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现代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纵观嵇康研究的历史，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嵇康的生平事迹以及著作文本整理取得进展。《嵇康集》的整理、研究取得非常重要的成就，这为所有的嵇康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为可靠的文本。有关嵇康生平事迹，大体已经清楚。虽然仍有拜中散大夫、为何被害、妻子是曹操几代孙女等问题存在争议，但魏晋材料收罗殆尽，近来有关争论似乎减少，研究者大多不再把精力放在那些很可能没有最终结论的问题上了。
二是对嵇康思想的认识提高。对于嵇康的养生、声无哀乐、释私、名教自然、心不违乎道等学说学界都有非常充分的解读，对嵇康与阮籍、嵇康与向秀、竹林七贤等也有细致的探讨，特别是把嵇康的思想放到玄学以及魏晋思想史的脉络中来理解，形成了不少有说服力的观点。
三是对嵇康文学研究不断深入。嵇康的论难文章，析理绵密，“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刘师培语），具有卓越的思维能力，实为三国后期文章大家。诗风峻切，四言诗成就很高，上承《诗经》，下开陶潜，其闲逸游仙的题材等，论者都有细致的阐发。
四是近40年来嵇康研究更是得到极大的拓展。论思想，有嵇康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的比较性研究。论深度，嵇康诗文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概念的理解，还有“生命实践诠释学”以及“互文性”等新的理论术语的介入，开辟出嵇康的形象、嵇康的接受史等新的领域，整个探索在不断地深入。
为简明起见，我们将划分整个历程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嵇康研究的创立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49年；第二阶段是嵇康研究的调整阶段，1949年到1979年；第三阶段是
嵇康研究进一步发展阶段，80年代至今。
20世纪上半叶是嵇康现代研究创立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不仅确立了《嵇康集》的文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玄学、清谈概念的建构，给嵇康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哲学框架。这一时期的研究从方法上来看，既有实证性研究，又有思辨性的成果，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
嵇康的现代研究与传统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此前的传统学术虽也涉及玄学、清谈，但大多是零星的批评，点滴的心得，片言只语，一麟半爪，虽然时有灼见，但各个论点之间学理上的关系不甚明确，不成系统，很多具体问题没有得到体系化的研究。现代学术是以现代的立场、观点、方法展开的研究，它注重整体性、概念化以及体系的特点，玄学与清谈核心概念的确立，使嵇康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与意义能够得到进一步说明。
嵇康当时是作为朝廷的罪人被杀的，在传统时代无法斥言朝廷有错的环境下，嵇康的无辜很难得到公开认可。尽管两晋南北朝名士非常仰慕嵇康，惊叹他的天才与人格，仿效他的风度，但时间久远，他的思想逐渐不为人所重视，他高洁的形象越来越模糊。北齐颜之推已经不懂嵇康，他在自己后世声名远扬的《颜氏家训》中称“嵇叔夜排俗取禍”“凌物凶终”，又曰：“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这样的观点在唐以后流行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环境下自然占据主流，嵇康傲世取祸成为世人刻板的印象。而嵇康的音乐理论、社会理论、论证事物的方法、逻辑观念等鲜有人问津。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主体性的发展，自我意识的上升，人们终于发现嵇康独立人格的魅力，开始重视从思想的独特性、人格的高洁等方面来认识嵇康。自此，嵇康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提高了。
（一）玄学、清谈概念的建构
20世纪早期对玄学、清谈概念的建构尤为重要。“玄学”与“清谈”这两个词古已有之，把玄学、清谈作为一种哲学运动，作为一种思潮，作为一种特殊的风尚与生活方式，却是鲁迅、汤用彤、侯外庐、冯友兰、贺昌群等一批学者努力的结果。
鲁迅（1881-1936）在1927年作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此文虽非典型的论文样式，但却以一种崭新的理解与叙事方式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历史时代，一种我们全然不熟悉的生活方式，因药、宽袍大袖、诗酒文章等诸多细节呈现出如在眼前的历史情境。什么是活的历史，鲁迅做了一个示范。如果说鲁迅着力呈现魏晋风度、名士的生活方式，那么汤用彤、贺昌群、容肇祖等人努力的方向则是思想史的学理线索。究竟用什么核心概念来描述魏晋时代，这是一个问题。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1935）一书用了“自然主义”来概括何王、嵇阮、向郭等人的思想，并注意到嵇康论辨中名学（逻辑）的运用。1936年《儒效月刊》上发表宋景昌《嵇康阮籍之比较研究》的论文，也是运用“魏晋自然主义”，可见这一概念在当时很有影响。到1989年刘金山的论文《阮籍嵇康的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2期）仍延续着这一概念。
