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纬 来源
/影视经纬
一个北京青年,住豪宅,开豪车,不用为生计发愁,每日无所事事,游荡在妻子与数位情人之间,吃饭、打牌、开车、泡妞、养宠物、逛夜店——遍体纹身、满嘴脏话的他是“垃圾”,对待妻子、情人、女儿、朋友、社会的真诚是“爱”。
几个普通的小人物,一座长江古城,避世的生活、孤独的救赎、精致又粗粝的黑白影像——这部极具作者风格与人文关怀的艺术电影,已在今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会上获得了著名导演陆川的赞赏与50万投资。
陆川导演评价:“此片有相当强悍的个人风格和非常独立的表达,关注社会的视角显得弥足珍贵。大的电影工业需要足够多元的创作者,既要有主流的商业片导演,也要有电影艺术家,而张新阳就是其中代表。保护一个有趣的灵魂,应该是电影人的职责。我会继续支持张新阳接下来的创作。”
张新阳导演于2019-2024年同时创作并完成的这样一部自由狂躁、充满荷尔蒙的
纪录片《也是垃圾,也是爱》
,和那样一部黑白影调、风格强悍的
剧情片《寒江别》
,“就像一张CD的ab两面”,
他用剧情片重塑自己的创作观念,又用纪录片打破这种观念。
FIRST这方给予年轻人撒野与狂欢的创作场域,今年诞生了不少佳作乃至“神作”。入选今年FIRST纪录片实验室粗剪项目特别推荐的《也是垃圾,也是爱》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一部:制作自由,叙事完整,人物充满戏剧张力与人性魅力,同时兼具着实验与探索的精神……
放映被安排在地下商场的酒吧里,昏暗灯光下的封闭式观影,让人如梦似幻。端起酒杯,猛吸一口烟,觥筹交错、云雾吞吐之间,我与新阳导演完成了这场深度访谈。
以下是张新阳导演的自述:
自由狂躁《垃圾爱》
2018 年,还没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饿死诗人》,之后就一直想拍长片。同年,开始写作《寒江别》的剧本,那时候还叫《伤寒杂病论》,2022年拍摄完成。
这期间我去过很多创投,2020 年同时入围上海电影节和first创投。直到今年6月,再次以制作中项目来到上海电影节创投,获得了评委陆川导演、梁琳老师、姚晨老师的认可,陆川导演当场表示愿意投资50万帮助我完成影片后续的制作,并支持我接下来的创作,这对我和这部电影来说无异于是一次拯救。
也是在2019年,我在上海认识了《也是垃圾,也是爱》的主人公
三儿
。自此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我家住在南方,那时候比较频繁地去北京给我的剧情片找制片人、见资方。每次去北京,我就在间隙里找他玩,同时跟拍。
2019年开拍,一直拍到 2024 年。一开始就用手机和微单拍,后来发现不是那个味儿,就在京东上买了个2000多块的杂牌子DV。
用一些有缺点的设备拍摄一个有缺点的人,成为一部有缺点的电影
,这是我的理解。
实际上我的拍摄没有任何规划。我没有预先非常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呈现一个怎样的内容,我觉得那样反倒是剥夺了我的创作自由。
我觉得三儿这个人物挺有意思就拍了,也没有思考什么时候应该剪出来,只是到了今年我的剧情片剪完了,同时三儿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女儿去了国外。我觉得这刚好是一个节点,可以完成这一阶段的剪辑。
虽然前前后后拍了5年的素材一直堆积着,但我两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剪辑。
剪辑的过程是一次实践影像的过程,我完全把它当做一部实验影像来做了。
有很多朋友反馈说这部纪录片的人物塑造的很好,剪辑也很好。其实我也没想过我要把这个人物呈现得怎样好,表达我怎样的态度,就一直在
寻找影像和影像之间的接触点,情感与情感之间的接触点。
拍剧情片是一个偏工业化的过程,每一步都要想,用什么机器,怎么布光,怎么构图,演员状态对不对,每一步都是被编排过。纪录片就不用想那么多了,从强意识变成了下意识。
我就拿着相机,跟着他一块生活就行。
我和他的拍摄方式是“同流合污”式的
。马莉老师(《囚》导演)觉得我对主人公的干预太少,她说你应该去干预,掏出他更多的东西。我赞同马莉导演的敏锐意见,但我又向她解释:我拍摄过程中就很惯着他、顺着他。剧情片创作导演介入的东西太多,所有人都听你的,现在纪录片我想听他的,我想跟随他。
当然我在选他这个人物之前,是觉得他是跟我非常贴合的,这是最关键的。
我认为三儿是一个活得很真的人,他身上有一种真实的浪漫,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真实的抵抗。他和我一样都在对抗某种“空”,这一点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三儿刚好投了一个好胎。可能很多人看他的生活会很羡慕,他没什么经济压力,但他一直在抵抗这种东西。
因此,我爱他,不是男女,男男,女女的那种爱,是
我跟他本质上是同一类人:没有什么安全感,需要不断寻求某种刺激和稳定。
只不过
他的刺激是物质,我的刺激是创作
。他的困惑是用物质直接体现的,我的困惑是用艺术、电影、诗歌来展现的。
我们的表达都很张扬,这是一种保护色。他的张扬是纹身,是买豪车,我的张扬是在创作里不断寻找新内容和新形式。
他有经济实力,可以换一座城市、换一间房子继续生活,我同样可以换一种方式去表达。
所以,我们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相互吸引感。他知道我在拍电影,他也试图从我身上了解我。他问我拍电影能安放自己吗?能缓解内心的焦虑吗?我看他也一样,他和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他买豪车,能安放他的焦虑吗?
