而驰的，两者之间在威权结构及大家长式管理哲学上颇有相通之处，与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对立无关。”
2013年，哈佛燕京学社组织了一个“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Rethinking the 1949 Division: Dialogue betwe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工作坊，参加者包括中国和美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家，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柯伟林（William Kirby）、柯丽萨（Elisabeth Koll）、杨奎松、张济顺、李里峰等，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坊，所提交的论文是本书的第三章。这次工作坊涉及的问题包括国家经济政策、铁路交通、社会主义娱乐的兴起、对一贯道的打击、1954年宪法草案、1911和1949革命的比较、美国大学在上海、社会福利制度以及群众运动等。参与工作坊的学者几乎都同意（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国共两党在许多方面都有着连带关系，不少观念、习惯、经济政策方面，两党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而这项研究则同时关注了公共生活的改变与延续以及两者的互动。我用具体的证据去判断在中国的一个内陆城市中，其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大众文化，哪些发生了改变，哪些仍保持了原状，或者变化非常之小。
其次，通过考察1949年以来的公共生活，这项研究揭示了共产革命以及各种政治运动，是怎样影响普通人民、党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的。这本书描述了空前历史剧变时期的公共生活，从社会主义早期开始，经历了激进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茶馆一直是街坊交流与社会互动的中心，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施加影响和竭力占领的公共空间。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为我们观察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这个研究也同时指出，虽然我们看到国家权利扩张与社会的矛盾，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复杂得多，并不总是二元对立，灰色的地带无处不在。国家的政策也并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政治运动的节奏，对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控制也是时松时紧。
最后，我关注的是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茶馆一直都是街坊邻居社交的中心，因此是一个观察政治权力怎样发挥作用的绝佳地点。作为一个微观世界的茶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去观察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转型。因此，想要完全了解一个城市，需要我们深入它的最底层，去考察城市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茶馆就是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极为方便的场所。我的研究兴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怎么样被施加到公共空间、特别是茶馆之中的，怎样导致了公共生活的改变。随着1949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日常生活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革。尽管我们知道这场变革的重要性，但我们对具体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城市社会底层的生活却知之甚少。这项研究便提供了关于日常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层面的深刻理解。
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新资料的发现与分析。在1969年，M.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列举出五种主要的研究人民共和国的资料：内地出版物，例如书籍、杂志、报纸等；移居国外人士的访谈录；来华人员的记录；小说；中文文档和其他材料。奥克森伯格并没有提及档案，因为在那个时期，学者们还不能接触到中国大陆的档案资料，那时要接触到这些档案是非常困难的。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学者们相比，我们现在从事共和国史研究的条件要有利得多。尽管仍然有所限制，我们能够接触到一些档案材料了。然而，资料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代与1960年代的档案，但1970年代及以后的档案文献却很难接触到。因此，正如奥森伯格所指出的，“研究中国必须在面对着明显地资料中断的情况下进行。”
在本书中，读者会发现当我在讨论1950年代与1960年代早期的公共生活时，主要依靠的是档案资料。不过，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因为茶馆的数量大量地减少，茶馆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这个时期档案中关于茶馆的资料非常有限。不过，成都茶馆幸存下来，我仍然能够从其他官方和私人记录中，得到关于茶馆生活的大量的线索，甚至包括一些档案资料中所难以看到的细节。然而，1950年代关于茶馆的资料反映出，从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的政权转移，对茶馆生活与商业运营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涉及到国家控制、雇佣、薪资以及茶馆的衰落的原因。茶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处于最低谷，基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我们研究，更为不利的是，“这个时期国家的出版物更多的是宣传而非信息”。
本书大量依赖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具体情况，我都列于征引资料之中。1990年代后期，我从成都市档案馆中所收藏的、零散地分布在公安局、各种行业组织、工商局、商业登记、工商联、商会、文化局以及统战部的档案中，收集到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很少被历史学家所使用。1990年代，档案资料比现在更为开放，所以我可以接触到不仅是1950年代，还有1960年代前期的资料，尽管其数量和质量皆不如以往。
