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11月24日，星期日，农历十月二十四，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所谓门槛，能力够了就是门，能力不够就是槛。人生的沟沟坎坎，多半是能力不足所致。自尊、自知、自制，只要做到这三点，您的人生一定会不断强大！周日，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194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国家数据局：到2029年基本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主体结构。 11月22日，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建设指引》提出，2024年—2026年，利用2—3年左右时间，围绕重要行业领域和典型应用场景，开展数据基础设施技术路线试点试验，支持部分地方、行业、领域先行先试，丰富解决方案供给。制定统一目录标识、统一身份登记、统一接口要求的标准规范，夯实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基础。完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顶层设计，明确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路线和实践路径。（中证网） 蔡子微评： 国家数据局提出到2029年基本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主体结构，这一规划不仅明 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还强调了数据流通、算力供给、网络支撑和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协同发展。通过构建协同联动、规模流通、高效利用、规范可信的数据公共服务体系，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赋能各行业数据融合与智能化发展。 话题关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2、海关总署：深化监管综合改革，促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负责人林少滨11月22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海关将继续深化跨境电商海关监管综合改革，强化跨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此外，海关还将继续支持保税维修、边民互市贸易 创新发展，进一步激发外贸增长活力。（中证网） 蔡子微评： 海关总署提出深化监管综合改革，这体现了对新时代国际贸易新业态的深刻理解和积极应对。通过监管改革，可以优化跨境电商的通关流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企业创造更加便利的营商环境。同时，加强监管也有助于保障消费者权益，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市场秩序。此举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还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话题关注：跨境电商发展如何影响供应链韧性——基于资源和关系整合的分析 3、央行：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央视网消息：1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负责人刘晔在会上表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支撑因素包括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平稳，外汇市场投资者更加成熟，交易行为更加理性 ，市场韧性显著增强，以及近期出台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明显改善了市场预期，经济回稳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等。刘晔表示，影响汇率的因素是多元的，未来人民币汇率可能保持双向波动态势。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的弹性，同时强化预期引导，防止外汇市场形成单边一致性预期并自我实现，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中经网） 蔡子微评： 影响汇率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国内外经济形势、政策变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等。继续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的弹性。这意味着汇率的波动将更加符合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助于提升汇率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对于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继续加强监管、提升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维护汇率的稳定。 话题关注：市场决定性作用下人民币汇率稳定性机制研究 4、我国数据空间建设呈现多方面积极发展态势。 近日，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陈荣辉在 2024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上阐述国家数据局下一步纵深推进产业数字化具体举措时，将强化数据赋能，推动释放乘数效应列为首要任务。他表示，落实好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打造更多示范场景，鼓励大中小企业共同开发利用企业数据资源，推进企业、行业、城市、个人、跨境五类可信数据空间的建设和运营。所谓数据空间是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一种，主要用于打通数据共享流通的堵点，实现数据在不同主体间“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机构提供可信的数据共享、开放、交易环境 。（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渗透于社会生产全过程，成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化面临着产权制度不健全、交易机制不完善、安全体系不完备之现实困境，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对此，一方面，搭建高质量数据交易平台，保障数据交易的透明度与公平性。建立健全平台服务的基础制度与标准规范，确保数据流动的规范性与安全性。另一方面，提升数据要素供给能力。我国政府通过编制详尽的数据开放清单，明确数据供给的范围与内容，促进数据的定期更新与维护，确保数据的时效性与准确性。 话题关注：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 5、巩固增强消费引擎关键动能。 消费恢复正在升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396亿元，同比增长4.8％，比9月份加快1.6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保持加快增长态势。从消费者预期看，消费者信心指数比9月份回升1.2个百分点，是连续6个月回落之后的首次回升。10月份消费增速超预期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国庆假期出行活跃，文旅消费旺盛，国内出游人次、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5.9％和6.3％，较2019年同期同比分别增长10.2％和7.9％。另一方面，“双11”网购促销节提前开启，并与国庆假期无缝衔接。 （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然而，消费是经济活动中的“慢变量”，其增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居民的就业、收入和预期等。当前，尽管消费在持续回暖，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不足仍然是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要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同时持续优化产品供给，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亮点，支持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消费领域的发展，促进县乡消费提质扩容，不断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改善消费环境。 话题关注：新发展格局下扩大消费需求的策略与政策路径探究 6、拓展跨境电商广阔空间。 近来 ，我国跨境电商贸易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推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生力量和企业转型升级的新渠道。海关初步测算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1.88万亿元，同比增长11.5％，高于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6.2个百分点。如今，随着5G技术、大数据的广泛运用，我国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国内一些外贸企业更易获取国外订单信息，实现了国内的服装、化工产品、电子产品等商品“借船出海”。（经济日报）蔡子微评： 我国跨境电商前三季度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1.5%，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5G技术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跨境电商提供了技术支撑，促进了国内外商品的高效流通。面对发展中的挑战，如小批量、高频率的交易特征，需要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以提升主体能力，拓宽融资渠道，推动跨境电商与特色产业集群融合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话题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下跨境电商赋能产业链升级路径研究 7、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驶上“快车道”，汽车充换电产业生态将多方面拓展完善。