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历史的魅力和意味深长绝不在于回望，而在于反思，历史的辩证也绝不在于“好中有坏，坏中有好”，而在于清醒的认识和独立的思索。惯性在历史的传播中总是扮演着不尽人意的角色，过去很多我们已经认为是“常识”的历史，在不断地被重新审视和讨论，“盖棺论定”渐渐成为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这无疑给历史研究者带来一种双重的压力，一方面他们必须在学术角度进行更加缜密的钻研，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思想方面保持更加独立的人格，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实现在回望中反思，在清醒中思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戎笙老先生的《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这本篇幅并不长的著作才显得尤为可贵。王戎笙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清史专家，老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持编写的《清代全史》至今仍是大陆最好的清代史稿，这套十卷本的《清代全史》花了王戎笙先生和编写组成员们整整十年时间，其治学之严谨一直为国内史学界称道。2014年有过一则关于王戎笙先生的采访，当时85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每天坚持在自己的书房看书研究，书房很狭窄，书架很老旧，老一代学者的质朴诚纯让人很感慨。
相比王戎笙先生的书斋清冷，这两年，清宫戏的热潮却席卷全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清宫戏最集中的时代。其实，并不怪清宫戏的扎堆，因为康雍乾时代确实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次巅峰，甚至用“盛世”来形容也并不为过。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结束北部边疆的长期分裂战乱，增强了对西藏的掌控，“金瓶掣签”流传至今，西南五省改土归流，边疆、山区和海岛的开发成效显著，生产发展迅速，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被废除，摊丁入亩让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
然而，在王戎笙先生看来，正是这种“盛世”带来了一种类似悖反般的隐忧。中国历史上称为“盛世”的时期，在其光鲜的外表之内，往往涵盖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内核。这并不难理解，不管是边疆的平定，还是对旧有制度的改良，没有强大的皇权作保障，那必然会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那个时代，唯有高度的集权，政令才可能得以有效地贯彻，这是封建“盛世”诞生的最根本条件，这也是为何历来宦官专政、外戚干政的时代都将导致乱世的诞生。康雍乾时代的百年显然将集权发挥到了极致，比如雍正时建立了军机处，并进一步加强秘密奏折制度，但也正是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带来了高强度的副作用，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国防建设、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外贸外交等各个方面，为后代子孙留下了祸根。
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康雍乾时代的“盛世”是建立在一个悖反的帝国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中央要高度集权，封建专制主义要达到更高的程度，才能维系一个帝国的统一和繁荣，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权和专制又让帝国上下充满着近乎无知的傲慢，让帝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这种悖反产生了一个无奈的后果，那就是帝国越是用力要开创“盛世”，就越要强化集权，但同时就会与世界的距离越远，加速未来“盛世”衰落的到来，而这也正是王戎笙先生《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的切入点所在。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要“问责康雍乾”，更多的原因在于后来的鸦片战争等一系列落后挨打的苦难。值得警惕的是，近来近代史领域的史学界有着一种不甚负责的潮流，有个别研究者认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帝国并非“落后”，如果真的下决心一战，英国乃至英法联军、八国联军都不是对手，这些人最喜欢拿当年清帝国GDP居世界前列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其实，这完全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混淆甚至偷换，我们现在总喜欢说战争是一台烧钱的机器，谁的经济实力更深厚，谁就能笑到最后，冷战以苏联的败北告终就是铁证。但这是建立在美苏两国军事等方面实力相当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处于青铜时代，一个却是星河战队，青铜时代的文明就算再富裕，这两个文明对撞的结果仍然可以被我们轻易预测。
正因此，王戎笙先生在书中对康雍乾时代军事方面的盛世隐忧极为关注，乍看这似乎不太“时髦”，与当前史学界动辄拿GDP换算说事儿的潮流很不合拍，但如果细细品味，我们就能感到老先生的这种“落伍”正是一种一针见血的独到。其实，即使是在康雍乾时代的“文治武功”背景下，国家常备军的战斗力已然江河日下，其核心武装八旗军衰落的速度相当快，杀入汉族居住区后，他们因军功享受着优厚待遇，逐渐滋生起贪图享乐的作风，“沉湎梨园，遨游博肆”，甚至“以披甲为畏途”，远不如入关前后那样淳朴，有着打天下不惜血洒疆场的气概。加之清初的二十年，八旗中的名将纷纷陨落，如阿巴泰病死、豪格被囚死、多铎患天花死、阿济格被赐死等，这些也让八旗军的整体实力雪上加霜。而汉军绿营的月饷偏低，造成兵丁的后顾之忧，在这种情况下，兵丁不得不兼职他业，纷纷做起了“斜杠少年”，以便“经营度日”，其战斗力和凝聚力可想而知。
