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摔跤
上周看了《摔跤吧！爸爸》，在我心目中大概6-7分的样子。后来在网上看了无删减版（删减长达29分钟），不由得感慨真的神作，必须给9分。删的部分都非常重要，能让影片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增加。比如说里面有父亲深夜给女儿按摩脚的镜头；有父亲为了训练女儿参加全国比赛而不得不辞职的镜头：
种种细节都非常重要，建议大家去重温一遍未删减版的。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经典的作品，在网上竟然遭受到了一些非议：
我是不太明白网上某些自称“女权人士”的脑回路，这么明显的一部女权电影竟然还会被批直男癌、父权，毛主席说过搞斗争要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怎么感觉这些所谓的“女权斗士”总是在团结一小撮、打击大多数呢。其实电影里说得非常明白，整部片子的题眼就是这一幕：
这就是社会现实。印度是一个极端男权社会，女性的地位极端地下。印度嫁女儿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根据几年前的数据，印度普通农民家庭嫁女儿所需最低的嫁妆是2万美元-4万美元左右（而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也不过一两千美元），嫁妆多少意味着女性在婆家的地位。这是因为婚姻，是这些女性们在一个极端畸形的男权社会中唯一的上升途径，高额的嫁妆，就是女性与女性竞争的结果。如果拿不到合适的嫁妆，印度男人是可以烧死自己的妻子。据统计，每年约有9000名印度妇女因为嫁妆达不到婆家的要求而丧命，更多人致残或身体留下永久的伤害。进入21世纪以来，嫁妆命案发案率仍以每年4.4%的速度增长。所以在印度“祝你生个女儿”是一句恶毒的诅咒，一个女儿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已经产生了一笔巨额的负债了，所以印度农村溺死女婴的现象非常严重。
上图是印度工地的女性，经常她们需要养活不工作的丈夫而做一些男人必须从事的体力活，这就是极端男权社会的现象。电影中父亲这句话再直白不过了，这句话也让整部电影的思想性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所以说明白了父亲带领女儿们拼命练习摔跤的意义了吧？客观现实就是如此——你就是社会底层的穷人，你就是极端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付出，必须要拼死拼活的训练，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说白了女儿们就是在父亲的带领下反抗命运，父亲就是他们的引路人、就是他们的先锋队，给她们划出了一条阶级晋升的明路。看影片里村民的嘲笑（也是被删减部分），就知道父女们面临的是怎样的处境了：
至于有些评论说什么剥夺了女儿自由选择的权利，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首先电影里面说了父亲只训练他们一年，最后女儿们是看了好友的婚礼被那一段话触动了，自己去主动刻苦训练。她们也明白了，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要用血和汗去换。这就是底层人民——无论是印度妇女还是穷人的共同宿命。
类似这种言论很具有代表性，现在网络上的小资产阶级弥漫着一种浓烈的巨婴病，他们一般家境中上，小康无忧但也高不到哪去，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上面全是“坏人变老了”，下面全是“熊孩子活该被踹死”，中间就是社会愧对我人生好艰难丧丧丧丧一丧到底，说白了就是日子太好了惯得，不知道有多少事情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得来。小时候我姥爷就经常骂我：“你说你好吃懒做，天天想着不劳而获，哪有那么好的事，那人人都做皇帝好了。”长时间的一种准优越的小康生活让小资产阶级们产生了一种错觉，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这种生活需要靠怎样的努力和拼命来得到。要给孩子自由选择的空间，不能督促孩子努力，还要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生活，那穷人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就不要生孩子咯：
看嘛，现在“精英社区”的主流观点是你要是穷你连孩子都不配生，生而为人，你很抱歉，就别要这个生育权了。更别说教育孩子了，让孩子起早贪黑的参加体育锻炼更是犯罪。这是一种典型的“何不食肉糜”的看法，这个社会没有那么“傻白甜”，不是所有人都能生活在城市的康庄大道下，从小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一路走过来，高考没考好不要紧出国读个书，回来了靠家里关系去个银行或者企事业单位工作，再让家里介绍相亲、付房子首付然后就这么岁月静好地活下去……不好意思，这是少数人才能有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要竭尽全力。
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不能这么拼命不能这么压榨孩子不能这个不能那个，那合着底层人民就该一辈子烂在泥里看不到上层空间的太阳了？阿米尔汗带着两个女儿这么拼命，就是用血和泪拼出了一条上升通道，这是底层人民注定要付出的代价。不要说女儿们的辛苦训练了，即便是父亲，也要向这个社会、这个客观现实低头：
毛主席说过，吃饱饭是首要的问题，父亲为了自己的生计放弃了理想选择了工作。他解决了吃饭问题，能养活四个女儿，自然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就有了让女儿去追求梦想的权力。想改变命运，就必须要付出，必须要超乎常人的付出。凭借着艰苦的努力、坚定的意志和一点优秀的基因，女儿们终于获得了向命运说不的权力，她们不用十四岁就匆匆嫁人，不用一辈子与锅碗瓢盆为伴，她们有足够的实力去选择自己的伴侣选择自己的人生，她们更向世人证明了男孩子能做到的成就，女孩子同样也可以。父亲也实现了为国家培养一位世界冠军的梦想，可以说，他们已经非常棒了。