容肇祖写作《嵇康的思想》时，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论述相对简单，而汤用彤1938-1947年间完成的《魏晋玄学论稿》则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汤用彤对玄学运动的描述也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在《言意之辩》中，他试图通过言意之辩的核心建立“玄学统系”，并且把王弼、嵇康的学说贯通起来。《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中说：“道家老庄与佛家般若均为汉晋间谈玄者之依据。其中心问题，在辩本末有无之理。”故又对照玄佛之义设为框架。则是：一是王弼之说，对应的是佛教本无义；二是向秀、郭象之学，对应的是色义；三是为心无义；四是为不真空义。《魏晋思想的发展》中又以圣人观念或自然与名教之辨为核心，划分魏晋思想发展为四个阶段：一是正始时期，温和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激烈派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二是元康时期；三是永嘉时期，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是东晋时期，可称为佛学时期。在讲授魏晋玄学时，汤用彤又以“贵无之学”为线索，梳理出王弼之学、阮籍与嵇康之学、道安和张湛之学的脉络，又以“崇有”概括向秀、郭象之学。不难看出，汤用彤一直试图确定魏晋思想发展的框架，虽不同时期描述有所差异，但主要的线索是清楚的。四期划分后来成为魏晋玄学史分期的主要模式，正如汤一介所说，汤用彤的分期“允为定论，至今突破这一体系框架者仍不多见”
[1]
。在汤用彤前后有范寿康（1896-1983）《魏晋之清谈》（1935）、刘大杰（1904-1977）《魏晋思想论》（1939）、王瑶《玄学与清谈》〔见《中古文学史论》1942-48）〕等诸论。
玄学、清谈有时也称之为玄风，这一历史现象也吸引了史学家的注意。吕思勉《蒿庐论学丛稿》中《魏晋玄谈》（1925）一文、陈登原《国史旧闻》为1938年以后作，其中有“清谈之目”“清谈来自”“清谈家之生活”“玄学”数条，均与玄风相关。又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1945）、缪钺《清谈与魏晋政治》（1948）、唐长孺《清谈与清议》《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1953）等对清谈与玄学都有进一步的梳理
[2]
。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又专有《寒食散考》
[3]
，对玄风所涉及之药有详细的考证。贺昌群（1903-1978）《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本是其在中央大学教学时的讲稿，1946年重庆商务印馆出版。此书对嵇康的阐述不多，但对于清谈思想有非常细致的探讨，认为嵇康声无哀乐论与当时圣人无情、茂于情之说密切相关。随着对玄学运动的描述不断清晰深入，嵇康研究也相应有了框架，展开了更丰富的阐释。
实际上，对清谈的探讨一直在持续。1949年以后仍有不少相关的论文。台湾学者唐翼明的《魏晋清谈》（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博士论文，此书上篇讨论清谈的定义、形式及内容，下篇讨论清谈起源、发展与演变，颇可参考。
（二）对嵇康的认识
学界对于嵇康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在汤用彤不断构思的框架中，嵇康若隐若现，有的框架中，并没有包括嵇康。嵇康在整个玄学体系中很不好安排，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嵇康的独特性，还是他本来在玄学体系中就不处于核心地位。汤用彤对嵇康的评价是非常犀利的，他说：
嵇叔夜则宅心旷达，风格奔放。……盖王氏（弼）谨饬注重者本体之宗统，嵇氏奔放欣赏者天地之和美。嵇叔夜深有契于音乐，其宇宙观察颇具艺术之眼光。虽思想浮杂难求其统系，然概括言之，其要义有二，首则由名理进而论音声，再则由音声之新解而推求宇宙之特性。
[4]
嵇康似乎没有达到如王弼那样的本体的层面，思想的深度似有不及。汤用彤在另一处说：
王何较严肃，有精密之思想系统；而嵇阮则表现了玄学的浪漫方面，其思想并不精密，却将玄学用文章与行为表达出来，……嵇康、阮籍把汉人之思想与其浪漫之趣味混成一片，并无作形上学精密之思考，而只是把元气说给以浪漫之外装。他们所讲的宇宙偏重于物理的地方多，而尚未达到本体论之地步。二人以阮籍的思想较好。他有《通老》、《通易》、《达庄》等论。
[5]
