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罪：同性交友软件、艾滋病与社会污名丨微思客

作者按：

2019年1月《财新周刊》以 《变色的“淡蓝”》 为题进行了一期关于国内最大的同志 （注：本文所指的“同志”，均指男性同性恋者） 交友软件blued与未成年人用户感染艾滋病的封面报道。这篇以张北川先生为期十个月对于blued相关用户的调查报告作为切入点，指出在当下国内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MSM（男男性行为者）群体中的未成年人感染率的上升，与社交软件（如blued）的疏于预防与相关机制的缺失存在重要联系。 [1]

于是，blued成为这篇文章中的最大“老虎”，由于这一报道，blued软件在其相关网站宣布即日起的一周内将关闭软件的新用户注册功能，“并组织技术、算法、AI及内容监管部门开展全面内容筛查和政治，包括但不限于“冒充成年人的未成年用户；涉及未成年人的文字、图片群组及其他内容。” [2]

财新文章指出，Blued软件在其设计、预防和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的程序上存在着众多问题，从而导致许多未成年人进入其中，与成年人用户交流与结识，从而发展出线下交友与性活动。而在这其中由于存在着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导致对于性行为缺乏安全意识的未成年人被感染；甚至一些不法之徒故意利用这一点，侵害未成年同志的安全……因此当人们开始对这一问题追根溯源时，blued就成了罪魁祸首。

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问题并不仅仅如此简单， 对于许多同志而言，blued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扇窗子和一个通道，让他们得以从密不透风的周围现实生活中了解到自己所属于或渴望的那个世界，以及由此走入“同志世界”，开始了对于自我认识、了解和认同的过程。 而也正因为这一点，一些不法与不道德行为也在其中产生。

我想讨论的是，在这一问题背后所存在的不仅仅只是blued的软件设计问题， 还有一个更大且同样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即当下中国初高中学校对于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尤其是性少数相关知识教育的缺失甚至污名百出；传统家庭以及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性问题缺少关注，以及他们自身就存在问题的性观念在处理同志问题时的不足；整个社会对于性少数群体，以及艾滋病恐慌的根深蒂固和蔓延……

这些十分实际和现实的原因导致了未成年同志必须依靠自己去摸索自我的道路，而由于现代互联网的发达以及信息流通和爆炸，而导致网络以及各式社交软件中必然存在诸多不适宜他们浏览和所知的内容。虽然各国政府都对此绞尽脑汁，希望把这些未成年人阻挡在纷杂的网络世界之外，但所达到的效果中总会存在着许多漏网之鱼。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除此之外，通过观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艾滋病及其感染者的态度，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与其内部运作中形成的对于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处理手段，以及其所造成的污名、偏见和区隔。

在张北川先生的调研报告中，我们发现其所采访的许多未成年同志都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同性性行为的所知甚少，以及对于艾滋传染和预防问题的忽视。在调查报告中的未成年人大约14-16岁，正是初中学习阶段，也是中国义务教育中性教育登场之时。在我们的初中生物课本中涉及男女两性的身体构造问题，在一些其他相关的性教育教材中，则对男女两性、性器官、性行为以及相关的身体和性问题作了一定的介绍。

但对这些未成年同志而言，有一个问题是十分现实的，即他们往往很难从学校制定的这些性教育教材中发现关于性少数的篇章及介绍，而即使包含着残章断句，也很快便会发现这些文章中充满了西方上个世纪早期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与错误认知。

首先，在男女两性气质问题上，所强调的依旧是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二元对立原则，即男性是阳刚气质，女性是阴柔气质，一旦男女没有展现出属于自己的性别气质，就往往被认为存在心理或精神疾病。201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号称“国内首本小学男生性别教育教材”的 《小小男子汉》 中，对于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男孩应该是什么样的作了详细的分析。人们对于“男孩危机”的恐慌导致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再次被强调和生产。

在初高中，性别霸凌也正是在这一传统的性别气质观念中所产生的，稍微内向、敏感与温柔的男生便会遭到嘲笑，“娘娘腔”、“娘炮”等污名纷至沓来，并且直接导致其在学校中遭遇被歧视的麻烦。 美国研究男性气质的学者R.W.康奈尔曾指出，学校中存在着十分严格的性别等级制度，表现出明显主流男性气质的男生排在最上面，而女生和娘娘腔男生则被排斥。

再者，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描述在众多初高中，甚至高校中的性教育教材中都存在许多错误与偏见。在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的 《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用教程》 中，同性恋被纳入“ 性心理障碍 ”之中（第十章），被指称其为性变态。除此之外，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灵成长之旅》 ，是“高等院校公共基础课特色教材”，于 2011 年第 1 次印刷，2016 年第 11 次印刷，至今仍然发到不少高校的学生手中，其谈及同性恋的相关内容完全不具科学依据。书中谈及对同性产生好感时，“ 建议……用橡皮筋打击手腕，直至意念消失为止。 ”除此之外还建议大学生“坚决地疏远或者看不见同性恋的对象”。