关于网络上对《摔跤吧！爸爸》的种种争议，我想起了一部国产电影《背起爸爸上学》。与印度的女孩子通过摔跤改变命运一样，我们国家穷人的孩子们也有一条给他们的上升渠道——教育。
《背起爸爸上学》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的，根据甘肃庆阳中学生李勇的真实事迹改编。电影中农村孩子石娃自小丧母，与父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石娃该上小学时，正值成绩优异的姐姐升入初中。但因家境清贫，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父亲便用一把铜勺决定了弟弟石娃去上学，姐姐则不得不中途辍学。石娃刻苦读书，考进了省城的师范学校。但此时，父亲却在干活时不幸摔伤，导致瘫痪在床。石娃想放弃读书，父亲为了不拖累儿子尝试自杀。最终石娃决定背起爸爸去上学。
为什么我看了《摔跤》之后想起了这部电影呢，大三的时候，我在学生会里分管辩论队，有一次辩题就是跟《背起爸爸上学》相关。在讨论的时候，一些辩论队员发表了如下的看法：石娃的父亲既然丧失了劳动能力，那石娃就应该放弃学业尽早打工，你说家里都这么穷了父亲都这样子了还有什么书好读呢，赶紧打工挣点钱不好么，再说读书读出来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这些观点获得了辩论队成员的广泛认同，我有一点感觉很不对劲的地方当时没有想明白，现在我想明白了，这至少反映了三层社会问题：
第一是社会的割裂，是准精英阶层对下层人民选择的不理解、甚至是歧视。重点大学里，还是辩论队，肯定素质都不差，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穷人接受教育是浪费，早早打工不行么，说白了就是对穷人连一条挤破头的上升渠道都不肯给你了，你要努力向上爬就揶揄你，就跟《摔跤》的某些评论一样：不明白你们底层人那么拼命干什么呢，烂在泥里不好么？第二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既然在重点大学的辩论队里，能达成这种共识，说明没有这样穷苦的孩子在我们的辩论队里，否则他肯定会用自身经历来反驳这样的意见，虽然说样本量小了点，但是以小见大这也能说明问题。第三就是社会上升渠道的狭窄，即便读了大学出来，也很难找个好工作，所以辩论队员的观点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他们肯定有这样一种潜意识认为读一个大学跟辍学打工相比不会产生什么阶级晋升的差异——这也是广大农村中“读书无用论”的根源。这些才是最可怕的问题。
一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看不同观众群体的反映，以及这种反应背后所代表的社会问题，是我们最值得分析的地方。
（二）高考
教育，是底层人民的一条重要上升渠道；而高考，则是鲤鱼跃龙门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近代，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上升渠道革命”，当代学者研究了北京大学、苏州大学1949-2002年中，所有学生的家庭出身情况，并完成了著作《无声的革命》。作者认为北大和苏大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北大作为中央直属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苏大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主要体现了省级区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状态。作者将两校共约15万本科生的父母（家长）职业、入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并加以分析。
作者研究发现：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以1949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略低于清代举人。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
工农获得了大量高等教育机会，其中在六十年代达到巅峰：
同时，女性获得了均等的教育机会，这是建国前的高等学校女性入学比例：
1964年毛泽东称：“时代不同了，男女有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句话不仅变成“文化大革命”口号之一，也是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动力之一。因此，到“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男女平等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全国和北大的男女性别比都被降到了2:1左右，苏州大学在1976年前后更是达到了均衡的1:1。
然而在这样伟大革命之下，依旧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隐忧。比如近年来，工农子女辈出率极低，而干部子女远高于其他：
引用一下中国学者王伟宜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 民办教育研究，2005 年第 4 期]中的研究数据，注意，这是十年前的文章：
作者把社会阶层分为十类：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2、经理人员，3、私营企业主，4、专业技术人员，5、个体工商户，6、办事人员，7、商业服务业员工，8、产业工人，9、农业劳动者，10、城乡失业（半失业、无业）者。
作者抽样调查了 34 所高校，发放了 9000 份问卷，计算了这些阶层的辈出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该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分别为：
3.93、2.52、5.93、2.67、2.37、0.84、0.51、0.76、0. 59、0.47。