嵇康的思想不及阮籍，不止一位学者有类似的看法。更早的顾实（1878-1956）在《中国文学史大纲》（1928年再版）中也说：“嵇康辞章，颇见成就，至其思想，殊多散漫。”嵇康的论文很难读，不仅文辞繁富，立意也出人意料，持论多与时人相反，细致说理，论证缜密，都不是人们熟悉的路数，阅读起来非常艰难。又《嵇康集》经数百年传抄，校者妄改，正文中颇有难点。非反复研究体会，很难得其要领，不免留下“散漫”的印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卷（1933）虽然也有“阮籍、嵇康、刘伶”一节，但其中论述嵇康，仅引《晋书》本传一段，又引《释私论》一段，后缀仅仅26个字的评论。非谓冯友兰仓促，而是嵇康哲学因其独特性让人很难短时间把握。到20世纪80年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1986）中对嵇康的研究就非常深入了。任继愈、余敦康也认为“阮籍、嵇康的自然论在玄学思潮的这个发展序列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6]
。嵇康显现出在中国玄学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
鲁迅非常理解嵇康。他不仅花费巨大的精力校订《嵇康集》，高度评价嵇康，赞赏“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又说嵇康没能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个性丝毫没有因外界的压力而改变。正是在嵇康身上，鲁迅看到了自己高傲正直、激进反抗、不肯随俗的身影，他也特别洞察到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本质，那些亵渎礼教的行为使嵇阮成为“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的人，而事实上他们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7]
。这一阐发无疑改变了人们对嵇阮的传统理解。
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可能是20世纪第一部对嵇康进行现代研究的著作
[8]
，其中对嵇康文章给予了非常中肯的评价。虽然是文学研究，但刘师培清楚意识到嵇康文章的思想性。《三国志·魏志·王粲传》中说“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又《文心雕龙·体性》曰：“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刘师培说：
以“兴高采烈”评康文，亦与《魏志》“文辞壮丽”说合；盖嵇文之丽，丽而壮者也。均与徒事藻采之文不同。
又说：
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
[9]
肯定了嵇康文“析理绵密”的特点。释吾《嵇康与陶潜》（《金陵光》第14卷第2期，1925年11月）可能是第一篇把嵇康与陶渊明联系在一起的文章。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1931）也认为，陶渊明“复得返自然”中的“自然”就是嵇康诗中的“自然”，嵇康实为陶渊明诗之先驱。
[10]
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1958）、葛晓音《八代诗史》（1985）中《嵇康和四言体》一节都谈到了嵇康与陶渊明之间的关系。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一书撰于1939年春至1942年秋
[11]
，他说：“《三国志》本传谓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好言老庄，则有之矣；壮丽尚奇，窃未见然。”不同意嵇文“壮丽尚奇”，但他认为嵇文长于说理，则与刘师培同。钱基博说：“康正名辩物，颇核持论，而气不奇，采不遒，意思安闲，只是以质率妙造自然。”这是相当确切的分析。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成书于1949年之前，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林庚论嵇康时说：“屈原所主张的‘举贤授能’的民主政治，在建安时代的基础上，就初步的被争取到。……嵇康临刑时有三千太学生请愿营救他，并且要求以他为师，这就是民主的力量。”俨然把嵇康视为传统时代士人为实行民主政治而斗争的代表。万绳楠也认为：“嵇康在猛烈地反对儒教、反对‘割天下以自私’的斗争中，形成了他自己的带有民主性的政治思想——‘以天下为公’。”
[12]
这一带有理想色彩的观点无疑受到当时时代的影响。
（三）《嵇康集》整理
这一时期，鲁迅整理的《嵇康集》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他从1913年开始以吴宽丛书堂钞本为底本，搜罗各本，校勘《嵇康集》。到1924年完成校勘工作，前后校阅十数过，在《嵇康集跋》中自谓：“中散佚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其后1931年又以宋本《六臣注文选》校《嵇康集》一过，1935年又收到台静农所寄旧校本《嵇中散集》一册。此后就没有这方面的工作了。若从1913年算起，到1935年前后历时二十多年，可见鲁迅倾注心力之大，而《嵇康集》终于有了非常精善的本子。事实上正是如此。冯友兰用到《嵇康集》时，就说：“《嵇康集》有许多本子，异文很多。（书中）下面引嵇康的著作，不专靠哪一个本子，只看哪一个本子的异文‘于义为长’，不另作说明。如果要知道这些本子的异同，可以看鲁迅先生的《嵇康集》的校本。”
