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及其影响

这是选·美的第 933 篇文章

长期以来，美国史学界叙述的是1954—65年间体制化的民权运动，而把60年代中后期批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黑人权力”运动排除在外。已有的论著大多认为“黑人权力” （ BlackPower ）运动分裂了黑人社会，疏远了白人自由派，导致了民权运动的衰亡。本文认为，在联邦政府的监控和破坏下，“黑人权力”未能实现完全由黑人掌控自己事务的目标。然而，“黑人权力”主张重新分配政治权力，重视黑人社区力量，强调种族团结和群体权利，重塑了黑人的社会形象，颠覆了白人文化对黑人的偏见论述，并高度肯定黑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美国黑人不再遵循同化模式融入社会，而是以平等身份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黑人权力”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黑人权力”术语最初见于理查德·赖特（ RichardWright ）在 1954 年出版的研究非洲政治的著作《黑人权力》。之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Student NonviolentCoordinating Committee ）的威利·里克斯（ WillieRicks ）在密西西比州的民权斗争中使用过它。不久，里克斯极力向该组织的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 Stokely Carmichael ）推荐这个口号，作为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进行思想意识斗争的新武器。 1966 年 6 月 16 日晚，卡迈克尔在向密西西比州进军的集会上喊出了“黑人权力”。他说：“这是我第 27 次被捕，我不打算再去监狱！”他指出，“我们一直在说自由，说了 6 年，但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现在要说的是黑人权力！”集会群众情绪高涨，予以热情回应，连续高呼“黑人权力！”

“黑人权力”随后作为一个政治主张在美国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再重视种族合作原则，而是强调黑人必须掌控自己的事务，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权力。该主张强调黑人意识、种族团结、黑人社区的力量、黑人文化、历史和制度的价值和意义、黑人的群体权利，把黑人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美国的社会制度。

“黑人权力”的提出、民权运动话语的转变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民权领袖马尔科姆· X （ MalcolmX ）在 60 年代黑人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在黑人社区传播黑人意识，强调黑人控制社区机构的重要性。他自称是民族主义者，主张黑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压迫者、剥削者和歧视者”，那就是白人，黑人应在共同对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他认为，黑人在追求民权时如遭遇暴力，可采取自卫行动。 1966 年 8 月 5 日，卡迈克尔在克利夫兰的集会上说：“当你谈论黑人权力时，你谈论的是拿起马尔科姆·X留下的东西。”

“黑人权力”的主张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民权斗争经历密不可分。该组织最初相信体制内的变革，曾与联邦政府密切合作。 1961 年，它接受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 RobertKennedy ）的建议，避免从事容易导致种族冲突的自由乘车运动，改为从事非对抗性的选民登记活动。然而，联邦政府不遵守保障民权活动家人身安全的承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对此十分愤怒。 1964 年 8 月 19 日，其主席约翰·刘易斯（ JohnLewis ）致信约翰逊总统，指出自 6 月 21 日密西西比州自由夏季活动开展以来，“这里至少有 60 次殴打、 8 次谋杀、 17 座教堂被烧毁、 13 次炸弹袭击、 23 次枪击”，针对的是当地黑人和民权工作者。刘易斯要求约翰逊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充分保障他们的安全。 但联邦政府只重视该项活动中白人民权工作者遇害的情况，这让该组织颇为失望。

此外， 1964 年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让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失去了对民主党及约翰逊政府的信任。该民权组织认为，真正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密西西比州的是由黑人组建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而不是完全由白人种族主义者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党。而约翰逊总统和民主党违背与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达成的妥协，只给后者两个有表决权的席位。对此，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执行秘书詹姆士·福曼（ James Forman ）指出，“我们没有把民主党看成是黑人的伟大救星，没有盲目跟随它的习惯”。 部分黑人民权活动家由此得出结论，黑人应培养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才是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强大政治武器。