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份，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328.8万台，同比上升19.8%。截至2024年10月，我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1188.4万台，同比增长49.4%。我国已初步建成较为完善的充换电服务网络，这得益于近年来多部门发布的多项政策，充电基础设施已经覆盖居住区、高速服务区、公路沿线、公共及县乡等多个领域。此外，今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迈上千万辆台阶，也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驱动力。（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已初步建成较为完善的充换电服务网络。然而，汽车充换电产业生态目前存在着技术缺乏创新性与换电成本过高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核心技术研发，促进车、桩、网各环节有效衔接；另一方面要推动电池标准化统一，降低建设和运维成本，提高换电站的普及率，制定合理的运营模式和收费标准，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引导。 话题关注：高质量发展下汽车充换电产业的技术创新与成本控制研究 8、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不是简单相加。 日前召开的2024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透露，“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数超1.5万个，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有力带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5G与工业互联网可谓天作之合。5G具有的高速率、低时延、广覆盖和大连接等特点，非常适配工业互联网。其中，低时延是5G与工业互联网紧密结合的关键优势之一。在工业控制场景中，一些关键操作对时延要求极高。例如，在工业机器人进行高精度焊接、装配等工作时，时延低至1毫秒，就意味着机器人能对控制指令作出实时响应，从而支撑高精度作业。此外，高速率决定了大量工业数据的传输速度，大连接能满足海量工业设备的连接需求。（中经网）蔡子微评： 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初期较多采用单点示范模式，但这种模式往往缺乏共享和互动，无法形成全面的协同效应。因此，未来需要向整体集成模式转变，实现整个企业乃至一个产业集群的5G+工业互联网部署。这将显著增强资源共享和协同效应，降低单个企业的运营成本，形成规模经济，提升竞争力。这一转变对于推动5G与工业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话题关注：数字技术融合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9、河南南阳社旗县：科技赋能产业兴。 在社旗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汇聚了这样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它们依托科技创新，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为社旗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近年来，社旗县紧扣融资渠道、金融服务、支持政策等重点内容，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具有发展潜力的制造业企业向园区聚集。平显科技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立足区域资源、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随着创新活力的涌动，社旗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社旗县通过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如久威科技和平显智能装备，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展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态势。社旗县的实践证明，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通过智能化生产和高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话题关注：科技创新赋能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与推进路径研究 10、浙江文旅观察：乡村运营为什么要整村运营？ 在短短三年内，从产业薄弱、发展滞后的“四无村”转变为经济实力雄厚的百万强村，该村实现了惊人的蜕变。乡村运营团队的到来为振兴乡村市场带来了有效路径。乡村运营是通过引入市场化主体（ 即运营师) 进入乡村，运用市场化的整合手段，对乡村的存量资源进行整村性、系统化、多维度的运营，旨在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乡村运营须整村运营。简而言之，运营商不能只从运营 单个项目获利，而是要把整村运营起来，让村民也能得实惠。（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资源禀赋下的市场化运营主体整合对乡村旅游发展和全面振兴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整合当地特色资源，市场化运营主体能够提升乡村旅游的专业化和品牌化，吸引更多游客，增加农民收入。这种整合还促进了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保护，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政策的支持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将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力。 话题关注：资源禀赋下市场化运营主体整合助力乡村旅游发展与全面振兴路径研究 11、广东韶关加快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 为加快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月21日，广东韶关市召开旅游发展大会，举行金融助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金融助力乡村酒店（民宿）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和重点文旅项目签约仪式，15个重点文旅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据了解，韶关认真落实广东省委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主打产业，以实施文旅产业发展三年攻坚行动为抓手，着力打造大湾区后花园、康养地、体验场，成为全省全国旅游目的地，力争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持续释放“旅游兴、百业旺”的综合带动效应，为韶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旅产业的发展已然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文旅产业目前还存在着文旅项目缺乏特色和 创新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创新旅游产品和服务，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另一方面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交通、住宿等条件，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话题关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文旅产业发展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研究 12、青海：“绿色税制+协同共治”护航企业向“绿”而兴。 据悉，青海税务部门玉树州税务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玉树州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若干措施》《玉树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地方性政策，健全完善地方绿色税制体系，助力支持草原土壤保护、节能减排、防尘防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工作，主动为玉树绿色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市场型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如碳交易、绿色信贷和环境税收等，这些规制激励企业投资于清洁技术和绿色工艺，促进了绿色创新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企业为响应市场和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加大研发力度，推动了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需求将进一步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的活力，为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话题关注：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研究 全面认识产业转移的新特征新模式——基于开放视角下的事实与分析
导读