[13]
嵇康是曹魏时期的名士，但陈寿写作《三国志》因形格势禁，没有为嵇康立传。唐修《晋书》已去曹魏500年，虽为之传记，但颇为空泛，致使嵇康生平等许多细节不清楚。侯外庐等在1949年之前写成《嵇康在文献学上的身世消息及其著述考辨》一文，后收入《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对其生平、著述等细节详加考证，体现重视文献的研究传统。他又提出“文献学上的嵇康”，反映出我们对于嵇康的认识与理解只能建立在文献基础之上这一意识，这与传统史学又有区别。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1932）、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1937-1947）这两部著作都包括了嵇康生平文章的编年。嵇康的生平、事迹、交游、作品等按照编年一一排列，有出处，有考证，非常有利于查考。后来的曹道衡、沈玉成、周振甫等仍有关于嵇康的考证成果。
1949年之前的嵇康研究，开创了现代模式。视野开阔，对嵇康的生平、性格、著作、文学创作、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与玄学清谈之间的关系、在玄学中的地位与意义等都有涉及。特别是鲁迅、汤用彤、侯外庐、冯友兰、贺昌群以及许多历史学家对玄学清谈的探讨，为嵇康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框架与社会生活的情境，这使得整个研究摆脱了传统的模式，走上了现代学术的发展路径。《嵇康集》校勘注释的完成，使整个嵇康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文本基础。
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时间是嵇康研究的调整时期。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嵇康哲学的探讨以及对玄学或清谈研究框架的调整
1930年冯友兰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随后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1933）。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讲稿整理后于18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1949年以后，他希望的是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第四册专有一节论嵇康。魏晋推崇名教，并非名教不对，而是崇尚之下，好名之徒难免以伪善行世，以虚假掩饰自己的劣行，是非善恶难分，社会失去正义。所以嵇康推崇任自然，就是率直任性，这个“性”是没有被外在因素扭曲的正当的本性，人自在自得就在于任这个性，任这个自然。《新编》中冯友兰的分析抓住了嵇康思想中的重要环节。他指出嵇康精神境界的第一层次，即“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对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的。嵇康强调人应该“值心而言”“触情而行”，即显情，而不是匿情。第二层次——“心不违乎道”，这是对人与宇宙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说的。这需要“审贵贱而通物情”，“情不系于所欲”。即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而不为欲望所牵引。这一分析使我们对嵇康的理解更进了一步。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五卷，于1949年前后完成并出版，各卷又加修订于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卷于1959年完成并出版。第三卷专论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侯外庐等作者特别注意到嵇康的认识论，这是论者很少阐发的方面。又特别点明了嵇康在逻辑学上的贡献：“在其（嵇康）体系上是一系列的诡辩，但是，在形式问题上面，却闪出些光彩，对中国的逻辑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14]
此书最大特色在于整个思想史的阐述始终围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线索。如向秀是唯心主义的庄学，而范缜神灭论则体现了唯物主义体系，嵇康则是心声二元论。一方面是虚幻的概念，一方面是具体的实在，从概念（心）怎么到达具体的实在（声），这是嵇康无法解答的。但学者对嵇康哲学的认识存在争议，丁冠之则认为他属唯物主义，“嵇康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两汉唯心主义神学世界观和魏晋玄学唯心主义‘贵无’思想的对立物，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
[15]
。到1979年时，万绳楠《嵇康新论》仍强调说，嵇康在反对唯心论的斗争中，变成了一个唯物论者
[16]
