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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近日合办了第192期上海发展沙龙，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运算与创新发展专委会主任周天勇先生作了题为“经济增长趋势与关键性体制改革”的演讲。他指出，面对当前的经济挑战，中国需要从体制性问题入手，通过深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通过要素市场化和土地资产化等大力度改革，并且对分配和需求方面的体制协同深化改革，使经济增长继续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保持10余年时间；顺利应对老龄化挑战，跨越中高收入阶段，使人民富裕起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2035年时初步实现现代化，到2049年时成为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国内外经济学者和机构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进行了预测。国际机构普遍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在4.3%-4.5%之间，而国内一些预测则较为乐观，认为增速有可能达到5%。
2023年，全球人均GDP为13138美元，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14000美元，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为48220美元，而中国人均GDP达12681美元。中国既没有达到全球平均水平，也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2024年，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是1.6%，中高速国家增长率是4.3%。如果未来中高速增长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3%，那么到2035年全球人均GDP将接近2万美元。中国若要在未来11年内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保持每年4%的增长速度。
二、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是人口结构的转变。少子化和老龄化使中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面临持续性压力，导致有支付能力的人口减少，而这一趋势无法通过短期政策逆转。我国的人口下降速度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要陡得多，降幅迅速。其他地方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般提到“三个有点多，两个刚刚好”，而不是强制限制为一胎；即使生了三个、四个、五个，也不犯法。我们的计划生育过于严格，导致人口下降尤为陡峭。劳动力和有支付能力的人口是一个累计的数字，在未来20年内，这将是最大的压力。
第二是地方债务与社会保障缺口。地方债务的扩张和养老金支付压力逐渐成为严重问题。社会保障基数的萎缩使得养老基金面临收支不平衡的风险。征社保基金的基数越来越低，且在不断收缩。同时，老年人口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持续增加，这个缺口可能会愈加扩大，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第三是国有企业低效运作。国有企业的低利润率和低效率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增长。
三、历史数据与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我曾使用过一些模型，包括索洛模型、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和乔根森经济增长模型。通过这些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我们的理想经济增长目标似乎无法实现。因此，我就思考是否存在其他途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表现显示，不同阶段的增长来源存在显著差异。
图表1：改革开放前后的投入和经济增长
1957年至1977年间，就业劳动力平均增长2.62%，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69.88%，投资强度非常高。然而，固定资产并不总能全完全转化为有效资本，产生了大量的无效资本，因此资本增长率仅为8.9%。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为负，最终GDP增长仅为5%。
从1978年到2010年，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增长降至1.61%，固定资产投资降至17%，但实际资本增长率达12%。劳动和资本的产出系数与要素增长率相乘，各自分别贡献了0.79%到8.27%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2.82%，因此GDP增长了10%。相比之下，过去高投入仅实现了5%的增长，这10%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而非技术创新或外部驱动，是西方经济学索洛模型所描述的生产力提升。
四、如何用模型变量体现渐进转轨国家的体制变动
经济体可分为计划经济体、市场经济体和转轨国家，转轨国家经济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瞬时转轨，如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另一种是渐进转轨，例如中国。在国际上，计划经济国家或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模型都通常是基于流动实体变量的计算模型，按照一定的精确理论构建。而对于渐进转轨国家，体制改革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体制本身在生产系统中不能作为变量，因此无法准确计算体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近年来，我的研究致力于将体制变动纳入变量，从而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提出了一个针对渐进转轨国家（如中国）的模型，旨在分析和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考虑体制变动和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体制变动
