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憲實：略論唐朝魚符之制

一 . 唐承隋制

動用軍隊要具備一定的信用證件，這就是兵符。竊符救趙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至晚到戰國時期，兵符制度已經成熟，不僅在當時各諸侯國中普遍運用，也被後來朝代繼承發展。唐朝建立之後，與許多具體制度一樣，魚符之制，也是從隋朝繼承下來的。

北魏總結歷史典故，直到後期才又仿照漢朝完成禮儀定制，北齊予以繼承。皇帝“六璽”，即“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大體上，皇帝璽用於國內，天子璽用於番國，其中“皇帝信璽”，根據《隋書》的記載，“下銅獸符，發諸州征鎮兵，下竹使符，拜徵召諸州刺史，則用之。” [1] 北周是“天子八璽”，名稱與北魏一致，另有神璽和傳國璽，“皆寶而不用”。而“發諸夏之兵”所用，也是“皇帝信璽”。 [2] 對於北周的制度，隋朝沿用未改，“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皇帝信璽，徵諸夏兵，則用之。”《隋書》特別指出“常行詔敕，則用內史門下印”。 [3]

可見，皇帝國內發兵，不僅要用兵符，還要行用“皇帝信璽”。

隋文帝開皇七年四月癸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騶虞，即白虎，是唐人的忌諱才如此寫。隋朝尚赤，以火命自居，《冊府》有如下記載：

隋高祖受禪，召崔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帝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帝皆從之。開府盧賁奏改周代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 [4]

這裡，青龍等四方神物又是旗幟的形象。雖然可以了解是崔仲方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青龍等符究竟是否是兵符呢？

《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條，有傳符之制的規定，其文曰：

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自注：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留守符並進內；若車駕巡幸，留右符付留守人。） [5]

唐人避諱虎字，但是傳符之制還是沿用了四方神獸的體制，可見是繼承隋朝而來，那麼，隋朝的青龍之符，顯然是傳符而不是兵符。

隋朝的兵符，繼承了中國的傳統體制，依然使用虎符。在隋朝歷史的記載文字中，因為經過了唐人之手，所以虎符一概寫作獸符。《隋書·文帝紀》，開皇十七年（597），“冬十月丁未，頒銅獸符於驃騎、車騎府。” [6] 一般兵符為虎符，特殊情況下，為表達皇帝對某將軍的重視，還會使用特殊的兵符，即“玉麟符”。將軍衛玄，在楊玄感事件中表現卓越，隋煬帝給予高度肯定，說到：“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 [7] 不僅特別給予千名衛兵，還賜予特別兵符，以表特別重視。同傳樊子蓋傳，也有類似內容，隋煬帝對樊子蓋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其文如下：

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跡。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8]

以特別製造的“玉麟符”代替銅虎符，對於將軍而言，是件榮耀之事。而皇帝要發諸州兵馬，下銅虎符，并行用“皇帝信璽”，這才是慣常之制。

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書影

隋朝使用銅虎符，實物也多有發現。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後編》 [9] ，收錄秦、漢、新莽、晉、宋共十七件，虎符之制承繼有序。此外，還有十一件隋朝的虎符，分別是赤城府等。這些名目，皆隨羅振玉定名。具體形制，以赤城府（左）而言，左字是羅振玉判斷。符分左右，相符合才構成一對，這是一般的常識。但赤城府這件符上面的字跡，虎頸處，刻寫的是“左屯衛”字樣，虎身刻寫的是“赤城五”字樣，一組兩行字跡呈九十度狀態，虎胸處有個十字符，能與右符相對應。對應之側的外側，寫著“赤城府”三字。所以，僅靠名字還不能掌握這些虎符的全部信息，試作一表，呈現這些隋朝虎符的信息。

隋朝虎符一覽表

虎符的左右體制，隋朝的文字不很清楚。《隋書·百官志》記載蕭梁之制為：“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 [10] “假”就是借，其實是發放五件虎符，皆為左，一至五。那麼右符，自然是留存中央。《唐六典》記載唐制，文字如下：

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自注：左者在內，右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 [11]