。此外，张志岳《略论嵇康及其作品》（《哈尔滨师院学报》1960年第1期）、汤一介《嵇康和阮籍的哲学思想》（《新建设》1962年9月号）均可见出当时的学术动向。
台湾学者有自己的研究轨迹。牟宗三《才性与玄理》（1962）中专有一章“嵇康之名理”，讨论养生、释私、声无哀乐三个专题，意在名理，而魏晋名理的意义相当于今日的哲学。又有黄振民《嵇康研究》，载《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第三册（台北水牛出版社1978年版）。学术风尚与大陆学者颇有差别。
（二）对嵇康政治态度的分析
政治态度包括嵇康与权力集团的关系等问题，一向受到关注，但调整时期，政治倾向、政治立场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即使是文学研究也要首先讨论诗人的政治倾向，然后再来看他的文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嵇康）对现实的态度比起阮籍来又要冷漠得多。这样消极的人生观，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便是大量的玄言诗和游仙诗。……作为一个诗人，嵇康不仅没什么成就，他这些消极的、反现实的作品还是必须给以批判的。”
[17]
由此可见，抽象化的政治立场的定性往往左右对诗人的诗歌成就的评判。
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分析。高海夫说：“北大《中国文学史》说嵇康对现实的态度很冷漠，说他没有什么成就，马圣贵、姚国华二同志说他是一个忠于腐朽的曹魏统治的人物（《也谈如何评价嵇康》1959年4月17日《文汇报》），从而大大地贬低了嵇康。我觉得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18]
嵇康当时处在曹魏与司马氏之间，而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认为，必须从诸多历史细节中找到嵇康政治选边的依据，确定其政治立场。显然嵇康是站在曹魏一边，同情曹魏，对司马氏不满，毌丘俭反抗司马氏，嵇康欲起兵响应，属于“忠心耿耿地维护曹魏统治的人物、是一个曹魏政权的鹰犬”。高海夫认为：“对代表豪门世族利益的司马氏政权，嵇康固然坚决反对，但已被新兴贵族所把持、逐渐腐朽了的曹魏政权，对嵇康来说，也并非很理想的。嵇阮二人一样，他们既不拥护旧的世族，也未依附新兴的权贵，他们乃是地主阶级中比较正直、头脑比较清醒、具有较高理想的分子。”霍松林认为嵇康的思想是当时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的产物，不是传统思想简单的翻版。
[19]
（三）有关年谱等基础材料的工作
戴明扬（1902-1953）据黄省曾刻本等撰《嵇康集校注》，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中华书局再版。台湾学者何启民《竹林七贤研究》中包括有《竹林七贤年谱》，初版于1966年，又有学生书局1984年版。台湾学者庄万寿有《嵇康研究及年谱》，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童强《嵇康年谱汇考》，收入范子烨编《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卷一，世界图书出版社2014年版。
调整时期包含了差不多均等两个时段，后期的研究工作非常滞缓，前期主要是对1949年以前的诸多观念以及研究的调整，对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的研究采取了新的哲学的眼光，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来加以衡量，嵇康的研究也不例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他是属于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政治成为突出的衡量因素，通过嵇康与政权以及权力集团的关系来分析嵇康的政治立场，进而来说明他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文学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学术文化得到繁荣发展，嵇康研究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一）是嵇康研究受到关注，成果丰硕
1980年至今40多年，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大陆与港澳台发表的论文约有400多篇，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嵇康研究专著。
丁冠之《嵇康》（1980）长文（收入方立天、于首奎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年版）、许抗生《嵇康思想略论》（《齐鲁学刊》1980年第3期）、刘康德《试论嵇康的哲学思想》（《复旦学报》1981年第6期）、陈战国《嵇康与玄学三理》〔《中国哲学》（1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均是对嵇康哲学较为系统的评述，但学术框架、理论倾向仍然受到上个时期的影响，如刘作就是从“神秘主义世界观”“不可知的认识论”以及“自得无为的辩证法”等三个角度来论述嵇康的思想的。
