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怒症”、惹争议的自驾游车队，以及被误解的大货车｜书单

《驶于当下》，徐前进著，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9月。

以下两种遭遇，大概是每一个驾驶者都熟悉的：夜间，非高速路，碰上对向车辆一直开着远光灯；不小心或者不知为何“得罪”了某辆车，被其追赶、被其别车。在《驶于当下》这本个人经验的阐释之作里，历史学者徐前进就讲述了他的这两种经历。他把他本人作为研究对象，从学车、购车、开车和报事故保险等一连串个人体验中思考现代技术问题，开车是其中一部分，而我们知道，只要上路就或多或少会遇上一些不愉快，也因此接下来他的遭遇和回应又具有某种普遍性。

第一件事是发生在某天晚上6点。他开车回家，对面来了一辆车，据他推测当时两车相距约200米，这辆车开着远光灯。不过他并未说明这是否为高速路，若是高速路，在车辆少的情况下是应当开启远光灯的，到会车时再作切换，改为近光灯。当然200米以内无论怎样都该准备切换了。当时，“我的前方白茫茫一片”，作者被晃得已经看不清路况。他“左手握着方向盘下方的灯光控制柄，连续变换近光和远光模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闪ta”，这个做法就是提醒开启远光灯的驾驶者请关闭远光灯。不料这个文明破坏者并没有切换。作者随后就采取了一种被他称为技术化对抗的方式：把车停在路上，也开启远光灯，对着照射对方车辆，以此表示不满。不得不说，这种对抗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万一车速过快，在彼此都看不清的情况下，发生了碰撞或其他意外怎么办？替作者捏了一把汗。幸而对方最终在50米处的地方变换为了近光灯，一场短暂而惊险的博弈就此结束。让我们再次谴责此种不顾及他人而开启远光灯的做法，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样的驾驶者“忽略了灯光的公共性，完全沉浸在个体化的视觉中”。

第二件事是遇上了一场比较微弱的“路怒症”发飙。当天，作者急刹，由于踩刹车和离合两个踏板时，双脚节奏和力度没有配合好，导致发动机直接熄火。他之所以急刹，是因为有两个行人在非斑马线的地方过马路，俗称“鬼探头”。此事也需要看整个道路设计和当时的路况。问题不在这儿，而是紧接着后面的一辆车被迫也停了下来，不停地按喇叭。作者从后视镜中看到了对方的急躁和愤怒，赶紧转动钥匙重新点火，刚起步，后面的这辆车就急加速，超过他的车，开到前面后又并线变道。他不得已再次刹车。这个时候对方“路怒症”其实已经初步爆发了，将本来无关紧要的“意外”和情绪无限放大，不断将其问题化，只不过程度较轻，假如作者一气之下没有刹车，而是加速从旁边追上去，也去别车，如此你追我赶，僵持不下，严重则以冲撞了结。这是不敢设想的。

《驶向现代性》，张珺著，席煦译，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

“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车灯在闪吗？他们没有看到这儿有一个车队吗？是个人都看得出！”

这是人类学者张珺在《驶向现代性》这本书中重现的一段话。本世纪头十年，她在广州做田野调查，观察中产家庭与私家车消费的兴起，早些年林晓珊的《汽车梦的社会建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版） 从消费社会学的角度也曾对此做过调查。《驶向现代性》所论述的还是家庭消费的阶层化解释，她发现了许多私家车拥有者会通过车队共享一种集体身份——“在这些集体驾驶的场合，中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共同感：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

车队驾驶，是一种需要组织和协调的驾驶方式，它们与其他车辆在路上的社会交流问题也因此有某些独异之处。

在2006年至2007年期间，作者发现许多迎亲车队的车牌都用一种红纸覆盖，上面写着“百年好合”和“永结同心”等祝福语。车牌作为车辆对外的名字被遮挡了，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一位多次担任婚车司机的受访人则告诉她，“结婚是人生大事，交警才不想在这种大日子里为难人。”遮盖车牌的做法持续了一段时间，随着安全意识和执法力度的提高，此后逐渐消失。写有祝福语的红纸，改为贴在车牌的上方或下方。当迎亲车队上路后，有的婚车为了跟上前车不惜闯红灯，而受访人表示“交警对婚车的违规行为要比对普通车辆更加容忍”。对保持队形的重视是车队这种驾驶类型的共同特征。自驾游车队也是如此，他们尽力让参与车辆排成一列，有了队列方才壮观，所以每辆车都有一个号码和对讲机。有了这些工具和方法，内部的沟通问题是解决了，对外呢？那就未必了。不会有其他车辆插入迎亲车队，即使误入也可能马上退出。自驾游车队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因为作者关注的焦点是车队的集体意识问题，关于此，并没有更多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