從梁制到唐制，一致之處應該就是隋制。但是，從隋朝的實物虎符來看，左右問題明顯混亂，并非傳世文獻這般清晰。為什麼發現的這些兵符實例有左有右，如果右符存於朝廷，怎麼又會出現多位數字的符號，證據尚不全面，一時難下結論。推測地看，地方的兵符已經有左右之分，即地方存在著一定的發兵權。考慮到中國的幅員遼闊，尤其是邊疆地區，如果所有的發兵權都統歸中央，地方的臨時應急就缺乏基本手段。隋唐時期存在用兵的報備制度，但即使地方發兵，也應有虎符之制，於是我們看到了左右虎符的共存現象，能夠推想的是，地方的左右兵符同時存在，應該在適用的空間上存在限制。

相對於隋朝的兵符之制的模糊身影，隋朝的隨身魚符制度留下了更多的資料。《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九年閏四月，“頒木魚符于總管、刺史，雌一雄一” [12] 。轉年，京師五品以上官員，頒發木魚符。至開皇十五年五月，“制京官五品已上，佩銅魚符” [13] 。《隋書》沒有提及地方刺史是否同時也佩戴銅魚符。由後來唐朝的隨身魚符發展情況看，隋朝的佩戴銅魚符，僅限於京官五品以上。請注意，隋朝的兵符使用的是傳統的虎符，隨身魚符與虎符外形差異很大，不至於造成混淆。木魚符，常常被看作是隨身魚符的同類，其實更應該屬於“木契”類的兵符。

李淵唐朝建立，努力恢復開皇之制，這當然包括魚符之制，相關符節之制，共有銅魚符、傳符、隨身魚符、木契和旌節五類。《唐六典》沒有記明唐朝魚符之制的開始，《舊唐書》則有比較分明的記載。武德元年夏四月“辛卯，停竹使符，頒銀菟符於諸郡。” [14] 上文所引《隋書》“下竹使符，拜徵召諸州刺史，則用之”，可見在隋朝是使者用“竹使符”。同年九月，高祖“改銀菟符為銅魚符” [15] 。高祖李淵所改，既不是兵符，也不是隨身魚符。不過，《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载：“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銀菟符為銀魚符。” [16] 這裡的“銀魚符”應為“銅魚符”之誤。 [17] 特別是，竹使符與隨身魚符不是一個系統，在《輿服志》里出現很奇怪。改銀菟符為銅魚符，其實就是出使之符與兵符實現了統一。 [18]

從隋朝的銅魚符，到唐朝的隨身魚符，應該屬於輿服系統，唐朝與隋朝一致，都是從京師五品官員開始。隋朝的隨身魚符，應該從開皇十五年的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正式算起。此前的木魚符只能是兵符，一雌一雄，是總管、刺史的發兵信物。後來，木魚符改成銅虎符，也有雌雄之分，如此就可以進一步理解上文所見隋朝虎符的左右俱在問題。

唐制來自隋朝，稍有差異。“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 [19] 再次接續隋朝的隨身魚符制度，然後不 斷發展下去。用《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载，便是如下這個過程：

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銀菟符為銀魚符。高宗永徽二年五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咸亨三年五月，五品已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已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垂拱二年正月，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袋。天授元年九月，改內外所佩魚並作龜。久視元年十月，職事三品已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從官給。神龍元年二月，內外官五品已上依舊佩魚袋。六月，郡王、嗣王特許佩金魚袋。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此始也。自武德已來，皆正員帶闕官始佩魚袋，員外、判試、檢校自則天、中宗後始有之，皆不佩魚。雖正員官得佩，亦去任及致仕即解去魚袋。至開元九年，張嘉貞為中書令，奏諸致仕許終身佩魚，以為榮寵，以理去任，亦聽佩魚袋。自後恩制賜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因之佩魚袋、服朱紫者衆矣 。 [20]

這段文字，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但第一句本文認為不太准確。其他，則是唐朝隨身魚符的基本演變情況。

二.機構與崗位

《唐六典》對於魚符之制有明確記載，總括符節之制的文字在符寶郎條：“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若諸州、諸軍、折沖府、諸處捉兵鎮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銅魚符。）”

下文有介紹具體的兵符制，曰：

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大事兼敕書，（替代留守軍將及軍發後更添兵馬，新授都督、刺史及改替、追喚別使，若禁推、請假敕許及別敕解任者，皆須得敕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應用魚符行下者，尚書省綠敕牒，門下省奏請，仍預遣官典就門下對封，封內連寫敕符，與左魚同函封，上用門下省印。若追右符；函盛封印亦准此。） [21]