摘要： 为厘清已有研究脉络,对现有关于数字技术创业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发现近年来数字技术创业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研究方法方面,以概念性分析为主,少量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存。在研究主题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数字技术创业的相关概念体系、数字技术对创业过程的影响、数字技术对关键创业要素（创业机会、创业资源以及创业者/团队）的影响等问题。随后,基于研究主题和方法的深度思考发现,现有研究在丰富特定情境化背景下的创业理论、优化创业资源开发和机会开发理论等方面进一步推动了创业领域理论研究的发展,然而数字技术创业对已有经典创业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以及已有研究方法的适用性等也产生挑战。研究者应当从众多有趣的情境化现象和问题中找出规律性的理论解释以更好地揭示数字技术创业活动的过程和机制。
关键词： 数字技术;创业机会;创业主体;数字创业;
引用格式： 李扬,单标安,费宇鹏,李北伟.数字技术创业：研究主题述评与展望[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1,33(01):65-77.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地缘政治冲突持续不断。受到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加速重构与调整，本地化、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成为产业链分工的新特征新趋势（吕越，2023）。在此背景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推出诸如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去风险”措施，以及“芯片四方联盟”“印太经济框架”“可持续关键矿物联盟”等“小院高墙”的联盟体系。这一系列举措加速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步伐，对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更多的外部不确定性和风险。毋庸置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发错综复杂，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已成为开放经济中的关键议题。为此，本文基于开放视角，从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间品贸易三个关键维度来全面剖析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我国产业转移的新特征和内在机理，从而深刻认识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并在“分类研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精准施策”方案，进而为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寻求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产业转移的内涵及理论研究进展 近年来，全球产业转移趋势愈发显著，特别是美欧等国家和地区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显著影响全球产业转移的方向。实际上，产业转移并非一个新问题，最早可追溯到Akamatsu（1935）提出的“雁行理论”。该理论描述了区域内产业发展的梯度传导模式，即由“领头雁”引领，逐步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进一步地，Kojima（2010）在“雁行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主张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目前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这些产业在东道国通常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产业的跨国转移。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一步阐释了，随着产品生产周期的变化，创新国会调整其贸易和投资策略，将其生产地从技术创新能力较高的国家逐步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总体来看，现有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开放视角展开分析，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理论依据。② 随着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问题的日益关注，这一概念被赋予更为广泛的内涵。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不断推动产业在国内不同地区间的转移。因此，产业转移的内涵进一步囊括了“区际转移”的概念。例如，张其仔（2014）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区域产业转移模式，孙晓华等（2018）则探讨了各类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区际转移特征。
跨国公司理论为我们研究产业转移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大量的学术文献已经对驱动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视角，首先，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外资流入的关键因素。开放市场政策，如降低贸易壁垒、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和提升资本流动自由度，都显著增强了东道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其中，贸易协定对吸引FDI 的作用尤为突出。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不仅能有效提升一国吸引FDI 的能力（Feils and Rahman，2011），同时，双边投资协定数量的增加也显著推动了发展中国家FDI 流入（Neumayer and Spess，2005）。此外，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深度一体化”条款能进一步刺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Medvedev，2012）。具体地，林梦瑶和张中元（2019）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条款深度的提升有利于增加双边的FDI流量。关于中国的制度型开放，“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是中国政府为应对吸引外资新挑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该清单自2017 年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商务部发布以来，至2021 年已连续五次调整削减。这一系列制度改革显著促进了中国吸引外资金额和企业数量的增长（陈钊和张卓韧，2023）。此外，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大力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外资准入限制，从而有效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李蕊等，2021），尤其是高技术行业的来华投资规模（李小帆等，2022）。其次，生产成本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劳动力成本则是跨国公司决策时的重要考量之一。一般来说，较高的劳动力成本通常会阻碍跨国公司在该国家和地区设立业务。Braconier et al.（2005）认为，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廉价的国家进行垂直型FDI 活动。李玉梅等（2016）通过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10个城市外商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随着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外资优惠政策吸引力相对减弱，成本寻求型和政策寻求型外商投资企业在该地区出现撤资现象，且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对企业撤资决策的影响远超过外资优惠政策减弱的影响。此外，环境规制成本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同样产生深远影响。严格的环境监管通常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Cai et al.，2016）。曹翔和王郁妍（2021）通过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上调的分析发现，环境成本的上升会导致在华外资的撤离。最后，随着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地缘政治因素对FDI 的影响变得愈加突出。Bussy and Zheng（2023）提出，地缘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均对FDI产生阻碍作用，其中后者的影响尤为明显。卢进勇等（2024）在分析外资企业从中国迁出的现象时，认为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是影响企业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视角来看，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中，所有权优势指跨国公司拥有或能够获取国外企业所不具备的独特资源，如先进的技术和规模。内部化优势则是通过内部化资产来规避不完全市场（如贸易壁垒）的影响，以保持竞争优势和降低风险。区位优势是特指东道国的优势，如要素禀赋、生产成本、市场潜力、政治经济制度等。针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国内外学者在该理论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研究。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了企业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坚持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不断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吕越等（2019）利用全球绿地投资数据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绿地投资增长，“五通”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的政府间协议，为企业提供了额外的制度保障，鼓励企业在签约国进行投资（宗芳宇等，2012）。另一种观点主要从产业链布局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企业OFDI表现为突出的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赵云辉等（2020）进一步指出，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和制度环境是吸引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外部因素，而企业的生产效率则是主要的内部驱动力，中国企业的OFDI 模式可以归纳为“制度环境拉动”“资源拉动与效率驱动”和“市场拉动+经验驱动”等典型模式。而且，在跨国经营过程中，获取东道国的知识与信息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其最终的区位选择（Martin and Salomon，2003）。
