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你们都只看到我的清高，却没有看到我的无奈

前不久，《我的前半生》大热，

陈道明在剧中演一位餐馆老板，

虽然戏份不多，却赚足了眼球。

剧刚播完，马伊琍上《圆桌派》时，

透露了陈道明拍戏时的一个细节：

“当时道明老师只是来客串的，

他的戏份、台词都非常少，

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戏的，

但他也不去休息，就永远站在旁边看，

不提意见，就看你们怎么演。”

一次吃饭，马伊琍就说：

“陈老师，您是我们前辈，

以前都是我们站在旁边看您演，

现在您倒常常站在旁边看了。”

陈道明笑了笑说：

“我的表演是带着年代痕迹的，

带着那种年代感的痕迹演现在的戏，

很可能脱节，所以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希望看看你们这些正当年的人怎么演戏。

我想融入你们，但不能太扭捏作态了，

我得首先具备这样的能力才行。”

窦文涛一听，连连赞叹道：
“要不说怎么牛呢， 看看人家这见识！”

1955年4月26日，

陈道明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陈宗宽毕业于燕京大学，

后来在天津医科大学执教。

由于解放前在天津美国救济总署当翻译，

浩劫来时，陈宗宽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进牛棚，下干校，极其焦虑和痛苦。

按陈道明的家庭成分，“上山下乡”是没跑了。

当时学校排节目，陈道明经常起哄表演，

老师陈鉴铜看了，非要推荐他去专业学校。

戏曲学校招生，叫陈道明去，

曲艺学院招生，又叫陈道明去。

可陈道明当时压根儿没想学表演，

在这方面一点兴趣也没有，

每次答应说去，结果都跑了。

最后，天津人艺话剧团来了。

陈老师又给陈道明叫到跟前：
“别的不喜欢，说话你总会吧！”

陈道明拧着性子说：“不去。”

陈老师说：“不行，你必须去。”

还找了两个同学“押”着他去。

陈道明无可奈何地跑去晃了一圈儿，

根本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为了避免“上山下乡”，毕业前填志愿，

他抱着幻想填了邮局和化工厂。

“其实当时我也是胡闹，

因为我知道我必定要下乡去了，

填这个志愿不过是想试试运气。 ”

在离毕业还有半年时，

一天，陈道明在操场打球，

突然有同学说传达室有他的信。

陈道明心说，谁能给我写信啊。

打完球跑去一看，一个粉红色信封，

里面居然是天津人艺寄来的录取通知。

这是陈道明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

看完通知书整个人都懵了。

陈道明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

父亲陈宗宽感到非常不以为然，

在老辈人心中，这算不得体面的职业，

只好无奈地说：“唉，还能干嘛呀，

既然都录取了，你就去吧。”

读书时的陈道明，

算不上勤奋刻苦的学生。

“我从小就属于主动性很差的，

只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感兴趣，

学习都是家长老师督促着，

上课时尽给老师们画肖像画了。”

彼时的陈道明，骨子里就不爱表演，

被命运推到天津人艺话剧团之后，

陈道明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学。

学着学着，倒也觉得还不错。

然而等到有机会上台了，

却一跑就是整整7年的龙套，

上一场演匪兵，下一场演特务，

再下一场又演八路和群众。

陈道明1976年，左一

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

陈道明心里也有了些情绪。

“怎么老是让我演这些啊！”

有一次又让他演一个匪兵，

最后一幕，要从左边慕条跑到右边慕条，

一边跑一边喊：“冲啊！”

因为只有半边脸对着观众，

上台前，陈道明化妆就化了半边脸。

一落幕，领导就狂批陈道明一顿。

回去后，陈道明深刻地反省，

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心浮气躁。

当他开始接到一个个配角时，

他渐渐懂得了，一个人从事一份工作，

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主角，

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光鲜亮丽，

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是平淡的，

但即便如此，只要用心去做事，

谁也不能否定他的努力。

回忆在天津人艺的日子，

陈道明说：“当时我太一般了，

一般到我都想要改行了。”

就在这时候，他遇到了杜宪。

彼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就读的杜宪，

在学校里是人尽皆知的大美女，

不但个人能力突出，家境还好，

父亲杜庆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生涯获奖无数，地位极高。

这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

得知女儿爱上一个不出名的演员，

心里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

毕业后，杜宪成为央视新闻联播主持，

两人之间的“差距”似乎更大了。

可自始至终，杜宪都没有动摇。

陈道明一无名气、二无社会地位，

那些追求杜宪的男人都很纳闷儿：

“她怎么就会看上这个小演员呢？”