兵符之後，介紹的是傳符，第三項是隨身魚符，曰“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親王及二品已上散官、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都督、刺史、大都督府長史·司馬、諸都護·副都護並給隨身魚符。）”

下文再具體介紹隨身魚符，具體內容如下：

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隨身魚符皆題雲“某位姓名”。其官只有一員者，不須著姓名；即官名其曹司同者，雖一員，亦著姓名。隨身者，仍著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六品已下守五品已上者不佩魚。若在家非時及出使，別敕召檢校，並領兵在外，不別給符契。若須回改處分者，勘符同，然後承用。）佩以為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若傳佩魚，皆須遞相付，十日之內申報禮部。） [22]

如此，魚符之制大體清晰可辮。但是，唐朝的兩種魚符制度，因為外形都是魚形，容易造成混淆。武則天時期，用龜符取代魚符，也是兩種魚符一起變化，混淆問題依舊。混淆並不是因為外形相同意外造成的，在功能上也有相同之處，顯然是制度設計如此，比起隋朝兵符用虎符，傳符用竹使符，隨身魚符用銅魚，唐朝全部統一為魚符，當然有其考慮。以隨身魚符而言，“明貴賤，應徵召”僅僅是功能的核心部分，隨身魚符還可以充當領兵、出使的魚符使用，《六典》所謂“若在家非時及出使，別敕召檢校，並領兵在外，不別給符契。”使用隨身魚符，在這種情況下，已然替代了兵符或使符。

對照隋朝兵符之制，唐朝手續簡化，這不擔心出問題嗎？其實，制度規定已經防範了可能的漏洞，那就是“別敕”的作用，沒有來自朝廷的“別敕”，只有魚符完全沒有意義。這是個人方面，即使隨身魚符具有兵符的某種功能，但並不會因此獲得兵權，領兵或出使權力的獲得來自“別敕”。這就是上文《六典》所謂“大事兼敕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沒有敕書而有魚符，僅僅表明魚符的擁有者具備一定的資格，只有在同時擁有敕書的命令之後，具體的權力才獲得落實。

《六典》在介紹兵符功能時，同時指明了如下機構擁有兵符，即“兩京留守，若諸州、諸軍、折沖府、諸處捉兵鎮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銅魚符。”這是兵符的一個主要種類，即軍隊組織。從考古發現的唐代兵符，也能證明這一點。

《歷代符牌圖錄·後編》中，羅振玉收集多件唐代魚符、龜符，就機構、軍隊所屬兵符而言，共有十三件，現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唐朝魚符和龜符，可以再細分為兩類，一是長官傳佩符，共有五枚，兩位將軍，三位地方長官。州長官為刺史，但如“朗州傳佩”也只能是州長官。為什麼會有不同，應該不同時期的傳佩魚符。這符合《六典》所記“其官只有一員者，不須著姓名”的情況。

折衝府的兵符，如和川府、道渠府等，符下的數字表明該府不止一枚兵符。除上表外，2016年，在寧夏吳忠市同心縣，也發現一枚兵符，文字為“右豹韜衛懸泉府第二”。 [24] 唐朝兵符，與隋朝頗有一致，地方兵符中，左右俱在，這證明隋唐時期，給予地方一定的兵權。每个折冲府拥有数枚兵符，都是有意义的，在面临突发情况下，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折冲府，多枚兵符是绝对必要的。

《唐神龍元年(七〇五)六月後西州前庭府牒上州勾所為當府官馬破除、見在事》

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一件《唐神龍元年(七〇五)六月後西州前庭府牒上州勾所為當府官馬破除、見在事》，是前庭府向西州都督府匯報所屬官馬情況賬單，相關内容如下：

1前庭府        牒上州勾所

2合  當  府  元  置  官  馬  總  捌  拾  疋

3  卌疋，前後諸軍借將及沒賊不迴，合官酬替。

4      卅疋，久視元年三月給果毅隂嗣業乘往名岸趁賊，沒落不迴。

5      五疋，久視元年三月給果毅張興乘往名岸趁賊，沒落不迴。 [25]

請注意最後兩行。久視元年（700）三月，前庭府兩位果毅都曾經率領軍隊出擊，陰嗣業損失官馬卅疋，張興損失官馬五疋。兩次戰鬥發生在同一個月，如果是同一次戰鬥兩位果毅分別率領軍隊前往作戰，在兵符的使用上，就應該使用兩枚兵符。所以，一個折衝府擁有多枚兵符是可以理解的。