本书除了大量使用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外加报纸、日记、个人记录以及我自己的实地调查。报纸资料如《成都日报》、《人民日报》等，都是党和政府的官方日报，前者是城市层面，而后者则在国家层面。虽然这些报纸很少提到茶馆，它们的功能不过是宣传，但也并非毫无用处。我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利用这些资料，去考察茶馆、茶馆文化和社会主义下的公共生活。1950年代茶馆的资料相对丰富，为研究从国民政府到共产党政权的转移对茶馆和茶馆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详细的过程。档案资料清晰的呈现了茶馆的许多方面，包括国家控制的手段、就业以及它们衰落的原因。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地方报纸很少有关于茶馆的报道，与民国时期的丰富多彩的信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从1949年开始，媒体被政府所控制，地方报纸变成了一个为政党和国家服务的宣传工具，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尽管茶馆仍然被许可存在，但是它们却被认为是“落后的”，不能被包括在“积极的公共场合”里面。此外，政府加强了现代工业城市的建设，而休闲活动却被认为与这样的目标格格不入，所以人们大大减少了对茶馆的光顾。因此，在本书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茶馆与茶馆生活，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进行简单的概括。
本书的另外一个关注点，是从19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之后茶馆的复苏与转型。研究改革开放时代的茶馆与公共生活有有利也有不利的因素。不利的是档案资料的缺乏，例如连最基本的关于茶馆的数量都不能确切地得知。而且目前在中国查阅档案资料有越来越困难的趋势，经常有关历史档案不是作为机密，就是以其它各种原因不对公众开放。但是有利的因素是，改革开放后茶馆的复苏和媒体的活跃，地方报纸大大增加了对茶馆的报道。加上我对茶馆进行的实地调查，得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我目睹了这个城市的外貌、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但是我也看到了这个城市在十余年中，旧城被新城所取代，历史的面貌已经不在。过去中国古代城市独特的魅力与民俗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中国城市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因此，重构中国城市的历史是研究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的历史学家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此外，我们面临着怎样使用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的挑战，因为无论是档案还是媒体报道，它们本身是服务于政治、政治运动以及意识形态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那些通过报纸保存和传播的信息，由于目的主要是思想政治宣传，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内容的可信度，尽管不同的时期材料的真实程度有所区别。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党与政府紧密控制着信息的传播，这造成利用这个时代的材料面临相当的困难。例如，我们必须把那些报纸的报道，放到大的政治环境中去进行分析。有时我并不把那些新闻报道当作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去探明它是怎样并且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进行报道，然后从字里行间中筛选出事实。
改革开放后的新闻报道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党和政府仍然控制着媒体，但是许多非党报的报纸（例如晚报、早报、商报、都市报等）的出版，给媒体带来了某些自由，只要它们不去报道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其版面还是相当活跃的，基本能够对日常生活进行及时的反映，它们对休闲生活也有着特殊的关注。因此，报纸对茶馆与公共生活的报道频繁了许多，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当然，这些新闻报道与民国时期有一些类似之处，即经常以精英的角度对茶馆进行批评，也不可避免的对大众文化怀有偏见。因此，我们在运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应当持有怀疑的眼光。但是，这些报道依然为我们通过茶馆去了解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相当丰富和有价值的信息。
除了档案资料和报纸媒体，本书第二部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地考察。从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前期，我在成都茶馆中开展大量的调查，也目睹了成都城市的面貌、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我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茶馆，从气派非凡的多层的可容纳上千人的茶楼，到简陋的只有几张桌的街角茶铺，都在我的调查范围之内。我与茶馆中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交流，有顾客，老板、员工、以及服务员、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朵匠、小贩，等等。当我考察茶馆时，我并没有分发调查问卷，做笔记或记录对话，我更倾向于随意的交谈，并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主题。这样，我力图得到被调查的对象的最真实的表达，去倾听他们的声音。每天的考察结束后，我把自己当天的所见所闻写入田野调查的笔记中。
因此，这种没有预设的调查，使我更容易从平常的对话而非标准化的问卷中，收集到现实的故事与真实的信息。在传统的街角茶馆，顾客们并没有什么隐私意识，这对我的考察是有帮助的。但另一方面，对某些问题，我却不能得到系统的资料，因为经常我所获得信息是随机的。再者，在使用这类调查记录的时候，我尽力去保持资料的最初风格，希望我讲述的故事，不要太受到我主观意识的干扰，而保存之中最自然的东西。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我像人类学家一样进行田野考察，但我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去对待我所收集的资料，即不试图去建立一种人们行为的一般分析模式，而是去回答在经济与政治变化过程中，公共生活是怎样改变的等相关的历史问题。
在我对成都进行考察后，不到十年之内，旧的城市几乎从我们眼前消失，至少这个城市的外观已经被一个崭新的面貌所取代。在当今中国，古代城市中富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方文化正在快速的消失，城市变得越来越同一化。因此，恢复与重建中国城市的历史，对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学家来说，将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本书第一章是导言，第八章是结论，主体内容包括六章，分为两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