辈出率最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5.93）是最低的无业失业者阶层（0.47）的 12.6 倍，是工人阶层的 7.8 倍，农民阶层的 10 倍。
再来看王伟宜去年的一篇文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 7 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教育研究，2013 年第 7 期）：
2000 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 2000 年达到了 43.6 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 43.6 倍。2010 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 30.1 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 30.1 倍。据作者推测，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的选择了出国，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这也同时呼应了第一部分《无声的革命》中的数据，证明了近几十年来，我们的阶层分化、阶级固化是在不断的加剧的。许多底层人民面临着像电影中阿米尔汗和他的女儿们的困境：他们处在竞争中极端不利的位置，必须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才能拉平跟他人的差距。
我们国家穷人的孩子去走高考这条华容道，其难度不比女孩在男孩们中比赛摔跤低。
再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在2000——2010年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六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学校减少速度远远高过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同时，农村小学的平均家校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的平均家校距离为34.94里。————一个据家三十多里去上学的农村孩子，跟一个遍布重点高中的城市孩子相比，高考对于他们来说公平么？
对于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奢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十二五”教育成就与“十三五”教育发展展望》报告中指出：一些城市在制定招生政策时，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了“交齐五证”等要求，由于办齐这些证件对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具有较大难度，这种要求实际上将外来农民工子女排除在招生范围之外。有些地方规定“由制定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但指定接收农民工子女学校距离农民工工作地方较远，农民工子女根本不具备去上学的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另外，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一些学校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化对待现象，实际上造成了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歧视。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0-17岁的儿童人口为2.79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20%，其中有55%的儿童生活在农村。有6成的农村儿童家庭没有自来水，近8成的农村儿童家庭没有抽水马桶与垃圾回收处，为了提高农村教学效率而实施的“撤点并校”，将散落在各村的中小学撤销，把学生集中到城镇中心学校，改善了教学质量，却也让边远地区的儿童上学更加遥远。这样的差距，在社会的角力场上会呈几何倍数放大。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81506644198744）
我们都倾向于认为，高考是公平的，每个人坐在考场上做同一张试卷来进行选拔，给每个人上升渠道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是我们忽略了背后更为深远的社会问题。就像电影中，我们不能因为两位农村女孩拿到了国际冠军，就下论断印度的女权工作还是不错的嘛，不然怎么会出女性国际冠军呢；同样的，不能因为某些穷困子弟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就认为这个制度天然合理不容置疑躺在现有的成果上做春秋大梦了。
电影所展示的，是两个女孩子如何在男权社会中克服了种种困难、歧视后一路走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体现了梦想与荣耀的伟大，侧面展现了社会的不公与对立；而我上文中列出的种种数据和社会现象，是想提醒大家不要忽略了我们社会背后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社会上升渠道狭窄、底层人民对未来希望暗淡以至于产生广泛的“读书无用论”的观点。
（三）公平
何为公平，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举个例子，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高考的缺陷，我们国家有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有人就认为，宪法不是说或民族平等么，加分政策是不是于此相悖呢，凭什么汉族没有加分呢。事实上，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偏远地区、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匮乏，基础差、起步低，不是说加了分就不平等了，而是必须要加上才能实现“平等”。但是，任何政策都没有精妙设计到让所有人满意的地步，许多发达地区生活过的少数民族同样“一刀切”的给予加分鼓励，就比如高考的时候就有同学通过更改民族这种小手段获取加分。同样的，既然最初的初衷是为了弥补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相对劣势，那么贫困地区的汉族是不是要有加分鼓励呢？