在这些反复再版的初高中以及高效教材中， 描述同志时所使用的理论与话语同样是陈旧的，即同性恋产生自某种心理的性倒错，是变态和需要被治疗的疾病；而对于跨性别者的解释同样如此……一种病理化的观念深深地渗透在这些通识教育的教材中 ，即使21世纪初中国精神病协会已经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一栏移除，这些观念却依旧在学校的性教育教材、大众文化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流传着。

在这样的初高中性教育中，刚刚开始建构自我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未成年人关于性以及性少数群体的认知必然出现问题。 而对那些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同性拥有好感的年轻同志而言，这样的环境和性观念，也往往使得他们难以顺利地完成正确的自我认同和对于性的理解，而出现我们时常见到的羞愧、痛苦和抑郁等情况。 就如美国诸多同志研究所指出的，由于周围环境和意识形态的高压，而导致许多年轻的同志内化了外界的严苛要求，而直接与自己真实的渴望产生冲突，由此造成许多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情况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同志运动才发起了 “出柜”（coming out） 和 “骄傲”（pride） 等政治提议，由此驱逐一直以来笼罩在性少数群体上的污名阴云。

在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 《污名》 一书中，作者指出，“污名”是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其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 而这一“受损身份”往往会直接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各种不便、骚扰、歧视甚至压迫。 众多同志青少年在学校遭到的羞辱和歧视，所反映的正是这一问题。

那这与我们所说的像blued这样的社交软件有什么关系呢？就如上文所说，blued对于这些未成年人而言像是一扇窗子，让他们不仅发现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而且能够与其进行交流和从其中获得相关资讯。在某种程度上，这往往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社群。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普及也就是这几年之事，智能手机的普遍化使得曾经十分有限的信息咨询如今能够被快速地获得。

当下，未成年同志对于此类信息的获得更为迅速，他们可以快速地找到相关书籍、电影或纪录片，而这也就意味着一系列未成年人不适的信息也会被轻易获取。一方面是网站或软件相关设计的问题漏洞，如blued和其他软件；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未成年人主动希望获取这些信息。就如财新文章所指出的，即使一些网站设计良好，也难以如密网般阻拦每一个未成年人。

这也就意味着随着互联网信息获取的方便和迅速，而导致原本应该为家庭（父母）和学校教育的知识被未成年人从网上获取，于是便出现了当下我们时常听到的父母抱怨“小孩子知道的太多”。而也正是在这里，显露出了家庭在诸如性别和性问题上教育的落后和缺陷。 一直以来，中国家庭的性教育是块短板，一方面父母不知如何教起，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完整的性观念和知识；另一个问题则是一些父母本身的性观念存在问题，于是孩子也就在这一错误的观念中受到影响。

尤其对于同志未成年人来说，如果他们父母的性观念是十分传统的异性恋式的，且对同性恋一无所知，那孩子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东西再次与他自己所感受和渴望的相悖，从而造成冲突。这也便是未成年同志与父母之间产生隔阂，甚至严重矛盾的问题。在上世纪中旬的美国，许多年轻同志被父母赶出家门，流浪在外，原因便是这些父母对于同性恋存在一系列错误和恶劣的想象，而导致不惜断绝亲子关系。

在中国被称作“同志妈妈”的吴幼坚女士因为对其儿子同性性向的开放态度，而成为诸多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吴妈妈在其后协助成立同志亲友会，主要便关注父母与同志子女之间的问题，而使得许多同志由此收益。

由于这些未成年同志一方面无法在学校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性教育，一方面又难以和父母交流这一话题，而导致他们最后只能把这些疑问、好奇和想说的话放到互联网与交友软件中。 财新文章指出，许多未成年同志在成年同志的一些物质或是甜言蜜语中答应与其见面，放低戒备，而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在其背后或许便是他们周边的状况逼得他们只能向陌生人倾诉，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互联网和交友软件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正因此，才会使得众多未成年同志积极加入、注册和使用诸如blued等同性交友软件。

如果这一推测合理，那么互联网和交友软件中防止未成年人的某些设计能起到的预防作用或许便会被大大降低。 （当然，这并非成人交友软件不设置这些措施的借口。如张北川先生的调查和财新文章中就此指出的，blued软件虽然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醒未成年不得注册，但其设计与提醒大都形同虚设，很难真正阻止未成年人使用，并且由于存在事后检查机制的漏洞，而导致这些未成年使用者只要稍用技巧就能躲过检查。）

同性恋和艾滋病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艾滋恐慌到如今，很大程度上不仅未被消除，反而往往变本加厉。 相比于毒品注射和母婴传染，性交传染——如张北川先生在其报告中指出的——在当下再次回流，成为艾滋病感染的主要传播途径。而同性性行为（MSM）传播则从艾滋病被发现的上世纪末到当下，始终是人们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在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艾滋病病毒开始，许多右翼保守媒体就把它称作 “同性恋癌” （gay cancer）和 “同性恋瘟疫” 。