我们互相都在从对方身上找一个答案,很显然我们都失败了。他问我:说你还在弄那个电影呢?还没弄出来呢?别他妈拍了,跟他们丫的瞎较什么劲啊。我回答:你还跟那个女人有瓜葛呢?你还没决定好你要干嘛吗?你也别瞎较劲了。
其实,拍摄者和被拍者本身都是一样的。
但纪录片和剧情片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创作方式。纪录片是全程跟拍,有很多角度,制作上也很自由。
我一个人拍,一个人剪,不用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剧情片就需要考虑各种情况,找钱、找人,处理人际关系,以及无限期地等待。很复杂,也比较消耗人。
风格强悍《寒江别》
我同步做这两个片子,就像一张 CD 的 a 面和 b 面。我一方面用剧情片在重塑自己的创作观念,另一方面用纪录片去打破这种观念。
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的性格也是一个 CD 的两面,一方面长时间失语,一方面又不得不去讲话。一方面要顺从内心的那种老灵魂,一方面又觉得应该要年轻一点、阳光一点。
有时候狂躁,有时候抑郁,有时候高兴,有时候失落。
拍电影也是这样,我一方面想要进入工业,想要养活自己,想要顺从时代的某些变化,一方面又很怀旧,想追求自由,保持我自己的独立和对抗。
当时我是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能很好地概括我的心态,老迈、腐朽、暮气沉沉。那时,我常常去南京的长江边去逛,看到很多很多人,感觉他们的状态与我内心的某些状态非常契合,电影拍完易名叫《寒江别》的时候,我也把这首诗改作了这个名字。《寒江别》的电影片名是张献民老师取的,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名字来了。
诗歌里大致讲的就是长江边有个寺庙,一个和尚年纪非常大了,他走到江边想要自杀,他在寒冷中望着槁暴的江水,就像凝视久病的自己。他对这个世界有所留恋。他站在寒冷的江边告别自己。电影中多多少少保留了诗歌中这种与自己告别的情绪。
我们很多年轻创作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自传的嫌疑,都会找一个很帅的演员在电影里来演自己。我不是那样,我的主人公是中老年人,
我可能就是一个老灵魂。
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可能还年轻一点,好玩一点,可能还挺痞的那种,但是我终归严肃去对待所有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内心中都是有点枯的。
片子的男主角之一是张献民老师。张老师本身就是南京人,气质也比较符合。此外,张老师在创作上对我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老师,有他在,我各方面比较安心。
选择在南京拍摄,是因为迁徙感让我对很多地方都存在一定的不信任感。我出生在北方(山东),从小跟着父母去了南方(江苏常州),后来到了南京上学,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相信这个城市,可能是他不是纯江南,也不是纯北方,有一种混合感,
跟我短暂的人生从北到南的那种混合感非常像
。
采用黑白影调,是因为我觉得我拍的这些小人物,他们身上的光芒盖过了很多浮躁的软弱的颜色,让一切黯然失色。而
黑白其实是最本质的颜色,当那些人物的光芒和力量迸发出来的时候,就像下了一场大雨,这个世界所有虚假的颜色全部被冲刷掉了,只剩下黑白。
《寒江别》里有一些偏黑色的东西,残酷的幽默,以及视觉上的那种暴力和塌陷的景观,但我都认为那是美的。
我比较喜欢金基德,也很喜欢日本电影,比如黑泽明、小林正树、今村昌平,我喜欢他们那个年代拍的那种黑色,影像有点“脏”的感觉。
我的下一部电影是一个犯罪悬疑类型的商业片,剧本已经写完了,也为这部电影写了一首诗。我也会继续做纪录片,继续去国外跟拍三儿的故事,我还有其他的一些纪录片项目,关于少数民族的等等。
陆川导演问我:以后是想做艺术家导演,还是要拍一些商业电影。我说:艺术家的事儿交给纪录片吧,我以后要拍些能吃上饭的东西了。选择做商业项目,是我非常清楚我得进入主流工业化制作流程当中,说的通俗点,我得活着。
之前,我没有靠电影挣过一分钱,去拍纪录片,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搭进去的钱少,之后的电影项目我想有点收入,让和我一起合作坚持的其他年轻的摄影师、演员等等也好也都有点收入。
我在北京见到我片子的主演之一,我和他吃饭,他问我:
导演,片子什么时候能上?
现在我学生作业都演不上了,
竞争激烈,机会太少。
这几年我自己基本是没有收入的。偶尔会有好朋友们介绍一些零散的小活,拍广告宣传片纪录片之类的,挣点生活费,可能两三个月才有一次。其余时间就在家里呆着,假装奋斗,混吃等死。
我拍电影不是想证明我自己有多强,也不是希望能够获得多少金钱或者怎样的身份地位。当然,我也不想做一个虚妄的人或者一个浮着的散仙。
我就想做一个洞,一个洞的洞,每天吸纳。
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一个表达很匮乏的人,但我善于把自己的语言整理成诗歌、整理成电影。你要问我要表达什么,其实根本不需要问,你看我的诗,看我的电影就都了解了。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能做出无数张具有ab面的 CD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