尽管黑人在 60 年代中期赢得了《民权法》和《选举权法》，但也遭遇了梦想的破灭。种族融合是民权运动的主要目标，但即便是号称进步主义的北卡罗来纳州，黑人孩子在白人学校就读的人数在 1960 年 12 月、 1964 年 5 月和 1965 年 6 月分别是 82 、 1865 和 4963 个，只占黑人孩子的 0.02% 、 0.537% 和 1.42% 。而亚拉巴马、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情况更为糟糕。北部白人社会则不满用公共汽车运送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一起上下学。 1964 年，纽约市的一名白人对黑人示威者说：“我希望自己是亚拉巴马州的一名警长，可以合法地杀死黑人。”

可以说，黑人社会的绝望情绪在60年代中期相当普遍。黑人贫民窟的条件鲜有改善，种族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黑人青年失业率超过25%。这些因素导致都市黑人暴力反抗的兴起。而越战则让黑人青年对非暴力战略感到幻灭，他们认为，既然美国可以在越南使用暴力，那么黑人的暴力革命是合理的。

“黑人权力”运动的出现也有深厚的国际根源。 60 年代第三世界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认为这种斗争与美国黑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必须起来争取“黑人权力”，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卡迈克尔等民权领袖把法国左翼思想家弗朗兹·法农（ FranzFanon ）的《大地上的受苦者》（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奉为“圣经”，部分地接受了国际社会中主张暴力革命的激进思想。

到 60 年代中期，黑人社会认为，过去 10 年美国有很多机会向黑人证明“人人生而平等”的承诺是真实的，但没有兑现承诺。即使是比较保守的黑人领袖、全国城市同盟（ NationalUrban League ）主席惠特尼·杨（ WhitneyYoung Jr. ）也感叹，当民权活动家攻击北部的种族隔离时，北部自由派对黑人民权的支持减少了。 黑人社会决定采取新的斗争战略，不再“用爱来回应白人的暴力”，而是“忙于准备战斗”。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认为，既然法律不能给黑人带来公正，那么黑人需要“黑人权力”。卡迈克尔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直关心南部黑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改变，而不是象征性变化。”他指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问题的关键，必须成立黑人的政治组织”。因此，该组织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美国的社会制度。1965年5月23日，刘易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上指出，美国黑人是邪恶的政治制度和压迫性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担任司法部社区关系司司长的黑人政治家罗杰·威尔金斯（ Roger Wilkins ）在致约翰逊总统的信函中指出，黑人社会意识到，美国体制通常抑制他们的抱负。如果不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那么黑人的后代仍将在哈莱姆这样的地方度过一生。经历了 10 余年的民权运动后，美国黑人不再愿意在这个体制中“默默地忍受痛苦”。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转向“黑人权力”，公开批评种族主义压迫的根源在于整个美国社会。对此，约翰逊政府的一些高层人士认为，该组织的“黑人权力”主张是对美国稳定的最大威胁。司法部社区关系司司长威尔金斯认为，“卡迈克尔在用‘黑人权力’口号恐吓国家”。 约翰逊的新闻秘书乔治·里迪（ GeorgeReedy ）批评“黑人权力”导致“黑人民族主义猖獗”，致使许多黑人青年相信，它将能迫使“白人社会努力改善黑人的条件”。 联邦调查局则宣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与现存社会秩序相冲撞，成为种族和平的潜在威胁”。

挑战现存体制的“黑人权力”运动不为美国政府所容。 1966 年 9 月 12 日，总统秘书哈里·麦克弗森（ Harry McPherson ）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说：“民权运动处在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选择暴力斗争，但将受到政府压制；另一条道路是在美国体制内活动，而不是反对它。” 1967 年 8 月 1 日，美国军方谴责卡迈克尔和赫伯特·布朗（ H. Rap Brown ）是无政府主义的煽动者。它强调会采取立即的和强有力的行动来应对“黑人权力”导致的城市骚乱。

实际上，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黑人权力”之前，城市骚乱从 1964 年起延续了三个夏季。对来势汹汹的城市骚乱，约翰逊总统始料未及。其秘书乔·卡利法诺（ Joe Califano ）回忆说，约翰逊“不能接受瓦茨骚乱（1964年首起城市骚乱），拒绝看来自洛杉矶的电报”。而共和党则指责约翰逊应对骚乱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指示联邦调查局扩大对该组织一般性民权活动的监控。