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为媒体和政府合力所建构的污名形象始终围绕着男同性恋群体，而导致当中国于上世纪末发现艾滋病后，很快便与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同性恋群体形成联结。产生这一联系的原因既有当时随着改革开放而诸多西方思想、社会思潮和性观念的进入，也与当时国内依旧存在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残留影响有关，即艾滋病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堕落淫荡的生活有关，而这里的“个人”在其后渐渐被指称为诸如吸毒、卖淫与同志这些既边缘又属于艾滋传染的高危群体。 也正因此，当下许多年轻一代时常避免使用“同性恋”这一称谓，而以“同志”这个称谓来建构新的身份认同。

在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文集 《疾病的隐喻》 中，桑塔格指出，传统社会时常围绕着疾病（尤其是流行病和传染病）建构出一整套复杂而精密的隐喻系统，以此作为某种用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打击和排除非正统人群、行为和思想观念的工具。

在其《 艾滋病及其隐喻》 中，桑塔格围绕着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艾滋恐慌，分析政府、主流媒体和诸多保守势力通过对艾滋病这一疾病的隐喻化处理，使它成为曾在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同性恋群体的特有“疾病”，并且还通过对艾滋病的道德化处理，使得它再次从道德层面贬低同志。由此导致这样的状况： 一旦感染艾滋病毒，便意味着感染者被塑造成一个道德有缺陷、性行为变态且遭到上帝惩罚的被遗弃的罪人。

这也就能够回答财新文章中质问blued为什么不能如美国的同志交友软件Grindr那样设置一个显示用户是否感染艾滋病选项的原因，因为这些用户信息一旦被泄露或是有人有意为之，那对于这一感染者可能在其生活中造成的影响便无法预防。欧美诸国对于艾滋病的观念、相关认识和预防措施等较当下中国而言，或许更进一步，因此Grindr这一选项的出现也是可想象的，但在当下中国人人“谈艾色变”的状况下，这一设置——就如blued所回应的——依旧需要经过慎重思考。

多说一句，这一问题和另外一个关于聊天中5秒“闪图”的问题在财新文章中成为被批评的重点。文章指出“闪图”成为色情图片传播的庇护所，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些不希望留下相片的用户的隐私保护机制。许多同志在现实中的生活状况、工作和其他问题使他们无法出柜，而 互联网以及交友软件对于一个人隐私的暴露能力往往使得他们防不胜防，“闪图”在某种程度上能减轻他们对此的焦虑。 当然——另一方面——它也成了那些不轨成年人传播情色图片的工具。因此对其的处理不应该是“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而需要对其做严格的区分。

因为财新文章涉及未成年人而让许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我们都知道要保护未成人利益。 张北川先生也通过其调查指出，正是由于这些所知有限的未成年同志与成年同志在权力上的不对等，而导致前者往往成为这段关系中的受害者。 这是无可置疑的。

我想就此多说几句的是，在张老师的访谈中许多未成年同志表达了自己对于艾滋病预防的无知，但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了他们对性爱的某种好奇，甚至渴望——这是无可厚非的。就如福柯在其 《性史》 中所指出的， “儿童的性” 本身就是西方的近代产物，即随着“儿童”（以及青春期、青年时期）被建构为人生的一个阶段，而产生了一系列围绕其发展出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目的往往都是为了保护儿童（即他们不再是曾经所认为的“小大人”），性问题也在其中诞生。弗洛伊德观察到儿童同样具有性渴望，由此可知，性的欲望并不仅仅只发生在人的成年之后，而可能是伴随着人的一生，因此对于十四五六岁的未成年人而言，也必然如此。

所以问题并不在渴望性爱或是发生同性性行为上，人们焦虑和不安的是这些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我想就此指出的是，在媒体中所建构出的一个十分传统的模式或许是存在问题的，即：心怀不轨的成年人诱惑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并剥削ta。在张北川先生的调查和财新这篇文章中，这样的模式多次出现。

我们不能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他们所指出的这一糟糕问题（如全球艾滋病日爆出的诸多感染艾滋病者故意通过性爱感染他人，同性恋与异性恋皆有）， 但当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讨论同性恋与艾滋病的文章中时，我们便会察觉到曾经媒体中有关同志的一个典型污名形象再次出现，即他们都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变态（心理扭曲）者，且专门故意感染他人。

伴随着上从政府，下到媒体这几年接二连三地强调男男性行为成为当下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人们渐渐在这些风靡的大众传媒中获得这样一个印象：男同性恋成为艾滋病传染的主要人群。

但就如财新文章中给出的资料和图片所显示的：2017年艾滋病病毒传播途径中最主要部分的依旧是异性传播，达到69.57%；同性传播为25.54%。无论媒体还是读者，由于对男男性行为传染率上升的反复强调，而造成了某种对于同性恋和艾滋病再次绑定的意识形态回流。

而在这其中，媒体始终是背后的主要推手之一。 虽然并未如上世纪末美国那般造成恐慌，但却也让越来越多人在“谈艾色变”的同时“谈同（性恋）色变”，因此“同性恋=艾滋病”的意识再次被巩固。这一状况导致的结果便是同志感染者更加不愿暴露自己，未成年同志对于艾滋病更加恐慌而造成其对于同性性爱的焦虑，以及对于自我的隐藏。这也或许就是当下调查和统计未成年同志感染艾滋病的困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