中间品贸易映射出各经济体之间在全球生产链上的分工与合作程度，也是呈现产业转移和全球分工模式的重要显示性指标。现有文献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影响中间品贸易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要素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等方面。首先，要素价格的跨国差异构成了中间品贸易的重要基础。当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国内中间品在价格上失去竞争力时，企业更倾向于采购国外中间品（袁红林等，2023）。耿伟和廖显春（2016）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多样化水平，尤其是劳动力价格的负向扭曲比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影响更大。就贸易自由化而言，贸易成本的降低是中间品贸易扩张的催化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进口关税的下降会增加中间品的进口数量（李小平和崔致远，2024）。进一步地，区域贸易协定对伙伴国中间品贸易流量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协定内容越深入，对贸易的促进效果越显著（许亚云等，2020）。然而，贸易争端和不确定性对中间品贸易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不确定性致使企业面临的贸易风险和成本大幅增加（Benguria et al.，2022）。为了规避未来可能的负面冲击，企业可能会减少与美国的中间品贸易，转向其他更加稳定的贸易渠道。余淼杰等（2022）发现，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的反制关税显著抑制了自美进口的中间品。此外，由于自美中间品进口与对美出口存在显著的企业内正向联系，加征反制关税也进一步抑制了中国企业对美产品的出口。杨盼盼等（2022）以越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角色。研究发现，2019 年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中，有5.71%是由贸易摩擦加征关税直接导致的产品出口上升，6.96%是由贸易摩擦加速生产地转移导致的出口增长，总体上，中美博弈对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影响约占12.67%。尽管中美经贸摩擦带来了冲击，但中越贸易的基础仍然是互补效应。
近年来，部分学者已经开始从多角度关注我国的产业转移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和张其仔（2021）指出，区域产业布局以及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种网络化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增强了各国产业间的相互依赖性，也放大了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地，李雯轩和李晓华（2021）观察到在中美贸易战和COVID-19 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下，部分产业的国际转移速度远快于国内转移，这种不均衡的转移速度对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构成了严重威胁。刘志彪（2022）则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解构、重组及脱钩的过程中的产业转移行为，是当前我国产业链安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因此，可以看出，产业转移问题是关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议题，亟须展开深度的研究和分析。
二、当前我国面临的产业转移现状分析 结合已有研究，为全面评估中国当前面临的产业转移问题，本文选择了来华投资、对外投资及中间品贸易三个开放视角下的关键维度进行分析。
（一）基于来华投资视角的分析 本部分重点关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动态。为了精确捕捉到来华投资的当前市场状况，本文基于fDi Markets 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选取2019 年1 月至2023 年12 月的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其中，我们重点关注来华绿地投资的项目数量、投资总额以及其在全球的占比。此外，本文还深入分析了基于国别（地区）和行业层面划分的来华绿地投资分布及其占比，力图揭示各经济体和行业对中国绿地投资市场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
1.部分时期来华投资规模有所下降，但总体趋势回暖向好
图1 展示了2019—2023 年各月度来华投资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2019 年，来华投资市场表现出相当的活跃度。不过，在2020—2022年间，对华投资额和项目数均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到2023年，这一趋势发生逆转，对华投资规模开始回升。尤其是6月和7月，来华投资额均超过50亿美元，7月的金额更是高达76.99亿美元，仅次于2019年12月的251.63亿美元和2021年3月的84.30亿美元。纵观2023 全年，来华投资金额和项目数分别为357.54 亿美元和423 项，投资额相比2021 年和2022年，分别增长了7.33%和76.82%，映射出我国外资市场正出现明显的回暖向好迹象。
图1 2019—2023年来华投资月度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自fDi Markets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下文图表中来华投资数据来源相同。
2.来华投资占全球比重开始恢复上涨，并未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
我们进一步从全球绿地投资的整体趋势出发，来研判来华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变动趋势。从图2 可以看出，近年来，来华投资在全球的占比总体上较为平稳，只有部分月份（如2020 年2 月、2022年5月等）呈现了较为突出的下降趋势。2023年相较于2022年已开始回暖向好，投资金额和项目数占比分别增长了25.44%和69.82%。因此，总体来看，中国市场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来华投资只是在部分时期表现出一定幅度的下降。
图2 2019—2023年来华投资占全球比重的月度变化趋势
关于未发生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中国经济鲜明的比较优势，包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优势、完备的产业供给体系优势以及丰富的高素质人才资源优势等（余淼杰，2024）。这些优势是吸引内外资企业的重要因素，共同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首先，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有效结合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奠定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坚实基础。通过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能够引导资源向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集中，从而增强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避免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其次，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国内市场需求的潜力持续被激发，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这种市场规模的优势极大减少了企业寻求外部市场的必要性，从而降低了产业迁移的动力。第三，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涵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这一完备的产业链供给体系为上下游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配套支持，增强产业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保障供应链的稳定性，进一步减少了产业转移的可能性。最后，中国教育体系的快速发展培养出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和企业家，不仅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还推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提高了整体产业竞争力。