与军队战斗力下滑对应的，是武器装备的落后，用王戎笙先生的话说是“火药、火枪和火炮落后西方两百年”。这也是《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很值得称道的一处地方，因为我们的“常识”经过了西方“坚船利炮”的课本教育后，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史学方面的“逆反”，部分研究者热衷进行所谓的“军力比对”，总想得出清帝国当时整体装备不俗的结论，显然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比如，虽然康雍乾时代的炼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并不明显，但彼时西洋火炮在设计上已经开始了革新，他们的火炮精确度高，管壁很厚，管身长，且倍径较大，所以射程更远，且可以调节射角，炮身还铸有准星利照门。尤其是当时西方的军事学已经与数学密切结合，许多著名科学家都参与研究，甚至1597年伽利略就已经发明了一种比例规，用来估算什么样的火炮应该填装多少火药。而我们的红衣大炮虽然威力确实惊人，但装填速度慢、炮体笨重，不能迅速转移阵地，只适合攻坚，不适合野战，逐渐落后于世界军事发展的大势。
在这里，康雍乾的盛世隐忧用悖反的帝国来形容显得更加合适。既然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为什么如“千古一帝”的康熙，其自身可以积极学习西方科学，但在火器方面却没有进行有效的技术革新呢？说到底，还是前面提到的集权和专制的一体两面，一方面，集权和专制让康熙帝终成大业，但另一方面，其“惟汉人最为难治”的心结也永远不可能在集权的惯性中解开。清朝虽建绿营，全由汉军组成，但八旗的专长为弯弓跃马，火炮也由其主要掌控，如果敞开进行火器的普及，则绿营的装备将与八旗相当，八旗的骑兵优势势必极大削弱。所以，当康熙末年一些地方汉族军事长官，自愿捐钱铸造子母炮时，康熙帝驳回奏折，强硬而毫不掩饰地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
这种对内强化统治与对外逐步落后的悖反，同样也影响了整个清帝国的战略思维。清兵入关之时，世界早已开始了海洋时代，但当时我们还是有着很大的机会。然而，英明神武如康熙帝，即使在收复台湾之时，也仍然公开透露了其对万顷波涛的恐惧感，至“十全老人”乾隆帝就更加严重，其甚至在京城西郊的昆明湖操演八旗水师，这一切都造成了清帝国“有海无防”的国防建设致命伤。而这背后仍然可以找出更为深入的“心结”：如果建立水师，八旗不可能舍弃骑射之长，那么强大的水师必为汉人掌握，收复台湾尚有施琅可用，如日后汉人以水师造反又待如何？因此，才有了禁造两桅以上大船的错误国策。
周宁先生曾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中谈到这样一个现象，说即使是在乾隆时期，欧洲已经进入启蒙时代，其在中华文明面前仍然怀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说：“当我们还只是……时，人家欧洲已经……”一样，伏尔泰就曾说过：“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甚至在《哲学辞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然而，在现代民主制度还很遥远的康雍乾时代，“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显然需要政治上的代价，那就是高强度的集权和专制，而这产生的蝴蝶效应已然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其他方面，比如王戎笙先生谈到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政策的失误。
这方面最突出的便是文字狱和文化控制。其实，文字狱在明清两代都曾一度盛行，但以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也最为严酷，乾隆朝文字狱的打击对象竟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凌迟、杖毙等酷刑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文化控制在乾隆时期达到巅峰，一部《四库全书》并非对古籍照单全收，事实恰恰相反，在编辑《四库全书》时，大批珍贵的典籍被销毁删改，其销毁规模之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人祸。让人叹息的是，在乾隆帝大搞文化专制的时候，曾经艳羡我们的欧洲正是思想解放的时期，我们耳熟能详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都是那个时期问世的，有意思的是，当时孟德斯鸠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千年不变和社会稳定是专制控制的结果。”
在康雍乾那样一个外部极为繁荣，内里极端专制的时代，悖反的帝国必然最终导致从掌权者到普通民众在认知和心态上的极度失衡。这期间最突出的便是我们的“天朝上国”心态，乾隆皇帝曾留下一段传世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然而讽刺的是，当时来华的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中，就有我们没有的东西，如大型天文物理仪器、带支架的燧发火枪和新型船只模型。这样的认知和心态下的“盛世君臣”自然会拒绝与世界交流，更会拒绝去“睁眼看世界”，他们会一直固执地保持自己的骄傲，即使他们也能意识到“盛世”背后的隐忧。万民归顺、海晏河清的“盛世”浮光与早已无法容于世界发展潮流的集权专制，仿佛背道而驰的两股作用力，一同扭曲了康雍乾的百年，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悖反帝国。
乾隆五十年，乙巳，正月初六，乾隆帝在乾清宫设千叟宴，之前的一年，《四库全书》编撰工作终于完成，“十全老人”的“文治武功”终于圆满，而在遥远的欧洲，也在那一年，英国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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