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强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出版社：巴蜀书社
书号：978-7-5531-2291-5
定价：8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研究唐宋时期的巴蜀社会，讨论了巴蜀地区的士人、城市生活、乡村社会等多个维度的内容，探寻巴蜀地区发展的内在历史逻辑。在研究方法上充分借鉴了城市史、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为研究唐宋政治格局和巴蜀地区的战略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此书填补了唐宋时期巴蜀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空白，丰富了对唐宋历史、巴蜀地区的多元认识。
作者简介：
马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国历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历史地理研究》编委、《亚洲研究》国际通讯编委。主要著作有《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蜀道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等。在《中国史研究》《文学遗产》《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60余篇。
序言
第一章 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政治地理与政区调整
第一节 唐宋时期巴蜀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其政区的影响
第二节 唐宋时期巴蜀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
第三节 唐宋时期巴蜀高层政区在全国政治地理格局中的地位及影响
第四节 唐宋王朝经略巴蜀边疆的经验与教训
第二章 中央与地方：北宋的治蜀及其政治经验
第一节 对巴蜀的政治权衡
第二节 对巴蜀的经济策略
第三节 对巴蜀的教化措施
第四节 对巴蜀的军事控制
第五节 治蜀之鉴
第三章 两宋时期巴蜀乡村居民生活状态研究
第一节 乡村主客户比例
第二节 乡村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
第三节 宋代巴蜀农民的精神生活
第四章 唐宋巴蜀地区的士人群体及其管理
第一节 唐宋时期蜀士群体的生存环境
第二节 唐宋时期巴蜀进士群体的时空分布
第三节 宋代蜀士家族的空间特征考察
第四节 地理学视域下区域人群研究的若干思考
第五章 唐宋时期的成都及其社会空间
第一节 喧然名都会：唐宋时期成都的整体印记
第二节 物以类聚：特色商品与成都的商业空间
第三节 人以群分：群体与唐宋成都的社会空间
第四节 何处是成都：行为、风尚与唐宋成都的休闲空间
附录一 20 世纪以来出土墓志所见唐代巴蜀社会经济与交通
附录二 宋川峡四路治所郡守易替表
附录三
后记
近年来，区域史作为中国21世纪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方兴未艾，出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对区域的界定有多种，可以是地貌区、文化区、行政区、经济区，甚至军事区、宗教区，但以地貌区与文化区构成的大区域则是时下学者研究区域文化史与历史地理的常选。区域史与地方史有差异，但更多是重合，是大与小的关系。当然在研究范式上，现代区域史与地方史已经与传统方志式研究有很大不同。比如江南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主要代表区域，江南史在近些年被广泛书写，成为明清中国历史书写的主要增长点之一，亦可看作地方史繁荣的一个例证。然而，如果摆脱现代史观，从宏观的大历史来看，基于当代史学而非传统方志的区域历史书写依然不够丰富。在这里并非是要号召一种各自为政的区域史，而是在充分考虑中央的主导或纽带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对各区域发展的内在历史逻辑的思考，这有助于理解为何宋以来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得以建立并持久延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强教授团队编写的这部《唐宋时期巴蜀社会及其治理》的独特价值得以凸显。
此书以唐宋历史为大背景，大量运用前人较少注意的史料，分别论述巴蜀地区的城市、乡村、社会结构等。《华阳国志》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大区域史经典著作，记载的核心正是巴蜀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人物。在现代学术史上，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发现轰动海内外，1941年卫聚贤在重庆《说文月刊》上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巴蜀史的研究从此开始，至今已经走
过80余年的路程。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多位学者编写的多卷本《四川通史》，李敬洵先生的《唐代四川经济》，贾大全先生的《 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邹重华、粟品孝主编的《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等，都是巴蜀文化研究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四川社科院组织编写历时长达 20 余年的大型区域文化通史《巴蜀文化通史》，更是新时代巴蜀文化历史研究的里程碑式重大成果。尽管如此，巴蜀社会历史的研究仍然留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唐宋这一中古重大转型时期的巴蜀社会历史研究仍然几乎是一片空白。《唐宋时期巴蜀社会及其治理》首先是一部区域断代社会与人文地理史，该书充分借鉴了区域史、城市史、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围绕特定时代中的“人”“物”及“人的日常”，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及民众“游娱活动空间”等层面进行考察，将“人”“物”更加鲜活地还原到了唐宋时期的历史场景之中，丰富了我们对巴蜀社会的多元认知。
同时，这是一部翔实的巴蜀断代史，提供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许多史实细节和思考角度，对我们理解唐宋及其社会转型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正如上文所说，宋以来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是哪一个单独的区域可以主导建立的，而是各个区域既有各自内在发展逻辑又持续互动才成就的。本书对于理解这一进程亦有帮助。
唐宋时期，在四川盆地边缘地带还生活着为数不少的蛮夷，他们与巴蜀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审阅该书初稿时，就坦诚地提出既然此书开篇就已提到中国古代两种政治地理的“分块式”和“圈层式”结构，接着又提到蜀地与吐蕃、南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巴蜀是如何以圈层式结构规范境内汉蛮关系的，也应当有所交代。第一章关于地缘政治形势与政区变动完全不提唐宋巴蜀社会中的羁縻州县治理制度，是不完整的。希望今后对这部分能够继续深入研究，力臻趋为完璧，这对当今倡导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也是有益的。
一年前我审阅过《唐宋时期巴蜀社会及其治理》一书初稿，在充分肯定
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近日该书即将出版，马强教授来信索序，作为从四川走出多年却一直关注家乡的学者，我对此书本还有不少引申的话，
但因我近来忙于广东“三交”史料汇编等工作，实在无暇再撰写一篇长篇序言，就简单地写上几句，表达一下我的主要看法。是为序。
郭声波
2024 年 10 月 25 日
提起历史上的治蜀，我们会自然想起“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这句流传甚久的名言，也会联想到成都武侯祠大门那幅有名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引申说来，这些名言除了揭示了四川在全国历史政治地理中的一定规律性特点外，实际上反映的还有历史上治蜀——四川社会治理的难度。从地理学角度看，四川盆地四周高山险江环绕，北有秦岭、大巴山屏蔽，西有川西高原与横断山脉拱卫，西南有川江夔巫三峡雄据，盆地偏西北部是平衍富庶、物产丰富的成都平原，这一地形地貌特征决定了四川盆地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地形封闭，四塞险固的特殊区域，以三星堆文青铜文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演进也经历了与中原社会历史不同的历程。战国中期，秦并巴蜀后，治蜀就成为秦国控制四川的必要策略，秦在在蜀地推行郡县制度与田亩制度，蜀地逐渐结束了封闭发展的社会形态，从政治上纳入华夏政治统一的文明演化进程。西汉文帝时期的蜀守文翁鉴于蜀地儒教淡漠，诗书礼乐不倡，社会民众无心向学，民风萎靡不振的现状，在蜀地大力置办学校，推行儒学教育，助力教化，蜀地的社会文明风气得以显著提高。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重视对巴蜀后方基地的社会治理，整顿吏制，严行法制，抑制豪强，倡导廉洁士风，“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蜀汉出现“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良好社会局面，这些都是历史上“治蜀”成功典型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