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伟绘
撰文 | 葛墨林（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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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价模式为原始模板，我国逐步形成了“唯论文”的评价方式，在高校系统尤其突出。以文章为评价主轴的评价方式曾对基础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帮助扭转了不重视基础研究的局面。然而，近年来，唯文章的评价方式被无限推广到所有科技领域，副作用很大，已经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科技的发展。
针对我国的国情，科学研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自由探索与解决国家（地方、部门）的急需，即要兼顾源于学科自身兴趣的自由探索与国家重大需求。本文我们以物理研究为例，对这种唯文章的评价方式的弊病进行分析。传统上，物理的自由探索是由个人兴趣开展研究，成果主要展现为文章。现在对文章评价是三部曲：发表于什么期刊，多少引用，国外评论。而对论文的这种评价体系也是有缺陷的，周光召先生曾提出，科学论文评价的要点应当是“生命力”。但是，现在两三年就要评价，所以这个要点实际上并未被采用。
鼓励人多写科学论文，尤其是好论文，当然是好事。然而近年来，唯文章的评价方式却被无限推广，扩大到荒谬的地步，以致成为我国科技术发展的阻碍。
什么是我国与西方科技先进国家在科技方面的主要差距？
我国在物理基础研究方面有很多人才，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基数很大。在一些领域，如高温超导、量子信息、凝聚态新奇性质的理论与实验、宇宙射线中高能粒子的不明增长，单自旋核磁共振（single spin NMR）、强激光物理…..等等分支，都属于国际先进水平。
另一方面，我国有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他们用勤劳的工作和聪明才智支撑了我国技术进步与实际国力的增强，其技术水平不亚于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
既然我们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两方面都有优秀的成果和人才，国家又特别支持科技创新，为什么我们的科技比起西方先进国家在原始创新方面仍然有比较大的距离呢？差距在哪里呢？
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将基础成果实际转化为先进技术的思维。也就是说，我国在基础研究与原始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而这个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唯文章的评价方式造成的。以美国为例，它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强大，正是在于有众多学者善于把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向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了竞争力。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2006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上，美国学者报告了压缩感知（Compressive Sensing，C-S）理论。它证明，如果原始信号是稀疏的，满足一定条件时，要恢复原图像，通过测量矩阵（傅氏变换功率谱的推广），只要测量M~logN个样本就够了。比如原来需100次测量，对满足一定条件的稀疏信号，只要测6、7次就可大体成像了。而通常N为要测的数目，一般很大。现在测量logN数量级就可以唯一复原信号！次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华裔理论物理青年学者将它应用于心脏CT，并实验成功。很快，IBM就关注这个进展，并获得授权专利，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生产出新型心脏CT扫描医疗设备，并行销世界。笔者自2007年起，曾在国内十几个单位讲演，推广C-S的应用，但是真正响应并应用的很少。只有中科院空间中心和北理工应用于极微弱信号的测量的仪器项目。现在这个理论在国际上广泛应用，引发了许多创新技术。
从基础成果被理论物理学者接受，开始实验室工作，到变成新型产品，整个不过四年左右时间。这就是我们同美国的差距。我们缺乏人才吗？绝对不是！是唯文章的评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这种方式研究的可能性。试想，做物理的，在自己熟悉方向上写几篇文章，申请到基金，评价时就可以过关，而像上述例子的做法，可能写不出如现行列出的“一流期刊”上的文章。反观美国，上述推动此项研究的理论物理青年学者现在已经是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教授、所长。我想谁都不会怀疑威斯康辛大学的医学物理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但是按我们的唯文章的评价方式，这种研究存活不下来，这位研究者恐怕连教授也评不上。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到，原始创新的起点，首先要有将基础成果向技术转化的思维。并不是说高校教授自己要去开公司，找投资，而是巧妙地提出将基础成果的效应可能应用的途径。最好在实验室形成简单的雏形，易于被产业，公司接受，为产业服务，从而形成新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有人会说，美国也很重视文章。这点不错。我们要注意到，美国高校是把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养起来，由他们自由探索，学术竞争，在研究工作中形成金字塔模式，同时教课。但是以文章为评价核心的人在整个国家技术经济活动中只占很小部分。像学物理的，大多数人毕业后在企业、公司工作，把他们所学灵活应用于实际技术中。有的教授讲完课，也许就到实验室为某个企业、部门做项目。而公司、企业、实用技术研究机构的评价方式里，文章只供参考，主要是产品及业绩的考核。我们则是几乎全民按文章评价，致使掌握基础知识的人才越来越脱离实际，甚至完全没有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思维。发展下去，整个基础成果与技术创新几乎完全没有联系。
记得多年前王淦昌先生问我，全国有多少学物理的学生，我当时无确切数字，只得说如果一所大学有100位，一百所大学就上万，大体有一两万人。王先生说，这么多人将来只能少数专做物理。大多数要把物理应用到多个技术部门。我当时还不理解，现在想起来，王先生以他亲身经历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国已经具备条件打破这种唯文章的评价方式了。我国各方面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一方面要有一批基础研究的队伍，他们仍以文章和实验室优秀成果为主要评价，包括以最高奖、国家奖获得者为代表的居于学术高峰的学者和作为基础研究基层的学者。另一方面，要有一批物理学者用物理认真解决国家、地方、企业急需的问题，为我国原始技术创新作铺垫，真正发挥物理的威力，提高国家的实力。简单说，就是要两条腿走路。