在考古出土的唐代兵符中，有一種清晰地標明地理位置，可以看作特定崗位的兵符。根據羅振玉之書，依照上表格式，再列一表。

嘉德門，太極宮宮門，南面是承天門，北面是太極門。東宮也有嘉德門，是嘉德殿的大門，在重明門之內，嘉德殿之前。根據辛德勇先生的考證，進入太極門之後，從東西兩側上閣門，便是入閣進入中朝。 [26] 但是，負責嘉德門內巡邏的是什麼人，一時還不清楚。嘉德門內屬於宮城，宦官巡邏的可能性更大。

兩件“凝霄門外交魚符”雖然一左一右，但形制并不相同，可以肯定不是一對。

九仙門是大明宮的西側北大門。它的南面另一個西大門叫日營門。神策軍是唐後期宦官軍事力量的代表，他們看守九仙門，應該是他們重要的權力體現。該魚符一定屬於唐朝後期。

延政門是大明宮南門之一，它的西面是望仙門。大明宮北門，玄武門西側是凌霄門，這裡的凝霄門不知所在。嘉善門也不知所在，洛陽五代時左掖門附件有“嘉善坊”，不知與嘉善門是否有關。 [27]

京城、宮城都是重兵防衛之地，是政治安全的關鍵場所，嚴格的門衛制度，是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相應的兵符使用，完全可以理解，而開門、閉門都有專門的兵符，證明當時政治對於安全問題的重視程度。不過，同樣這些兵符，我們也能發現其中的不同。雖然我們至今不知宸豫門與嘉善門的所在，但是從兵符的文字看，顯然宸豫門的重要性是比嘉善門不能比擬的。嘉善門校尉，應該是長期防守嘉善門的軍隊長官，他的這件兵符，與某某將軍的傳佩之符相似，比較固定的防守任務決定了這樣的兵符存在。但宸豫門不同，既然開門、關門都有不同兵符，說明開門、關門屬於不同的任務，分別由不同的人群執行。分工越是細密，證明越是重要。

三、題名的隨身魚符

隨身魚符，可以區分為機構、職務與崗位等，如上所示，因為具有唯一性如某機構的長官，或者具有極大的流動性，如崗位任務穩固的如某某門的防守，兵符都不題名。《六典》所謂“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也許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現在所見的隨身魚符，多是不題名者。地方長官在職務調整時，制度也有魚符遞交的規定，高宗咸亨五年（674）九月，朝廷下勅規定：“諸州都督、刺史及上佐見執魚契者，中間選改，須有分付。其有選改無三官者，且留知州事，待攝官及三官內一人至任，依常。” [28] 即，地方官員選官調整，不能讓兵符處於無人掌管的狀態，這就保證了軍權不會出現真空問題。

羅振玉搜集的唐代魚符、龜符中，只有兩件是題名的。一是《武周雲麾將軍阿伏師奚纈大利發龜符》（前編），一是《右玉鈐衛索葛達干檜賀龜符》（後編），都是武則天統治時期的產物。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出版於1914年，但在《藝林旬刊》第十一期（1930年11月），刊登過一件《偽周雲麾將軍龜符》，有比較詳細的解釋。因為沒有註明作者，不知道兩者的關係。羅振玉命名此符為《武周雲麾將軍阿伏師奚纈大利發龜符》，《藝林旬刊》的作者直接稱之為《偽周雲麾將軍龜符》，應該是省略了後面的名字部分。該文很短，錄之如下：

唐制有隨身魚符以給庶官，刻姓名者，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中宗初罷龜復給魚。此龜符，自是武后時物。《舊唐書·職官志》：雲麾將軍，外散官從三品，宿衛五府十六衛。此云十府，無考。恐亦武后所改。左右鷹揚衛，光宅元年九月，以左右武衛改。翊府中郎將，從第四品。《新唐書·百官志》：太宗初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雲麾從三品，而官從第四品之中郎將員外，以大攝小故曰行也。阿伏干，代北夷娃，旦旦阿伏師出綺大利上稱，蓋外夷歸化授官者，如突厥阿史納忠之類。常見神策軍、龍武軍龜符，皆有第一字，所以紀數也，軍符中作同字，此但作二橫二直，但同之省文，原所以備勘合，也。繁簡無足較對也。 [29]