新的变化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逐步体现出来，学者的论述带有更多自我的认知与独特的视角。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1994）在当时魏晋玄学的研究中影响很大。此前的人文研究，都偏向从社会经济政治等非常宏观的角度阐释，此书却提出一个当时学界非常新颖的关键词，心态。这为其研究带来了一个个体、群体的心理、精神状态的视角。作者认为：嵇康追求一种超尘绝俗的理想人生，他是“第一位把庄子的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境界的人”，但这种境界“并不具备实践的品格，在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这样崇尚的追求，又伴随着嵇康“过于执著、过于切直的性格”，这造成了嵇康的悲剧
[20]
。孔繁《魏晋玄谈》（1991）与此视点相关，他认为：“嵇康和阮籍从理论上解决了自然和名教之矛盾，强调道儒之不可调和，从而将老庄之自然无为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开魏晋名士旷达任放、不拘礼法之风气。……正始以后，士族之不拘礼法，受嵇、阮影响很大。”
[21]
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1997）是从生命观的角度来审视嵇阮诸人。嵇康的《释私论》认为道德本质存在于自然的人性之中，君子体验到这种本性就能够做到“越名任心”，这是玄学的生命观。
[22]
自然本性扩展到万事万物中，就构成了本体论的基础。王晓毅《嵇康哲学新论》（《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1期）一文认为，通过现象（形），辨析事物性质（名实）和规律（理）的形名学，“不仅是嵇康最重要的学术方法而且反映了其哲学以事物‘自然之性’为本的理论特点，这也是魏晋玄学本体论的基本特征”。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虽是文学断代史研究，第九章专论嵇康的诗与文，但作者特别强调嵇康的人格魅力，并且说明人格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新颖而独特。
童强《嵇康评传》（2006）一书对嵇康的生平、诗文、哲学思想均有系统深入的探讨，学者评价“有一定的开创性”
[23]
。此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揭示嵇康对归纳法的质疑。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被认为是根据大量观测数据归纳出来，但西方18世纪休谟第一个对归纳法的逻辑合法性提出质疑。与休谟类似，嵇康在3世纪就对归纳法提出逻辑上质疑，尽管他的证明非常朴素。他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都是人寿百年。然而“仰观俯察，莫不皆然”的明证只是“以多（同类的证据多）自证，以同（证据本质上相同）自慰”，并不能逻辑地证明“一切之寿”，更不能证明天地之间，关于人寿之理，尽此而已。嵇康的质疑早于西方的休谟1500年。此书还分析了《太师箴》的主旨。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太师箴》是嵇康谴责司马氏的作品。本书通过箴辞文体史的证据，证明《太师箴》是嵇康拟以太师的身份对君主提出的告诫。
这一时期还有张节末《嵇康美学》（1994）、台湾学者曾春海《竹林玄学的典范——嵇康》（1994）、台湾学者张蕙慧《嵇康音乐美学思想探究》（1999）等著作。曾春海的专著对嵇康的自然观、人性观、生死观、社会政治思想等都有细致的分析。受到侯外庐著作的影响，他也特别注意到嵇康的认识论以及论辩方法上特点，并且提到嵇康“以多自证，以同自慰”与归纳法有关。书末附录《嵇康研究论著目录》载大陆与台湾1994年以前相关论著的目录，颇可参考。
（二）是嵇康研究的模式在变化、范围在扩展
嵇康研究涉及四种模式：一是思想研究，把嵇康放在整个思想史、哲学史的脉络中来进行考察。所以玄学、清谈的梳理相当重要。二是外部研究包括传记性研究等，主要探讨嵇康所处时代与社会、他与权力集团、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探讨嵇康的生平事迹以及个性特征等因素。三是内部研究，但通常很少有纯粹的作品研究，作品研究总是结合着生平、思想以及外部研究一道展开的。四是材料考证。上述三个阶段中这类考证一直在持续。陆侃如、刘汝霖、曹道衡、沈玉成等均有中古文献材料考证方面的成果。
这一阶段仍有一些考证文章，刘康德《嵇康锻铁、服药及其关系》（《复旦学报》1987年第2期） 试图证明嵇康锻铁与养生治病有关，他需要打铁产生的铁屑来治病。又有姚汉荣、姚益心《嵇康之死考辨》（《中州学刊》1988年第3期）。嵇康是否曾官中散大夫这一问题，引起了沈元林（《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穆克宏（《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的讨论，10年之后，仍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见牛贵琥《〈嵇康曾官中散大夫吗〉辩正》（《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等。总体上，考证的论文减少了。