自 1960 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立起，联邦调查局就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名对该组织实施监控，后转移到“黑人权力”运动上。联邦调查局利用各种手段监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导人卡迈克尔和布朗等人的言行。它指控卡迈克尔的演讲是对法律和秩序的傲慢，对暴力的偏好；激起了黑人的暴乱，使得骚乱有可能在美国大城市中再次爆发。 它诋毁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黑人权力”主张是一种暴力政策。它宣称“黑人权力”是在“呼吁黑人武装起来，准备游击战争，推翻美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破坏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联邦调查局有关“黑人权力”导致了 60 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城市骚乱的指控，在多数情况下缺乏事实依据，目的是败坏“黑人权力”运动。 1967 年 7 月 26 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 John Edgar Hoover ）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多数骚乱是因黑人轻微违法遭当地警察逮捕而引发的。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马里兰州的剑桥的情况是例外，卡迈克尔和布朗的煽动性演讲触发了骚乱。”已解密的政府档案显示，甚至胡佛言之凿凿的剑桥骚乱也是不实指控。当地警察通过线人提前得到了布朗的演讲内容。布朗的演讲与当地的骚乱没有什么关系，骚乱发生在布朗演讲后的第二天晚上。即便是 1967 年发生了严重骚乱事件的底特律市，也只有 11% 的当地白人认为“黑人权力”意味着骚乱。

联邦政府完全了解骚乱的根源。 1965 年 8 月 22 日，里迪在给约翰逊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关键是解决黑人贫民窟问题”。 1966 年 9 月 29 日，总统秘书路易斯·马丁（ Louis Martin ）反映，“黑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 25% ，这是骚乱的主要因素”。 1967 年 10 月 11 日，总统秘书道格拉斯·卡特（ Douglass Cater ）向约翰逊报告，“过去 6 年，黑人在收入、教育、工作和住房方面进步显著，但与白人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

但美国政府机构却以各种罪名指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导致他们无法开展正常的民权活动，被迫花费大量来之不易的募集资金用于诉讼和缴纳保释金。与此同时，这些权力部门在民权组织之间制造了大量冲突，破坏它们的互信。例如，联邦调查局诬陷卡迈克尔动用募集资金在华盛顿特区购买豪宅，使其声名狼藉。 1967 年 8 月 25 日，联邦调查局启动针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内的“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 Black Nationalists-Hate Groups ）的 “反谍计划” （ 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 ），打击“激进势力”，压制它们的活动。

美国主流 媒体配合联邦调查局污蔑“黑人权力”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认为“黑人权力”是“逆向种族主义”。《亚特兰大宪章报》（ AtlantaConstitution ）主编拉尔夫·麦吉尔（ RalphMcGill ）诬陷该组织与“三 K 党”类似，指控其煽动种族仇恨，导致社会骚乱，目的是破坏西方文明。 1967 年 6 月 19 日，《纽约邮报》（ NewYork Post ）的杰瑞·塔尔默（ Jerry Talmer ）捏造“黑人权力”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耸人听闻地说“一个幽灵在美国上空徘徊，它就是黑人权力。” 1990 年，曾任《时代》（ Time ）通讯记者的阿列·沙尔特（ ArlieSchardt ）承认，媒体在“黑人权力”问题上“做得过分”，有大量的“消极报道”。

主流媒体的妖魔化报道影响了美国民众的态度。1966年8月5日，《纽约时报》引用所谓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内部文件说：“我们把白人看作是1亿8000万种族主义者。”白人约翰 ·贝利（ John Bailey ）在读完这篇文章后表示，不再支持没有理性、鼓吹暴力和“逆向种族主义”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许多支持民权运动的白人认为，“黑人权力”对黑人事业毫无帮助。虽然有白人同意种族主义的根源在于整个美国社会的观点，同情黑人的遭遇，理解黑人的愤怒，但不赞同“黑人权力”。白人社会反对任何含有暴力和“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想，任何打破旧制度和创造新社会的激进主张。

总之，联邦政府部门的丑化和打压败坏了“黑人权力”的声誉，削弱了民众对它的支持，使其无法在挑战美国现存社会制度上走得更远。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布朗承认，“黑人觉得公开抵制白人当局没有效果，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