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体制变动（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模型1
是：
GDP增长
= 资源总量 ×（资源在市场竞争领域配置比率 - 计划行政干预领域配置比率）×（市场竞争领域生产和需求效率和效用 - 计划行政领域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 /
GDP
模型1试图量化体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计算体制变动导致的资本分布和利用效率的变化。
模型2是：GDP增长 = 土地或者房屋总面积 ×（允许交易1，不允许交易0）× 当年发生的交易率 ×（有市场价格1,
无市场价格0）× 市场价格水平/ GDP
模型2通过计算土地和房屋资产的交易和价格变动，来评估这些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们将这两个基本模型用于将体制变量化。随后，我们团队基于这两个模型改造了生产函数，并结合凯恩斯的分配模型和支出模型，构建了一个供给、分配和需求三方面的国民经济运算模型。该模型与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轨迹相符，我们用它推算未来的增长。未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体制性剩余，关键在于通过改革释放这一剩余。
比如，如果我们还有1亿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就应该放开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我们将与中国人均GDP相差5000美元左右且人口较大（都没有户籍）的18个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土耳其、马来西亚等）的农业就业人口进行加权平均，结果为10%。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为24%，即存在14%的差值。这14%的差值主要使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例如限制子女上学和城市居住等因素。
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占总资本的80%，集体资产约占15%。此后，国有企业的比例逐年下降，到2008年降至20%。这一变化，这一变化，加上非国有经济效率的提升，推动了年均1点几的经济增长，因此GDP增速得以实现。然而，2009年推出的4万亿投资主要流向了国有企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产比例从20%上升至40%。从2009年到2023年，尽管国有经济资产比例上升，但由于效率较低，造成了0.84%的经济增长损失，这一损失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五、实现长期中高速增长除改革而无他路
（一）中国供给侧的体制性剩余仍有很大的规模
目前，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约有13045万人，未发挥生产作用的体制性剩余资本为265万亿元；全国低利用率的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约为13150万亩；城乡土地和房屋的自然资源总量，按照影子价格法计算，2023年的价值约为700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至1000万亿元。
（二）需求侧的潜力是人口城市化、就业工业化、耐用品汽车居住需要
2022年，人口城市化水平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值为80.10%，而中国城镇常住流动人口的比例为65.22%，其中拥有户籍的城镇人口仅为48.00%。到2035年，城市化目标应是将人口城市化水平提升至82%，并将部分常住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彻底市民化。
2022年前发展中国家非农业就业比率的标准值为90.28%，而中国非农业就业比率为75.92%，落后了14.36个百分点。2035年，非农业就业比率的目标应提高至约92%，除去自然死亡等因素，城镇工商服务业需吸纳10757万人转移就业。
在耐用消费品居民拥有量方面，农村人口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城乡居民整体仅进入汽车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到2035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常住流动人口需达到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向富裕社会迈进，家庭汽车拥有量向成熟汽车社会靠近，即每百户家庭拥有160辆汽车。
在建筑业方面，农村、乡镇和城郊居民的住房条件仍处于工业化的前中期，城镇流动人口分享城市和建筑工业化成果的程度较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住宅楼宇可能会提前进入更新阶段。居住环境将从超高层建筑向平面化调整，宅院和楼室内功能将逐步完善，装修、器具和铺饰等将更为美观舒适。建筑的抗震、防火、保温隔热和电梯运行等质量将得到提升，老旧居住社区和楼宇将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
（三）土地房屋配置和资产化改革
在全面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延长各类土地使用年限，加强城乡土地使用财产权的保障；
允许法人和自然人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定价、入股、出租、抵押和继承，放开城乡一级和二级市场交易；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规划应适应社会需要的变化，并与市场机制配置相匹配；
对城乡自然人和法人拥有使用权的土地的房屋，实施全部登记注册、确权发证；
改革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禁止市场交易的体制，建立竞争性土地和房屋市场，放开准入、撮合定价，使其成为可交易和抵押的资产。
（四）户籍等体制和国有经济改革
全面放开户籍管制，允许子女随常住城镇务工家庭就地接受教育，提供多元化住宅供给以降低进城人口居住成本，完善进城人口的社会保障，这些举措有助于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村农业领域向高生产率的城镇及工商业转移；
深化国有企业用工体制改革，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合并减少机构，精简非生产性冗员，以提高国企劳动生产率和公共服务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