陈道明也说：“我太太能看上我，

只能说她太伟大，完全没有功利心。”

那时的陈道明与杜宪身处两地，

为了让这段爱情开花结果，

1978年，他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

这一考，命运就出现了转机。

在中戏进修了4年后，

陈道明演技有了质的飞跃。

1984年，《末代皇帝》剧组找到他，

希望他出演爱新觉罗·溥仪。

《末代皇帝》一拍就是整整4年。

那4年里，陈道明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

酬劳上， 每个月惦着夜宵补助费，

因为那比片酬还多。

这4年的心血没有白费，

电视剧一经播出，收视率气贯长虹，

陈道明也成了众人皆知的演员。

没多久，当他出门走在大街上，

有人远远地冲他喊叫：“嘿！皇上！”

陈道明中戏毕业大戏定妆照

1990年，导演黄蜀芹拍《围城》，

想来想去，觉得陈道明身上那股书卷气，

最适合演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

于是她找到陈道明：“这角色非你不可。”

之前，陈道明早就看了三四遍《围城》，

也知道这是一部多么深刻的作品，

连连摆手：“演不了、演不了，

我现在的演技还不够支撑这样一部戏。”

可黄蜀芹觉得非陈道明不能演，

直接放话：“那我就等你，

你什么时候演我们戏什么时候拍。”

即便是不小心摔折了腿，坐着轮椅，

黄蜀芹还追到北京去说服陈道明。

事实证明，黄蜀芹没有看走眼，

像方鸿渐这样不中不洋的人物，

身上泛着喜剧式酸腐气息的文人，

只有陈道明这的气质和演技能驾驭。

短短10集的《围城》，拍摄100天，

为了演好方鸿渐，陈道明反复琢磨人物，

大夏天还穿着长褂在家里踱步、念白。

一天下午，杜宪从外面回来，推门一看，

陈道明穿着长衫，正在找人物感觉，

杜宪说：“你傻呀，中暑了怎么办！”

陈道明低头一看才发现，

长衫前胸后背早已湿透了。

一番摸索后，为表现方鸿渐，

陈道明设计了“一惊一乍”演法：

总是神情落寞地游离于周边环境，

每被旁人问到和提及时，

都先是吃一惊，才回过神来。

这个冲突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

身为天津人，他练出尖声尖气的“上海普通话”，

这种口音在方鸿渐耍贫嘴的时候更为生动，

酸腐的小知识分子气栩栩如生。

《围城》热播之后，陈道明更红了，

成了全中国炙手可热的男演员。

连钱老本人都写信告诉他：

“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的方鸿渐。”

三十出头的陈道明，

成了全国名气最大的演员。

迅速走红给他带来的除了名利，

还有心态上的浮躁和轻狂。

当时的演员，虽然不比今天的偶像，

还是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

走哪儿都有人认识，追着要签名，

大大小小的活动、戏都来请他。

在外界的追捧和赞誉之下，

他有点儿轻飘飘的，觉得自己牛了：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

到什么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

无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这就是狂。”

因为《围城》，

陈道明与钱钟书结识。

幸好在那时，他去拜访了钱老，

一进屋，发现老人家深居简出，

家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

满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书，

唯一出声的，是煎药的药锅。

一到时间，药锅就“噗噗”地响。

到钱老家跟先生谈了三次话之后，

陈道明在那种书香的氛围中，

突然发觉自己贫乏、可怜乃至丑陋。

父亲是个老派知识分子，一身傲骨，

回家的路上，他想到父亲的教诲，

回想这段时间过的生活，

觉得自己成了个莫名其妙的人。

“在文化的面前，学问面前，

我觉得自己那点名气连屁都不是！”

圈子里的赞扬蒙蔽了他的眼睛，

失去了一个人对虚荣、浮华的抵抗力，

也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自重、自省。

就在不久之后，父亲去世了，

更加让陈道明怀疑眼前的生活，

怀疑自己到底身处怎样一个圈子。

有段时间，他整个人都“晃范儿”了，

不知道该干什么，一演戏就难受，

差不多五、六年都是这样的状态。

回到家，他也越来越不爱说话，

想来想去，又不可能离开这个行业：

“都快40岁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我还能去做别的什么吗？”