3.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率先增长，但需警惕美日韩等地区的投资缩减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背景下，2019 至2023 年间主要经济体对华投资的动态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本文整理了2019—2023 年间来华绿地投资金额排名前九的国家和地区，重点分析这些经济体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变化（见图3）。其中，2023 年，法国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比重约为3.29%，相较于2019 年实现了43.66%的增长。此外，德国、英国2023 年对华投资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不过，尤其需要警惕的是，2023 年与2019 年相比，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对华投资比重在同期内均出现了超过50%的降幅。
图3 主要国家（地区）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变化
4.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制造等产业链较长的行业呈现出更为突出的外资下降特征
图4 展示了2019 年至2023 年期间来华绿地投资规模排名前九的行业，在该行业全球绿地投资中的比重变化趋势。数据显示，部分行业的对华投资比重在2023 年相较于2019 年有显著增长。酒店和旅游行业的外资流入占比增幅最为突出，实现近2倍的增长。然而，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对华投资比重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75.72%、93.44%和74.78%。这一数据表明，制造业相对服务业呈现出的外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特别是在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制造等产业链复杂度较高的领域，对华投资下降态势尤为突出。
图4 主要行业来华投资占该行业全球投资的比重变化
（二）基于对外投资视角的分析 本部分基于2019—2023年fDi Markets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旨在深入探讨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的新特征新趋势。通过综合数据分析，我们归纳总结了如下表现特征：
1.我国对外投资总体回升向好，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图5 展示了2019 年至2023 年间中国对外投资的月度变化情况。可以观察到，我国对外投资在数量和金额上整体呈现稳步回升向好的态势。2022 年对外投资金额和项目数与2020 年基本持平，较2021 年分别增长了35.50%和1.99%。到2023 年，对外投资金额突破了1500 亿美元，项目数量高达753 项，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具体看，2023 年投资金额和项目数同比增幅达到226.42%和83.21%，相较于2019 年分别增长了157.80%和11.89%。此外，我国对外投资正逐渐转向大额交易。2019 年，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金额约为0.95 亿美元，到2023 年则增至2.18 亿美元，对外投资更加集中于高价值项目。
图5 2019—2023年对外投资月度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自fDi Markets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下文图表中对外投资数据来源相同。
2.我国占全球对外投资的比重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
进一步地，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投资中的占比及其变化趋势，以评估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表现。图6显示，2019年至2022年，我国对外投资在全球总投资中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到2023年，这一比重增势明显。具体看，2023年，我国对外投资金额占全球的比重约为12.31%，项目数量占比为4.55%。与前一年相比，金额和项目数的增长分别达到213.50%和84.19%，较2019 年分别增长了73.87%和15.44%。其中，2023 年多个月份（如5 月、6 月、11 月）对外投资表现尤为亮眼，投资金额的全球占比均为14%以上。总体来看，我国对外投资占全球的比重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
图6 2019—2023年对外投资占全球比重的月度变化趋势
3.我国对墨西哥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势最为突出，对美投资趋于平稳
图7 展示了中国对主要国家（地区）投资金额在各国（地区）吸引外资总额中的占比变化趋势。分析发现，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的投资比重有显著提升。具体而言，2023 年，我国对沙特阿拉伯的投资占该国吸引外资总额的58.20%。此外，对越南、马来西亚、匈牙利的投资占比亦超过35%。特别是对匈牙利的投资，从2019 年的3.73%激增至2023 年的48.62%，增长率高达1205.11%。作为欧盟首个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匈牙利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持续加深。此外，对美国的投资占比相对稳定，在2019 年占比为3.02%，2023 年微增至4.64%。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俄罗斯的投资占比有所下降，2023 年相较于2019 年的降幅约为98.53%。总体而言，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对美国投资趋势整体较为平稳，但需要密切关注对俄罗斯投资的下滑趋势。
图7 对主要国家（地区）投资金额占其吸引外资总额的比重变化
4.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制造等高端制造行业以及矿产资源行业的对外投资增势较明显
根据2019年至2023年间中国主要行业对外投资占该行业全球投资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图8），我们发现，在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制造以及矿产品行业中，我国对外投资金额占该行业全球投资的比重较高，平均达到15%以上。其中，汽车设备制造行业的对外投资占比增长最为显著，从2019 年到2023 年增长了近3 倍，达到42.85%的占比。化学品和矿产品行业的投资占比均实现了超2.4倍的增长，电子元件行业的投资占比增幅也达到了1.2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通信和仓储物流等服务行业的对外投资占比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19 年的10%左右降至2023 年的5%，降幅分别为46.26%和69.61%。综上，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重心主要在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等高端制造行业以及矿产资源行业，对通信和仓储物流等服务行业的投资下降趋势相对明显。
图8 主要行业对外投资占该行业全球投资的比重变化
（三）基于中间品贸易视角的分析 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中间品贸易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造业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指标之一。当前，中国已连续12年位居全球中间品出口第一大国，中间品对外贸增量的贡献接近六成① 如何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政策问答·2024 年中国经济这么干），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1/content_6925126.htm。 。在2023 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部署中，更是首次提出要“拓展中间品贸易”。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我国中间品贸易的发展趋势，探究当前产业转移的现状。本部分主要基于UN Comtrade 数据库，选取2000—2022 年中国中间品② 由于联合国分类法（BEC）在当前的中间品贸易研究中应用更加广泛且较为成熟，故本文采用联合国BEC分类法来识别中间品，并将BEC产品编码为“111”“121”“21”“22”“31”“322”“42”“53”的八类产品定义为中间品。 贸易出口数据，通过聚焦于全球市场份额、出口目的地和高低技术行业出口占比等视角，全面考察我国中间品贸易的演变特征。
1.中间品出口规模及其全球市场份额实现显著提升
图9展示了2000至2022年间我国中间品出口规模及其在全球中间品出口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变化趋势。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我国中间品出口额从不足1千亿美元增至1.6万亿美元，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也从2.92%上升至约13.25%，这一显著的增长反映了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同时也凸显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尽管在某些年份中间品的出口规模和市场份额经历了短暂波动，但总体趋势展现了我国在全球经济波动期间的稳定性以及在后疫情时代下的迅速复苏能力。特别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调整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上升的大环境下，2021 年至2022年间，我国中间品出口的稳健增长尤为显著。在这一时期，出口规模稳定维持在1.5万亿美元以上，市场份额也持续超过12%。
图9 我国中间品出口规模及其占全球比重的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下文图表中中间品贸易数据来源相同。
