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英] 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著，马百亮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出版，已获授权。
9 世纪晚期和 10 世纪，加洛林王朝（在公元751年取代墨洛温家族，统治法兰克王国的王朝）的统治者们努力对其王国的各个地区施加影响，就像查理曼或虔诚者路易所做的那样。这说明他们手中的权力杠杆——礼物和恐吓——已经不那么有效了。
如果我们将 7 世纪晚期和 8 世纪早期的墨洛温王朝国王与其 6 世纪的先辈进行比较，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况。这一现象与加洛林王朝的基因退化没有任何关系，而是
与中央和地方所控制资产的相对数量的结构性转变有关
。
根据这一核心因素来考虑 9 世纪时查理曼帝国的政治进程， 你马上就能明白，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室往往会失去对各种资产的控制权
。
图：创建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
首先，将帝国分给多个继承人，相当于马上缩小了统治者与大贵族之间在所持有的关键资产
（土地、从教会机构或市场取得收入的权利、任命世俗和神职人员重要职位的宝贵权利等）
上的差距。
在 843 年的《凡尔登条约》中，王室的财产（所有这些资产的总和）被分给了虔诚者路易的 3 个儿子。这立即大大缩小了他们每一个人与大贵族之间的差距。洛泰尔的土地最终被重新分配，这给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带来了很大的优势，但是他们也得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孩子。除了胖子查理短暂的统治时期，查理曼整个帝国的所有财富再也不会落到单独一个加洛林王朝的人手里了。胖子查理活得不够长（没有活过关键的 5 到 10 年），没能使单个统治者独掌财富的局面持续下去，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到了885 年，无论如何，王室资产的总值已经大幅下降。
图：
虔诚者路易，丕平之孙，查理大帝之子
到了 9 世纪 80 年代，有些大贵族很清楚自己已经基本上可以与加洛林王朝的君主平起平坐（也有其他人这样认为）。人们认为足可称王的不仅有著名的奥多，还有普罗旺斯的博索。显然，这些人如果在权力争夺中获胜，就将接管剩余的王室资产。他们的个人财富肯定不仅仅是接近于君主的财富那么简单。
东法兰克王国的情况类似，从 900 年前后开始，这里的各个公爵就基本上不可撼动了，与 100 年前相比，那里的权贵们看起来更像国王了。这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大量的资产已经易手。
9 世纪的政治状况足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移。从 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存在激烈的政治竞争：首先是在两位或两位以上（通常是好几位）在位的君主之间存在争夺；其次是在他们和其他潜在的王位觊觎者之间存在争夺，后者通常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和旁系亲属。秃头查理似乎吸取了教训，试图限制他留给下一代的政治竞争，但很不幸，事与愿违。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加洛林王朝的“ 死亡盛宴” 到来前，总体的政治背景
一直是多个加洛林王朝的人争夺军事化地主阶级的支持。
没有地主的支持，争夺王位就不可能成功。
权贵忠诚的价格是不固定的。如果你面对的是像征服伦巴第人之后的查理曼那样可怕的人，那不管他给你什么，你都应该感激不尽。而
如果对方是一个目前还没有王国的旁系觊觎者，希望让你支持他发动政变，那你的要价就可以非常高。
而一个要面对几个竞争对手、还没有坐稳江山的君主若想巩固其统治基础，就得付出介于两者之间的代价。
9 世纪的政治叙事清楚地表明，加洛林家族的成员越来越为恐惧所困，为了避免在修道院度过余生，必须要吸引足够多的忠诚的追随者，为此要付出的政治代价也在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权力基石的土地、收入和关键职位的任命权，正以稳定且不断增加的速度从王室手中流失。
另外两个因素也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首先，法兰克人（以及英吉 利海峡以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面临的主要外交问题是维京人的袭击，军事上的主要困难是维京人的行动速度。维京人坐船而来，也经常会运来马匹，或者是在到达后捕获马匹，所以他们行动很快。在加洛林王朝当时的条件下，反击快速袭击是极其困难的。消息首先要经过相当远的距离传送到宫廷，然后再由宫廷发送命令给往往尚未集结的军队，因为贵族地主并非全职军人，他们通常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
因此，
一个显而易见的有效策略是，将权力移交给受威胁地区（基本上是在一条可通航的河流范围内的任何地方）一个值得信赖的权贵，因为他距离更近，能够更迅速地组织反应。
尤其是秃头查理，面对着他领土上的众多河流，他系统地采取了这种合理的措施。一个深得其信任的人是强者罗贝尔（Robert the Strong），他在卢瓦尔河上拥有重要的指挥权，在 888 年被推为国王的奥多就是他的儿子。受信任权贵的家族有可能通过一代人的服务获得足够的回报，从而在下一代人中产生潜在的篡位者——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加洛林家族就是作为墨洛温王朝在奥斯特拉西亚最信赖的支持者而起家的。
图：
秃头查理，
虔诚者路易
之子
其次，在 9 世纪， 另一个因素使形势更有利于当地的贵族地主，那就是城堡。
我们这里说的还是城堡的原型，主要是用木头做成的，而不是至今仍然散布在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那种石头城堡。9 世纪时，精英家族的家居改造第一次采取了防御工事的形式，这种做法迅速传播开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维京人入侵的另一种回应。如果你无法指望迅速动员大量兵力来对付他们，那么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就是更加有效地使用少量的兵力，让维京人很难得到任何值得抢的东西。设防的中心可以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避难所，也可以用来以寡敌众。
秃头查理尤其喜欢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他不仅有普通类型的据点，还在河流关键部位的桥梁设防。然而，一旦权贵们养成这种习惯并将其推广开来，恐吓叛逆者就困难了，因为
城堡既可以用来抵御维京人，也可以用来抵御国王。
老一辈的历史评论者深信（民族主义时代的人都这么想），中央政府的权力本质上优于地方权贵的权力，他们将这一演变过程视为一场巨大的悲剧，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加洛林帝国（尤其是西法兰克王国）本来可以前途无量，却被那些坚决抵制其合法统治者的权贵用邪恶的阴谋残酷地扼杀了。
在这些历史学家笔下，权贵与国王为控制土地和命运而展开殊死搏斗，法国和德国则是应许之地，更好的、集中化的趋势最终都会引向那里。
最近的一些文章不那么痴迷于把事情想成“ 好的”（有助于形成民族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或
“ 不好的”（没有起相应的推动作用）。这些文章指出，国王和地主精英们大多数时候是合作的，当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愉快共处。在经历了 20 世纪的极端年代之后，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就本质而言，中央权力并不比地方权力更优越。这个问题的热度已基本退去， 人们不再坚持地方权贵坚决要摆脱中央权力，而是看到，在 9 世纪晚期，争夺权力的主要人物大多来自曾完全效忠于加洛林王朝的家族，如奥多和博索。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效忠者只不过是收拾了王室留下的残局这种新观点，来取代那种认为权贵坚决要破坏王室权力的旧观点。在 9 世纪的背景下，忠诚和反叛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忠于一个王朝的人也可以靠这种忠诚来获利。中央逐渐失去对资产的控制，在此过程中最有可能获利的通常是效忠者，不管资产如何转移，他们的位置是最有利的。
他们依循的实际上是一种成功妙方：
先是绝对忠于统治王朝，积蓄足够的财富和权力，以便家族的后代能够独立于中央的控制。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权贵家族甚至可以试着夺取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