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脱实向虚，新金融业态如何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在修复金融系统，而中国的金融系统却过度扩张，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大。当前中国的金融系统出现失衡的特征。首先，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全球第一，大大高于美国、英国这些所谓的传统金融强国。其次，M2占GDP的比例不断攀升。私人信贷（不包括政府的信贷）占GDP的比重快速增长，已经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和OECD国家，成为全球第一。第三，中国实体企业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GDP增量。

失衡的背后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大大增加，这主要体现在机构之间资产负债、合约巨量增长，而不是银行对个人和企业的贷款增加。银行资金通过表外业务、通道业务等诸多环节才能进入实体经济，中间存在大量资金空转。银行已经从依靠储户存款的零售型银行，转变为依靠从金融市场融资的批发型银行。

这是金融机构平衡风险和收益、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其逻辑首先在于，市场对经济增长有一种悲观预期。其次，贷款不是靠贷款产生的现金流来还，而是依赖购买一些资产升值快的、投资有担保的金融资产。资金流向强调的不是利润，而是安全性，比方说有政府信用担保的资产。更为不利的是，期限错配严重，同业存单不再被所谓的长期机构投资者持有，而是被零售客户持有。金融机构持有的有价证券也“脱实向虚”，金融机构持有大量房地产贷款等金融资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对于金融市场的主流观点是，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充分竞争的金融体系可以提高资源配置，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是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度不够造成的。但是金融危机的教训是，金融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会因顺周期效应而放大或促进金融周期，金融系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所以，过度的信贷扩张、走金融拉动型增长之路并不可持续。有专家建议，在以金融业态创新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寻找支持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净化的长期性资金。金融机构不该以资产来决定负债，而是应该以负债结构来决定其所能支持的资产类型。股市资金、创业型资金（如天使基金、VC、PE等）都属于长期性资金，但是如果要让长期投资资金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应考虑配合税收机制改革，对长期投资资金给与优惠。

金融租赁有望成为天津新金融的重要特色。金融租赁业是新型金融业态的代表之一，可以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专家指出，金融租赁行业中的每一分资金都可以流入实体经济，因此能切实降低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所以金融租赁行业对于支撑实体经济、让金融回归本源有着独特优势，对解决经济“脱实向虚”有一定的帮助，可以在支持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京津冀空间结构的调整、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升级的有序推进，以及京津冀三地空间的重新规划定位，融资租赁行业也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实现京津冀一体化，不仅要从金融角度来思考，更需要站在体制机制改革的更高视角来考虑问题。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政府，包括政府和金融的关系、政府和货币的关系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的发展、经济与产业链的发展以及京津冀一体化将给管理、服务、市场带来众多变化，政府不能再唯GDP论。

因此， “五位一体，四个方面”的综合体制创新将是未来京津冀实现协同发展的最大挑战。在这方面，可供借鉴的国外经验寥寥，我们必须更多依靠自己的摸索与创新。

在经济三角区一体化的发展中，必须首先实现两角的融合，如果两极融合不成功，那么第三极成功的概率也不大。目前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中，北京和天津这两极是确定的，因此天津必须思考并明确自己的战略定位，找到突破口，这也是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

作为港口城市群中的超级城市，天津拥有辐射京津冀的优越地理位置，天津港具有物流条件，天津现代制造业的优势奠定了天津的科创基础，天津可以从港口、航空、水运、陆运一体化和智能城市角度进行定位，大力发展智能金融价值网。在智能金融价值网中融入智能港口、智能物流、智能制造、智能投顾、智能健康、智能消费建设。

政府可以从支撑传统金融业态自行开发、传统业态和新金融业态合作孵化、投资新金融业态等多方面出台鼓励政策，让天津发挥京津冀超级城市群和超级供应网的独特智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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