2.对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地区的出口比重大幅提升，出口目的地更趋多元化
基于2000—2022年我国对主要目的地的中间品出口占我国中间品总出口比重的动态变化趋势（图10），本文研究发现，在21世纪初，中国香港地区、美国和日本是我国中间品出口的主要市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出口结构逐渐表现出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而言，对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的中间品出口占比分别从2000 年的21.54%和13.95%下降至2022 年的9.24%和11.42%，对日本的出口占比则减少了约9.89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我国对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出口占比持续增长。2000 年，对越南和印度的出口占比仅为0.74%和1.37%。到2022 年，这一比重增至6.21%和4.93%，对泰国的出口占比也有0.98个百分点的增长。
图10 我国对主要目的地的中间品出口占比的变化趋势
图11 我国高低技术中间品出口规模占该行业全球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
3.高低技术中间品出口的全球占比均有所提高，且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更为显著
参照Freund et al.（2022）提出的高低技术产品分类标准，本文将中间品贸易划分为高技术型中间品和低技术型中间品。一方面，我国高技术中间品出口额在全球市场的占比持续攀升，从2000年的3.09%显著增加至2022年的15%左右。2021年，该比重更是突破至18.11%，这可能与我国对高技术产业投入的加大以及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增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低技术中间品出口额的全球占比也表现出稳健的增长势头。从2000年的2.51%增至2022年的13.09%。
（四）产业转移现状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基于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中间品贸易三个关键维度，归纳提出当前我国产业转移的主要表现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特征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全面系统地分析我国产业转移的现状。
从来华投资来看，总体呈现回暖趋势，未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迹象，但部分时期、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部分行业的来华投资仍有所下降，产业转移风险亟须引起关注。首先，全球范围内，特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的减少，主要归因于这些国家通过多举措加大引资力度，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方面，美政府先后发布了《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通过提供补贴、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推动美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减少对华依赖。日本则通过大规模刺激计划，激励其国内本土生产制造能力的提升。韩国国会通过了“韩版芯片法案”（K-Chips 法案），计划提高对大型芯片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的税收减免，促进三星电子公司和SK 海力士公司等韩国科技公司的国内投资。其次，在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等产业链复杂度较高的领域，对华投资下降态势尤为显著。西方国家的产业补贴政策主要集中在芯片和动力电池等高科技领域，导致这些领域的来华投资显著减少。例如，美国《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拨款31 亿美元，以在本土生产更多的电池和组件。并且，自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以来，半导体和清洁技术领域的投资几乎是2021 年全年同行业承诺投资额的两倍，是2019年投资额的近20倍① US manufacturing commitments double after Biden subsidies launched，英国《金融时报》，https：//www.ft.com/content/b1079606-5543-4fc5-acae-2c6c84b3a49f。 。此外，欧盟也通过《芯片法案》，计划投入430亿欧元以提升自身芯片产能，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来看，我国对外投资总体稳中有进，剖析其投资地域及产业特征，更多是全球经济新形势下产业链布局的重新调整，因此形成大规模产业转移的风险较低。首先，对墨西哥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势格外突出。一方面，美西方国家基于所谓的“去风险化”策略，通过合作计划、伙伴计划和经济框架等新形式，致力于打造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同盟体系。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影响下，部分国内企业开始加大对墨西哥的投资。例如，联想集团于2020 年在墨西哥蒙特雷建立了一家高端服务器组装工厂，利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的低关税优势，将产品出口到美国和加拿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前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不断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坚实保障和重要支撑，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拉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目的地。例如，2022 年8 月，宁德时代宣布在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中东欧国家匈牙利建设工厂。其次，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制造等高端制造行业以及矿产资源行业的对外投资增势突出。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多集中于产业链上游矿产资源开采环节或下游加工组装环节，较少涉及中游链条。其主要动机在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的生产和投资地点。一些有实力的国内企业率先“出海”，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进而反哺国内母公司和核心环节的高质量发展。
从中间品贸易来看，我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中间品出口份额显著提升，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地区的出口比重大幅增加。一方面，近年来，美国与其盟友加速推进“友岸外包”策略，将东盟、东亚和南亚国家打造成其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的重点区域。2022 年5 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将供应链韧性纳入其四大支柱之一，意图在中国周边构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应对这一局面，部分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开始将加工组装环节转移至这些地区。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成本的增加，中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受到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部分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凭借其成本优势，正在积极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加工组装环节，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例如，2022 年6 月，苹果公司计划将部分iPad 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越南。同年8月，苹果供应商立讯精密和富士康已经开始在越南北部试生产Apple Watch。在此背景下，我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品出口规模迅猛增长。Alfaro and Chor（2023）认为，美国正减少从中国的直接采购，并将其进口转向越南等国家，但是这种转变并未完全削弱美国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因为包括越南在内的第三国，依然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然而，这一现象仍需引起警惕。美国未来或进一步严格制定接受进口的原产地规定，要求直接向美国出口的国家，其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中间投入品必须由本地企业生产，否则将面临加倍的关税惩罚（刘志彪，2023）。
三、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主要模式分析 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产业转移挑战，亟须摒弃“一刀切”的粗暴批判，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系统和客观的评判体系。综合前文分析，我们提出产业转移应该“怎么看”的四种模式：地缘政治驱动型突出外资企业在地缘政治风险下的被动调整，生产成本驱动型关注外资企业因国内生产条件变化而产生的主动转移，产业链布局驱动型着眼于内资企业在全球化战略部署下的主动扩张，国际合作驱动型强调内资企业依托国际合作平台主动进行的海外扩张行为。