在杨澜的一次采访中，

陈道明说：“我拍《末代皇帝》时，

电视在全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物呢，

一个电视剧，烂得不能再烂的，

也能把一个人全国共晓之。

所以说，当时我得到的名气，

完全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

陈道明开始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的成功带着某种运气成分，

如果再这样心浮气躁下去，

会彻底成为一个浅薄无知的人。

1993到1999年，最火的时候，

他却基本上处于了半隐退状态，

开始大量地读书、写字，凭兴趣做事。

他给自己定下未来希望成为的样子：

一个满腹经纶、却不炫耀的平凡人。

慢慢地，陈道明的心平顺了，

一种柔和的东西进入了他的生活，

即便是没有人再来找他拍戏，

他也丝毫不觉得害怕、着急、郁闷。

按照圈子里普遍的看法，

那几年，他突然就沉寂了，

很多人一度以为他要走下坡路了。

实际上，陈道明找到了自处的方式。

他狠狠撇弃了前几年的浮躁，

让自己沉浸在书香和艺术中。

看得越多，学得越多，懂得越多，

他越发认识到快乐与否与外界无关，

有一个洁净、从容、真我的精神世界，

才能让一个人活得百毒不侵，

不为世间的诱惑和毁誉而动摇。

每个人这一生，都有两次诞生，

一次是肉体出生，一次，是灵魂的觉醒。

那时的陈道明，迎来了第二次生命：

他发觉自己可以放下名利的欲望，

也不用去迎合任何人说假话、套话，

只要在职业上用功、用心、无愧，

就能够到达内心的平和与自在。

“经过这段时间的检验之后，

我知道，即便将来我什么也不是了，

我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快乐。”

2002年，高晓松拍《我心飞翔》，

其中一场戏，陈道明在河边负伤，

要躺在小船上，靠船桨晃晃悠悠上岸。

高晓松寻思，为了画面好看，

得要有夕阳把河面反得非常亮。

当时，没条件给剧组等太阳落山，

就先在山上拍别的戏，等夕阳来了，

摄像师扛着机器撒腿就往桥上跑，

陈道明一口气跑到河边，扭头问：

“多大的头？多大的头！”

摄像师扯着嗓子喊：“250！ （焦距） ”

250焦距的景深什么概念？

稍微把控不好，画面就虚了。

只听陈道明回了一声“明白！”

躺在船上，把桨一斜就开始演，

此刻，画面正定在波光粼粼的河上。

要知道，这么好的镜头，转瞬即逝，

肢体动作一旦太大，演员就出画了，

出画就失败，夕阳一下山，就全砸了。

当时剧组预算有限，根本没机会试错，

高晓松坐在监视器前一直流汗。

陈道明呢？神了！整个长镜头下来，

居然可以让人和桨一直沿着画面走，

不管怎么爬、怎么翻身，人都在画里。

一整条下来，高晓松当时就跪了：

“老陈，你这也太厉害了。”

陈道明笑笑：“你还没注意到吧，

我中间挥了一下手上的桨，

因为我觉得你拍在这儿差不多该剪了，

这是我给你留的剪辑点。”

高晓松佩服得五体投地：

“给你当导演真是太舒服了！”

拍摄《归来》前所画手稿，陈道明经常为饰演的人物画像

拍《康熙王朝》的时候，

皇子被俘，瞒着陈道明演的康熙，

康熙知道真相之后，勃然大怒。

拍头一条的时候，陈道明按剧本走了。

导演说：“非常好、非常好。”

陈道明却问：“能再来一条吗？”

拍第二条的时候，他突然不走剧本，

把演对手戏的皇子叫到跟前，

“啪”的一个耳光扇在对方脸上。

念完对白，满脸懊丧的康熙，

又是“啪”的一个耳光扇自己脸上。

当时的现场人员都懵了，

半天，导演才站起来鼓掌：“牛！”

事后，陈道明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这个演员十分在意，

我愿意郑重地跟人家说声对不起，

不过，如果我在戏里突然被人打一个嘴巴，

我是不会感到任何诧异的，

我会顺着这个嘴巴演下去。”