那么为什么唯文章评价方式如此容易被接受，并很快无限推广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 因为学术评价和考核在高校等系统通常是由某个具体部门负责的。管理人员最希望的是，把评价分解为若干指标，最好有分数（甚至第几作者占零点几），然后输入电脑，一按鼠标，结果就出来，表观看很客观，少有争议。依这种方式，唯文章评价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了。但是科技领域繁多，评价标准不能只看文章发表的期刊，引用情况等，比如一个临床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死亡率很高，但他有文章，你会去选他为你做手术吗？如果一位教师，没有多少文章，但是有非常突出的教书育人成果，或者用研究成果救活了一个企业，解决了几十人的就业问题，能用唯文章评价吗？至于临床医学、农业、国防院校，有人在专业上做出重大贡献，但没有所谓一流期刊文章，只按文章评价，他就评不上优秀，这样做合乎中国国情吗？所以目前各行业唯文章评价的泛滥，管理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严格说来，它是管理人员无作为的表现。
其实如果认真做事，分类评价也不是非常难。中科院物理所的做法已经给人们很多启发。最根本的是建立公正权威、知识丰富的评审委员会。限于篇幅，不在此详细介绍。
2） 不同部门组织评审时，参加评审的人员很多是从这个模子里出来的，不自觉地延续和推广同样做法。
3） 报纸、电视、网络可能出于好心，想宣传某些成果，但舆论界常常喜欢显示度高的成果，他们外行最简单方式就是从现有评价方式找根据。一种奇怪现象就是，对于一项科学成果，专业学会常常没有发声，反而是外行在炒作，声音很大地去影响群众舆论对学术成就的评价。
4） 以高校为例，自主评价的作用越来越小，形式上整体趋同，原因是方便管理。其实如果放开，由各高校、院所自行分类，按具体情况评价并不会引起麻烦。评价也会客观，如果A校（所）评价出的成果，B校、C校不承认，那A校就必须改正，这也许就是评价方式的“市场竞争”规则吧。
上述的道理，其实并不高深，只需要常识就可以了解。国家领导人经常强调凡事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有自信心，我们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服务祖国。现在无限推广的唯文章评价方式是典型的无自信、盲从西方心态的反映。正如前面所述，我们已经很诚心诚意地学习了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成果。但人家靠文章评价的体量只占国民经济很小比重，大部分投入增加实际国力、国防的应用之中，不断以基础成果促生新技术。然而，却有意无意地大力鼓励中国学者最好都去只写文章，或花巨资做些没用的事。致使中国物理人大部分去做为了出文章的研究，离实际结合越来越远。中国的文章数已经占到世界上很高的比重，例如材料方面的文章很多，但是我们一些关键材料还依赖进口，并屡遭禁运。甚至某些国外人士在本国已没有市场，跑来中国鼓吹我们耗巨资做些没有用的东西，耗费中国的物力、财力。其实，如果那么重要，为什么他们不极力说服他们的政府去做？岂不更好？长此下去，我国研究方向，就被几个国外杂志社所左右。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要有自信。我们的前辈，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黄昆、邓稼先、于敏、周光召……还有在国际理论物理界具有权威地位的杨振宁先生，上述大师们，不但物理一流，而且对我国国力的增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宝贵传统。我们为什么不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而是盲目去追逐唯文章是论的评价方式呢？有人会说，上述大师们是从事了重要国防项目或创立我国新生产业，现在争取这样的项目、做这样的事情不容易，一般的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不能像他们那样，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我想这是个思维问题。现在不但中央提倡军民融合，各地蓬勃发展的小企业，各部门提出了许多需要用物理效应解决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多么殷切希望我们物理人（至少一部分）用基础知识，解决急需的一些问题！那怕做点小小的改进，都是进步。我们高校院所，应当扪心自问，国家这样重视我们，我们为国家解决了那些急需？
不恰当的评价方式对物理教学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物理的教学渐渐“八股化”。学生限于书本公式，将来的发展靠写文章，很少有人关注将来把物理灵活应用的意识与思维。很多人只能在别人文章中找缺漏，再写成文章。一代一代传下去，把有血有肉的物理做八股式的了解。如上述的大师们看到这种情况，不知作何感想。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评价方式的同时，我们要立足中国。
另外，前苏联也给了我们不少借鉴。他们在封锁中不但出现了基础物理的大师，而且重视实际应用。有人在莫斯科大学上完广义相对论课后就去搞火箭。像瓦维洛夫院士观测光学现象，没有先进仪器，训练眼睛计数，切连科夫辐射就是在他指导下发现的，故亦称为切连科夫-瓦维洛夫效应，切连科夫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约飞院士从基本物理出发，在西方封锁下，促进形成了俄国半导体工业。虽然还比不上西方先进，但解决了国家急需。
我们要继承我国先贤大师们的传统。现在国家已经提供了足够好的条件，我们物理人要以改革的心态适应新的形势，形成适合国情的一套做法。
简言之，对研究成果的评价要分类各异，于物理而言，除了现有的以文章为中心的方式外，要针对中国的国情，鼓励将物理应用于技术的改进与原始创新，与相关分支结合解决急需问题。哪怕是解决一点点问题，都是进步，积累起来会有显著效果。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打破相关管理的无作为、只凭机械评价的做法。发挥部门自主评价的作用，使不同的评价结果竞争。让广大物理人从狭隘的唯文章框架中解脱出来，恢复物理的本源，在学习国外先进做法同时，形成中国特色。这样我国物理队伍就有两路大军：一路集数年功力，在物理自身做出有益成果。有的院所、高校已经做出了表率。另一路沿着中国先贤大师们足迹，将物理做成强国的利器。为此要做一系列改革，包括大学的物理教学，参与实践的能力，教师思维的改变，评价个体化的竞争等。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
制版编辑：邓志英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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