（一）地缘政治驱动型 在当今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地缘政治的不断演变已经成为塑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近年来，欧美发达经济体对华政策的调整尤为显著，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跨国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的全球战略布局（吕越和邓利静，2023）。在此背景下，本文归纳总结了地缘政治驱动型产业转移的三种典型形态：一是被动裹挟式产业转移。在美国强化对华投资审查和推动产业转移政策的影响下，我国部分产业链面临被动迁移风险。2023 年3 月，美政府发布声明，要求获得美国资金资助的企业在华使用传统技术生产的产量扩大幅度不能超过10%，并要求对中国先进产能投资的支出上限不能超过10万美元。除此之外，美政府还强制推行“不转移、不下单”的举措，胁迫中资供应链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转移，产生“被动裹挟式”产业转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部分制造业吸引外资的能力下降。二是主动撤离式产业转移。近年来，美欧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包括高额补贴在内的多种激励措施，以吸引制造业和高端产业回流本土。为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部分跨国公司主动选择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至其本国，形成自愿撤离式产业转移现象。基于Reshoring Initiative 数据库的数据分析显示，2009—2023 年间，自中国回流美国的美企中，18.78%的企业选择回流是受美国政府政策激励的影响，这也是企业选择回流的首要因素。三是同盟协作式产业转移。近年来，基于所谓的“去风险”考虑，美国开始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实施“中国+1”或“中国+N”战略，意图在中国之外建立更多国际生产基地。例如，发展与墨西哥的“近岸外包”，与越南、印度等的“友岸外包”。这一系列举措直接促使中国对墨西哥投资份额的增加，以及对越南、印度和泰国中间品出口比重的大幅提升。
（二）生产成本驱动型 随着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和环保合规成本的增长，驱动跨国公司重新调整其全球产业布局。为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劳动力成本驱动型和环保成本驱动型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产业转移模式。首先，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成本的普遍上升，其中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条件产生了显著影响。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因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正在承接全球服装业的主要产能。这导致部分跨国公司加速调整生产布局，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耐克公司财报显示，中国占耐克鞋类制品的生产产量比例从2006 年的35%降至2021 年的21%。越南则已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的鞋类和皮革加工国。2021年，耐克鞋全球产量的50%以上是在越南加工和制造① 越南成为耐克最大的加工和生产“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hochimin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201/20220103237032.shtml。 。这种变化也是越南自我国进口中间品比重显著上升的重要原因。其次，早期国内部分行业粗放型、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促使发达经济体将一些污染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污染避难所”问题的出现。而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发展”一词开始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促使政府和社会对企业的环保责任提出了更高标准。因此，一些外资企业开始考虑将生产环节迁移至环保监管相对宽松的国家或地区，特别是重化工等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企业。
（三）产业链布局驱动型 当前，部分内资企业正在积极调整其全球经营策略，在全球范围寻求战略性资产或广阔市场，以保障其全球竞争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这一策略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部分企业采取“出海”策略，通过在供应链上游关键环节拓展全球业务，从而寻求战略性资源的内部化。自2013 年以来，中国的锂矿企业如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在澳大利亚、阿根廷、爱尔兰和非洲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锂矿投资。这些投资不仅提高了我国企业在全球锂资源供应链中的话语权，还通过多元化的供应来源确保了关键战略资源和产业链整体的安全稳定。第二，部分企业将处于下游的加工组装或营销环节，甚至是整条产业链转移至国外，从而提高海外市场占有率。随着国内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部分国内企业采取了独特的策略，将下游环节转移至海外市场，有效缩短供应链长度，降低运输成本和时间。例如，华坚集团作为国内制鞋业的龙头企业，于2011 年远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投资设立鞋厂，深入挖掘当地市场潜力。这种布局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响应速度，还能更精准地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从而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强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陈凯和杨亚平（2023）还发现，企业对外投资不仅能够优化其国际供应链布局，还有助于优化国内供应链的布局，从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四）国际合作驱动型 在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的导向下，部分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了较为主动可控的产业转移新动向。一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合资、绿地投资等方式与友好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展开国际产能合作。例如，2023年，宝钢集团与沙特阿美创建合资公司，计划设立绿色低碳厚板工厂，让中国绿色产能“走出去”助力当地能源转型，赋能全球减排。2022年，迪拜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正式投入运营，依托义乌小商品资源渠道优势，不仅构建了一个中国小商品的出口“桥头堡”，同时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全球客商提供了便捷的商贸、物流及配套服务。二是，通过组建或参与跨国产业联盟，拓宽与跨国公司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海外市场份额。2021 年，在工商银行倡导下，52 家中国和欧洲知名企业共同成立了中欧企业联盟。近年来，该联盟通过举办“走进意大利”“走进奥地利”等系列活动，深入发掘中欧企业的贸易与投资合作潜力，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华为作为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的成员，积极参与5G 标准的制定和推广。通过与全球通信公司的投资合作，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推动5G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和普及。
四、我国应对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我国产业转移表现出地缘政治驱动型、生产成本驱动型、产业链布局驱动型、国际合作驱动型四种模式。为此，本文在“分类研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精准施策”方案，以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相关对策建议如下：
（一）高度警惕地缘政治驱动型产业转移，有效应对潜在的“脱钩”“断链”风险 在当前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高度警惕并有效应对地缘政治驱动型产业转移所引发的“脱钩”“断链”风险成为迫切挑战。第一，强化“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积极寻求破解产业链“脱钩”的有效路径（吕越，2023）。加快构建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自贸试验区网络。同时，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进程，以降低因美西方“去风险化”策略可能导致的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裂”风险。此外，与具有较大贸易合作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合作，积极构建新的区域贸易协议，拓宽经贸合作的范围，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与韧性。第二，推进制度型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提振外商投资意愿和投资信心。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重点推进服务业开放，合理缩减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具体而言，借鉴CPTPP 的“棘轮机制”，确保自贸试验区在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贸易领域的开放水平只进不退，以不断提高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吕越等，2023）。