“高考加分优惠”这种事不只出现在中国，在美国许多大学的录取中，同样有照顾黑人等少数族裔的现象，近年来也不乏有条件更好的白人学生被“挤掉”了名额而起诉学校的案例。美国大学和美国社会这一普遍的“政治正确”思想起源于美国思想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的观点——有利于弱势群体的“不平等”才是公平。（就如下图所示，要把所有人拉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罗尔斯发展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做一个理性上或逻辑上的假设。罗尔斯把这个假设环境称作“原始状态”（Original Position），要想获得公正，要想契约具有道德性，我们的权力地位和信息是完全一致的，假象这样一种签订契约的原始状态：我们聚在一起，在商讨我们的集体生活方式的原则，准备达成契约，但是这时，我们应该对我们自身重要特质却一无所知。这就是“无知之幕”的含义。
具体来讲什么是“无知之幕”，就是我们遗忘掉自己的阶级、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不知道自己是美是丑，是聪明是笨，是否受过良好教育，身体是健康还是体弱多病，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聚在一起订立社会规则，才能使契约摆脱道德局限性。提出无知之幕的概念，最大的作用是保证了契约所需要的权力和信息上的平等。无知之幕的作用在于排除立约程序中的偶然性因素，传统契约论并不从契约程序来证明某个正义原则，更多地是通过正义本身来论证正义原则，因此罗尔斯要给社会契约增加一种程序正义作为前提。
通俗一点讲，我们是几个准备投胎的受精卵，我们是究竟投胎到比尔盖茨家呢，还是投胎到新德里的平民窟呢？我们的相貌是倾国倾城呢，还是泯然众人呢？我们的身体是有运动员的潜质呢，还是一个不幸的残疾人呢？谁都不知道，这就是巴菲特说的“卵巢彩票”，因此，假如我们这些受精卵还有制定社会规则、分配社会财富的功能——这就是抽象化的社会契约过程，那肯定是要把财富相对平均的分配嘛，要给底层人民一点更多的机会吗，因为万一我们的投胎最糟糕的呢？因为毕竟我们人类都是风险厌恶行动物，不愿意用自己的一辈子去撞大运嘛。而且讲道理的说，社会阶层是呈一个金字塔的形状，肯定是越往下层走人越多，我们投胎的几率也大得多。
因此，结论就是，如果我们在具有“道德性”的状况下订立契约，那么肯定就是有利于弱者、有利于底层人民的。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结论：只有那些有利于底层人民的不平等，才是公正。
基于此，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公正二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机会公正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前两个都好理解，那么差别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适合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最少受惠者”就是穷人、弱者、女性、少数民族等等等等。通俗点讲就是我们上面的那句话——“只有那些有利于底层人民的不平等，才是公正。”
但是，有哲学的地方，就有关于哲学的争论。新自由主义学者，无论是哈耶克、诺齐克还是弗里德曼，坚持认为，不应当侵犯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财产权，来实现社会公正，比如对富人征收累进制税率、比如动用国家财政来资助贫困学生。他们认为，不公平、不平等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既定事实，人类就是分为三六九等高矮胖瘦美丑富穷，重要的是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让每个人都处在同一水平。
关于“道德应得”的理论，诺齐克在其《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同样猛烈地批判了罗尔斯，他对于“富二代”的观点就与罗尔斯彻底相反。诺齐克认为，我们有权拥有我们得到的，包括天生的能力（基因的力量）和父辈的财富。他认为由分配正义所维持的福利平等将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个人权利。因此，诺齐克坚决反对以正义或平等名义侵犯个人权利，从而主张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而马克思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与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不屑于任何关于“德性”的争论，也因此不会陷于无休止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道德争论。马克思的一切出发点是发展生产力，罗尔斯不是说要给那些身体瘦弱的人更多的蛋糕，诺齐克不是说谁的蛋糕就是谁的不管多少不能让你随便分。马克思说我们不要吵了，我们应该是做出足够多的蛋糕，让所有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们要做的就是扫除一切阻碍我们做蛋糕（发展生产力）的事情。
还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的那句话，纵使蹒跚前行，人类在追求美好未来的道路上从未停歇。
客观 理性 思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