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和北大文人的文化传统

清华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被忽视了的。

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激进传统，是由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北大派”造就的，清华的文学传统更多的是以异端的“反动派”的面目出现的。但是，我觉得清华文学的“反动传统”是非常值得重视；尤其是清华的西洋文学系，对现代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贡献，在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剔出纯粹的学者，我们来看看这张集作家，学者和翻译家于一身的名单：吴宓、洪深、闻一多、梁秋实、李健吾、曹禺、钱钟书、季羡林、穆旦……这些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名列前茅乃至首屈一指的批评家、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几乎都是清华西洋文学系培养出来的。当然，这个名单中的吴宓、洪深、闻一多、梁实秋，说是清华西洋文学系培养出来的略有不妥，因为那个时候清华学校还没有分出系科。四位中最晚毕业的梁实秋，1923年就离开清华赴美国留学了，那个时候清华学校还没有筹建大学部。

梁实秋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那时候的清华整体上就是一个大的西洋文学系。根据梁实秋的回忆，那时候的“清华不重国文，课都排在下午，毕业时不计成绩”。而上午则是必修的英语课，不修是不能毕业的，因而清华曾被称为留美预备学校。那么清华文学传统的独特性在哪里，为什么清华曾被称为留美预备学校。

那么，清华文学传统的独特性在哪里，为什么清华会培养了那么多与现代中国主流的激进传统对立的“反动分子”？如果说这种“反动分子”的“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负面的，却为什么又为现代中国文学造就了那么多大师级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

在讨论清华的文化与文学传统之前，我们先看看北大的传统。北大和清华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影响都很大，但是他们在文化选择上，差异是很大的。北大原来在沙滩红楼的皇城根下（50年代初才从沙滩搬到海淀燕园），因戊戌变法而设立，所以那种拯救华夏的使命感就特别强烈。中西文化在现代的强烈撞击在北大人身上产生了撕裂性的作用。可以说，北大在现代文化与文学中的选择是最激进的西化、革命与极端保守、保古的两级对立。这两个文化选择上的极端不但在北大不同的人身上同时存在，而且在北大的同一个人的内心有时候也同时存在（如鲁迅）。

北大红楼

一方面，他们为激进的西化找到了充足的理由，以为不西化就不能救中国，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认为中国在1840之后的文化竞争中是失败了，那么，中国就应该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批判反省，抛弃中国文化而把西洋文化全盘拿来，由此导致了中国最为激进的文化思潮。陈独秀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为学习的楷模，以民主和科学反对国粹和传统文化，以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本位主义，拉起了反传统和西化的大旗。

胡适与钱玄同紧紧跟上，胡适一提中国文化就是太监、小脚、夹子棍……全盘西化的口号就是胡适提出来的，而钱玄同则要废除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汉文，实行罗马拼音文字。鲁迅全面彻底地抨击中国传统，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两个时代，中国的文明是吃人的文明，而中国则是这安排人肉筵宴的厨房。因此，只有“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心的希望的萌芽。”而且外国人也不能赞美中国文化，否则就有加入中国人队伍的企图。

北大的老师这么激进，学生就更激进，因为老师的思想还复杂一点，年轻学生的思想往往是一根筋。比如说，五四时期提倡自由恋爱， 那时候老师都跟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与朱安、胡适与江冬秀都没有在五四时期离婚，而年轻的学生就不一样了，听了老师的宣传往往立刻就跟家里的原配决裂，然后跟同学谈恋爱。所以《新潮》这个北大学生办的刊物在西化方面比《新青年》更激进。

这是北大激进西化与革命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以黄侃、刘师培、梁漱溟、辜鸿铭等为代表的与激进西化思潮对着干的极端保古守旧的文化倾向。国学大师黄侃与刘师培在五四时期极力以保存国粹为职志，梁漱溟在那个激烈西化的时代却认为世界最近的将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要领导世界潮流。