但对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等敏感问题的服务领域，如金融、文化服务领域，建议采取分类分级管理原则。第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攻克关键技术难题，降低产业链“断链”风险。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为此，我们要加快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一方面，通过增加研发资金投入和提供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激发企业在创新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尤其是强化在集成电路、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双向发力。另一方面，鼓励龙头企业打造开放性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共享研发资源、专利技术、市场情报等创新资产，促进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产业链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技术互补，加速全产业链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和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二）客观应对生产成本驱动型产业转移，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布局 由生产成本上升引致的产业转移是市场的一般性规律，应理性客观看待，在顺应这一趋势的同时，要多举措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布局。第一，实施“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策略，推进政府与市场在优化产业布局中的有效协同。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畅通流动（吕越和邓利静，2023）。打破地理和行政边界对经济发展的限制，鼓励区域内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设。通过一体化的信息和交通网络，增强区域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流动性。同时，建立与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协调不同地区间的法规政策差异，降低区域间交易成本，从而推动区域间产业链的互联互通和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布局的进一步优化。第二，立足国内大市场，探索“东部升级—西部承接”的阶梯型产业链国内循环思路。通过引导企业合理集聚与布局，推动区域协调与联动发展，从而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庞磊和阳晓伟，2023）。对于东部地区，策略的核心是推动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强化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企业需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推动力度，扩大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投入及应用，从而显著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要加快推动生产投资，尤其是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边境地区等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梯度转移。对于中西部地区，加大税收政策、扶持资金、基础设施以及对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的投入，以此确保产业转移能够高效、可持续地进行。
（三）持续关注产业链布局驱动型产业转移，多举措助力企业海外布局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常常以市场扩张、资源获取和战略资产寻求为主要动机，以确保其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为此，须多举措鼓励和支持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一方面，优化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环境，激励企业积极开展海外布局。建立针对企业跨国项目协调部门，专门负责协调和解决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跨部门、跨区域问题，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提升政府服务的效率和精准度。此外，设立“国际化发展专项基金”，针对有意愿和能力进行海外布局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以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初期成本和风险。同时，对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或营销网络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以激励更多企业积极开展海外投资布局。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化技术创建海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有效降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搭建重点国家（地区）、重点行业的产业链预警平台，着力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评估、预警及响应的长效机制，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处置。如基于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历史案例和数据，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提前预警可能的风险事件，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同时，鼓励企业建立“全球风险管理联盟”，共享海外投资的风险信息和应对经验，形成集体应对机制，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
（四）积极支持国际合作型产业转移，塑造产业链全球竞争优势 在探索鼓励国际合作型产业转移的策略时，关键在于平衡关键技术的国内控制与非核心技术环节的国际分布，同时通过“专精特新”向“隐形冠军”的转型，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布局。第一，确保关键核心技术由本国掌控，允许非核心技术环节适度转移，构建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一方面，对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审视和必要的修订，以有效应对技术创新的最新挑战。加大执法力度，并提升司法审理的专业性与公正性，以确保侵权行为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制裁。另一方面，鼓励本土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对非核心技术生产环节进行合理布局。引导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在全球寻找劳动力成本较低、矿产资源丰富、技术水平先进的区域，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从而降低产业链断裂的风险。第二，加快赋能“专精特新”，打造更多“隐形冠军”，塑造全球产业链竞争优势。“专精特新”是“隐形冠军”企业的初始阶段，而“隐形冠军”则代表“专精特新”企业的跃升形态。德国作为制造业强国，其成功并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大型跨国公司，而是得益于一批在全球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即“隐形冠军”企业（许惠龙和康荣平，2003）。为了促进这一发展轨迹，关键在于加快“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过程，使之迅速升级成为行业内的“隐形冠军”。一方面，多举措精准施策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制定并实施专门的企业培育工程，建立从企业发现到培育、认定、扶持及监测的全面工作体系。优化企业成长的路线图和梯级培育机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堵点和痛点，提供精准的政策支持和服务。另一方面，激发能力突出的“专精特新”企业转型升级成为“隐形冠军”企业。通过实施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为主的分类梯度培养框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转型升级，进而孵化更多的“隐形冠军”，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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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战略研究”（21 ＆ZD09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全球疫情大流行下国际国内价值链重构对中国的影响和应对策略”（72073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全球价值链、创新驱动与制造业‘低端锁定’破局：成因、机制及应对策略”（7187303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4XZ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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