仔細辨識龜符文字，當為“雲麾將軍行鷹揚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阿伏師出第一綺大利發”。最後一字，羅振玉識讀為“發”，《藝林旬刊》識讀為“上稱”，本文認為應該是“發”字。《藝林旬刊》的作者識讀有誤，鷹揚衛的“鷹”字讀散，以為上半部分為“府”字。鷹字上一點處，有一橫向痕跡，該作者讀為“十”字，并稱“十府無考”。“員外置”的“置”字，作者讀作“旦旦”，再次讀散，這導致龜符擁有者的名字成為“旦旦阿伏師”。不過，如果“阿伏師”是名字，那麼“出第一綺大利發”幾個字還是不懂，或者“阿伏師出第一綺大利發”都是龜符擁有者的名字。這個名字的族屬依然不清，《偽周雲麾將軍龜符》作者稱“蓋外夷歸化授官者”，卻是不錯的。

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後編》中，另一件題名龜符是《右玉鈐衛索葛達干檜賀龜符》，符文是“右玉鈐衛中郎將員外置索葛達干檜賀”。索葛，應該是西突厥的部落，在高宗初年，西突厥首領阿史那賀魯叛亂幾經周折終於平定，顯慶三年（658）十一月，《通鑒》記載到“（十一月）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種落為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所謂六都督府，《冊府》有記載，內容為：

（顯慶）三年，分其種落，列置州縣。以處木昆部為匐廷都督府，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為塭鹿都督府，以突騎施阿剌施部為絜山都督府，以胡祿屋闕啜部為鹽泊都督府，以攝舍提瞰啜部為雙阿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為鷹娑都督府。其所役屬諸胡之國，皆置州府，並隸安西都護府。 [30]

索葛應該是索葛莫賀的簡稱，他們屬於西突厥的突騎施。達干是突厥官員，史書記載比較常見。阿伏師龜符中，阿伏師是雲麾將軍，品級為從三品。行中郎將，是實際擔任中郎將的官職，而中郎將是從四品。索葛達干直接任命為中郎將，即從四品的軍官。

1980 年 5 月，新疆焉耆文管所從城子公社獲得一件龜符，刊出的照片很模糊，最初的報告文字也沒有提及刻字如何 [31] 。 2008 年，祁小山、王博編輯的《絲綢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一書中，在“巴州文物精品”中給出了這件龜符的照片和尺寸 [32] 。但是文字部分不能全部看清。這件文物如今經過清洗，得知文字部分為“右玉鈐衛將軍員外置□□□伽利□” [33] 。這是所知第三件題名龜符，毫無疑問，又是頒給蕃將的。

最近得知的一件題名龜符來自中亞， 2006 年，四鎮之一的碎葉故城出土。龜符銅質，長 4.2 釐米，寬長之比為 1 ∶ 2 左右，厚不足 0.5 釐米，重 16.6 克。形制與所知的其他龜符沒有不同，腹部核心位置是陰刻“同”字樣，側面有半“合同”字樣。看來，在左右龜符相合的時候，不僅“同”字要陰陽吻合，側面的相當的位置，“合同”二字也要吻合成形。最主要的信息，龜符從上至下，由右至左，文字為“左豹韜衛翊府右郎將員外置石沙陁”。這是石沙陁（“陁”今作“陀”）的個人隨身龜符，如同當時的高級軍官證 [34] 。

蕃將的任命，也要經過一個系統的程序。在唐朝的將軍序列中，有專門的“蕃官”，如正三品的懷化大將軍、從三品的歸德將軍，《六典》都注釋為“皇朝所置，以授蕃官”。同時，《六典》清楚地寫到“蕃人任武官者，並免入宿。任三衛者，配玄武門上，一日上，二日下。配南衙者，長番，每年一月上。” [35] 上文所及阿伏師任職雲麾將軍，與歸德將軍同品階，但雲麾將軍至少在《六典》中不是為蕃官預備的將軍號。看來，所謂專授蕃官的將軍號，並非一成不變。章羣先生比較《唐六典》與《新唐書》的武散官，指出“凡稱懷化、歸德者，均為蕃將階品”，而《六典》代表開元時期制度，《新唐書》代表後來的制度，“說明開元以後蕃將人數的大量增加，而且遍及於各階品。” [36] 馬馳先生認為唐朝武散官共四十五階，文散官共二十九階，“這些品階授予，在蕃將中大都可以找到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