拍戏时的陈道明，

专注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每一个角色，他会花很多时间研究，

为了演好康熙，他翻烂了《清史稿》。

《建国大业》里阎锡文只有一分钟的镜头，

他却为此看完了人物的所有背景。

演戏期间，为了让人物附体，

他经常穿着戏袍就不脱了，

甚至离开片场，还处在人物情绪里。

由于对人物和剧情了解深入，

他能给导演呈现七八种不一样的表演。

阎锡文

演《黑洞》时，

他饰演企业家聂明宇，

此人 暗地里是一个黑社会老大，

本质上是个变态的社会畸形儿。

为了让人物更有历史的纵深感，

陈道明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口罩道具，

每次出门行凶，都会戴口罩。

为什么？因为口罩是六七十年代必备物品，

一个简单的口罩，就暗示了人物的过去。

而为了深化聂明宇内心的罪恶，

他又要求剧组给他搭建一间密室，

在密室里演奏富有年代感的手风琴曲，

不但呈现出这个人物过去的痕迹，

还将角色内心的阴暗给具化了。

病态的聂明宇

每一次用心揣摩和导演商讨后，

陈道明都会让作品增色不少。

从艺这么多年，即便有差的作品，

他也很少呈现出很差劲的角色。

在他看来，身为演员，要有素养，

要用心理解每个角色、每个作品，

才能呈现出最精彩的表演方式。

演戏用功、刻苦，这是他坚守的准则。

因此陈道明的演技，公认的一流。

怎么才能做到一个行业里的一流呢？

无非是甘于寂寞，精心打磨自己，

不抱怨、不浮躁地把每个细节做到极致。

只有那些孤独地把事做到极致的人，

最后才可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神。

早些年，刚红起来时，

陈道明就不太习惯应酬。

他骨子里是个向往安静的人，

一到饭桌上就觉得放不开，

“有的人一句话来回说三遍，

名片要给你递上七八次，

我就觉得太别扭了。”

当明星们受到的追捧越来越高时，

陈道明却有意让自己变得边缘化。

剧组拍完戏，他就一个人待着，

聚会从来不去，应酬从来不接。

更多时间，他放在了女儿、妻子身上，

把生活留给了自己的兴致。

陈道明弹得一手好钢琴，

在家里看书看得倦了，

就坐下来弹上两三个小时。

除了弹琴，他还会萨克斯、手风琴，

甚至亲手组装过乐器。

忙着演戏的间歇之中，

他习惯用音乐来获得内心的平静。

年纪再大了一点之后，

又迷上了画画、书法和下棋，

在家拿着毛笔抄写《道德经》，

或凭记忆画拍戏过去的地方。

看书，他爱看杂文，爱读洗练的文字，

一套《鲁迅全集》早就被他翻烂了。

陈道明有一个大房间，

专门用来放糖人、面人、木工。

糖人、面人是女儿幼时的最爱，

他经常做一两个，给女儿当礼物。

时间充足，甚至给她裁一身衣裳。

女儿出国的时候，他告诉女儿：

“第一，我希望你健康，

第二，我希望你快乐，

第三，尽量好好学习。”

在他看来，人这一生非常短暂，

健康、快乐比什么都来的重要。

对于物质追求，他要求女儿适可而止。

有一年，女儿打电话说想要个LV的包，

陈道明非常直接地说：“你到底想要包，

还是想要包上那个名牌标签？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包，

爸爸可以亲手给你做一个。”

许许多多混迹在名利圈的人，

都想趁着年轻、名气尚在捞钱，

陈道明却更愿让自己活出人味儿。

凭他的身价，本可盆满钵满，

他却说：“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我又不买飞机大炮、航空母舰，

人活着是靠内心世界去支撑的，

而不是靠穷奢极欲去获取快乐。”

历经《围城》之后的反省期，

他坚持与名利拉开一段距离，

因为他发现，比物质暴发户更可怕的，

其实是做一个精神上的暴发户。

一个人获得无形的、巨大的荣誉，

很容易丧失真我，失去纯粹，

要么得意忘形，要么焦虑不安。

唯一的救赎，就是看淡这一切。

所以，每次拍完一部戏，

陈道明就会歇上一段时间。

拍完《英雄》，他歇了一年，

冯小刚请他演《夜宴》里的厉帝，

他觉得和康熙重复，不肯接，

陈凯歌找他演《梅兰芳》，不接，

胡玫的《孔子》，同样也被拒绝。

即便想拍戏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

“剧本必须符合我的审美、价值观，

不然就是给再多的钱我也不会演。

如果真是个好剧本，我宁愿少拿钱，

然后让导演去物色更好的演员，

咱们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作品 。

有一部戏，我给他们打了五折，

让剧组去请了更优秀的演员，

我不想独占那么多的制作费，

其他的都是虾兵蟹将。

拍戏不但要钱，还得要脸。”

如此挑戏的一个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