梁漱溟

而精通数国西洋文字极力保古的辜鸿铭，甚至为中国的一切旧物辩护，他的那个以一个茶壶要配很多茶碗而为中国一夫一妻多妾制辩护的著名例子，已成为经典笑话。但是在现代中国，激进的西化与革命思潮几乎完全淹没了极端保守复古的文化倾向，激进的文化潮流导致了激烈的革命。现代杰出的革命家里很少是清华毕业的，而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瞿秋白、罗章龙等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几乎都是从北大校门走出来的——他们不是北大的科班出身，就是北大的旁听生。

毛泽东（左4）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期间与邓中夏等人的合影

与北大的激进特征相比，清华则显得中庸稳妥。清华在现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基本上是融通中西，把中国和西方连接起来加以融通，力图吐纳中西再造文明。这种思路首先与清华的建校环境有关。清华是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建起来的，梁实秋后来回忆，清华学生从进校开始在心理上就有一种屈辱感，这种屈辱感激发的是一种爱国热情。尤其是清华学生离开中国远渡重洋，置身于异质文化的语境中，就更能够激发爱国热情，罗隆基、闻一多、梁实秋等一批清华学生在美国建立国家主义的大江会，其要旨就是爱国主义。

可以说，从进入清华接受英语教育（当时清华的英语教师很多都是美国人），到完全置身于英语的文化语境中，使得清华学生的爱国主义与北大学生将爱国主义同激烈的反传统联系在一起不同，而与肯定中国的文化符号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清华学生又不可能像北大的保守势力那样，为保存中国的文化符号而反对西方文化，因为他们学习的就是西方语言文化，若是反对西方文化，他们的饭碗就没有了。

一方面是洋化的文化语境激发出来的爱国心以及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同与弘扬，另一方面又不可能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是要让中国接纳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就成为清华学生的宿命，融通中西就成为清华学生的不二选择。 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会通的现代，北大更多体现了冲突的一面，清华更多地体现了会通的一面。 清华特有的文化语境，使其学生一般不可能完全偏向“中”和“西”的任何一方。而清华建立大学部与研究部时，所延聘的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也都是融通中西的学术大师。

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梁启超当年追随康有为，试图在中国文化的大口袋（公羊三世说）里塞入西方文化的精华，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融通中西。王国维在《评论》中以叔本华的意志本体论阐发《红楼梦》，也是一种融通中西的企图。如果说《评论》的融通中西还略显牵强，那么，《人间词话》真正做到了融通中西、吐纳中西。这种融通中西的文化品格与现代清华的文化语境是完全一致的，并且造就了一种既不极端激进又不保守排外的跨文化的中庸学风和文风。这不是一种激烈破坏与激进革命的品格，而是一种建设的文化精神，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主潮的清华传统。

因此，从清华校园虽然没有走出来什么伟大的革命家，却走出来很多文化大师，走出许许多多有建设品格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然而，由于现代中国的文坛是由那些具有激进品格的革命家来立法，作为最后的胜利者，他们忽视了清华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因而清华的文学传统是一种“被压抑的传统”。

与鲁迅、梁漱溟等北大派将中西文化看成是异质性的文化不同，从吴宓、梁实秋到钱钟书，这些清华出身的杰出文人都认为中西文化根本上是大同小异，类似大于差异，因而中西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北大文人的 中西文化异质论 ，导致的是文化的冲突与撞击，他们或者认为应该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胡适、鲁迅），或者贬低西方文化以为中国文化能够领导世界新潮流（梁漱溟）。而清华文人的 中西文化类同论 ，使他们在东西方之间寻找能够适合中国的普遍永恒的文化价值，在吐纳中西中加以融会贯通。

在这些清华文人的文化观中，没有反传统的位置，更没有全盘西化的位置，唯一的选择就是融通中西，推进文明的发展。清华在现代造就的这一传统，使其很少对立冲突与激进革命的品格，而更多是平稳圆润的建设性的文化品格，因而在革命时代是一个被忽视甚至是被压抑的传统，譬如吴宓被看成是“复古派”，梁实秋成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钱钟书虽然因为胡乔木的庇护运气最好，但在文化上基本上是坐了冷板凳，他们的文化价值都是“文革”结束之后才被真正发扬光大的。而在文化多元化与推崇建设的今天，清华在现代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尤其值得我们加以反思和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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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以车为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比较文学与中国文体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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