这一时期出现了比较的研究模式。学术领域中，比较是基本的方法，始终都存在，如嵇阮比较等，但此时的比较，视野更为开阔，出现了跨文化的嵇康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的比较研究，还有竹林七贤与韩国海左七贤诗歌的比较研究等
[24]
。虽然中西比较难度很大，一时可能尚未完全成熟，但无疑是有益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嵇康形象”研究。如袁济喜《〈文选〉编选与嵇康形象》（《复旦学报》2014年第6期）、刘小兵《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论唐人诗文中的嵇康形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孙梦依《顾日影而弹琴：嵇康临终奏琴形象与魏晋风度》（《理论界》2018年第4期）、熊明《琴与嵇康文学形象的生成》（《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等都属于形象研究。“形象”已是新的理论术语，嵇康固然是历史人物，但另一方面嵇康又是我们不断认知的结果，因此嵇康形象总是与我们对这个形象的建构、形象的创造有关，这种建构难免会存在认知偏好。尽管我们是严格依据历史材料，但材料的解读是在偏好的引导下进行的。形象研究将促进我们对形象建构背后话语系统的反思。徐公持《理极滞其必宣──论两晋人士的嵇康情结》（《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山东大学2009郑伟的硕士学位论文《唐前嵇康现象研究》都与“形象”有关，尽管论文没有使用“形象”这个概念。
嵇康研究中还出现了唯美主义、“生命实践诠释学”以及“互文性”等术语
[25]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都试图寻找嵇康研究新的可能性。还有一些新的研究都是前人很少涉及的领域，如嵇康的法律观念，徐永康《嵇康法律观探析》（《法学》1990年第7期）；如教育思想，李军《嵇康教育思想探微》（《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还有生态哲学，王丽慧《嵇康的生态哲学思想》（《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等，这是以往研究从没有过的视角。
嵇康研究中有关《声无哀乐论》、乐论、音乐美学的论文最多，在我们收集到的400篇论文中约有150篇都与此有关。蔡仲德、张节末、刘承华等都有这方面的论文。为什么嵇康研究中讨论音乐的论文特别多，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旨很清楚，音乐就其本身而言无所谓哀乐，这涉及音乐自律的问题，因此又可与西方汉斯立克的观点比较，曹利群《试论嵇康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思想》（《音乐研究》1986年第2期）、杜卫《嵇康与汉斯立克音乐美学思想比较》（《学术月刊》1990年第9期）、陈新坤《嵇康和汉斯立克对音乐与感情关系论述的比较》（《艺术百家》2001年第2期）、余冰《嵇康与汉斯立克的美学相似性》（《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等都有相关论述。《声无哀乐论》可以引发许多方面的讨论，如最近的论文陈莉《嵇康〈声无哀乐论〉对艺术感应论的解构》（《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张诗扬《再论“声无哀乐”——嵇康笔下的声音与受众》（《乐府新声》，2021年第1期）等，“声音与受众”“艺术感应”都是非常新颖的理论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纪以来，嵇康的现代研究获得了重要的发展。首先，研究模式已经从传统转向现代，学者对嵇康的探讨不再是笔记、心得、零星感悟式的表述，而是强调具有一定观点、结构、论证形式的研究。其次，玄学、清谈作为大的历史和理论背景为嵇康哲学观点的研究提供了框架。第三，顺应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潮，嵇康研究不断地深化发展，呈现不同的兴趣焦点和研究样式。1980年以来的研究显得更加多元，成果也更加丰富。
在此汇编的嵇康研究论文集一册，旨在体现20世纪以来嵇康研究的重要成果。选定的24篇论文分为五组。第一组侧重开创阶段的突出成果，特别是玄学框架的描述。第二组侧重嵇康思想的分析与阐释。第三组主要是嵇康文学，特别是具体诗文分析的论文。第四组是美学与音乐方面的研究论文。第五组是几篇不太好分类但可见出嵇康研究边界特征的文章汇集。我们固然是出于某种选编原则选录了这些论文，但这跨度超过100年的诸多论文在不经意之间又体现出学术史的轨迹：最初文本的确定，有关玄学、清谈或玄风的描述——实际上是基本话语的建构，具体分析模式的出现；随后是对嵇康哲学的兴趣，他与政治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40年，研究趋于多元化，成果日益丰硕，但对嵇康的哲学、对他的傲然挺立、刚强任性、率真直言的人格形象以及他的现实层面的兴趣似乎在减弱，对嵇康（连接着鲁迅）所形成的理论启发、现实批判力的开掘在减弱。限于篇幅以及选编限制，显然有许多重要的内容并没收录，我们希望现有的内容能够对未来的嵇康研究提供学术史方向性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