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与萨特在北京（1955年）
萨特的《墙》描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法西斯政权判处死刑的三个人临死前夜的种种荒谬反应。儒昂是一个无辜的年轻人，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因为他哥哥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受牵连被捕。汤姆和主人公伊比埃塔都是反法西斯革命者，前者参加过国际纵队，后者掩藏了另一位革命者拉蒙．格里斯。在潦草的审判之后，三人都被判处死刑，并于第二天清晨执行。等待死亡的过程中，三个人的反应表现出了他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
儒昂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之后，什么也不说，变得十分阴沉，他的脸和手都变成了灰色 。他任比利时医生摆布，毫无反应。伊比埃塔这样形容儒昂：“三天前他还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很能讨人喜欢。但现在他的样子像一只用旧了的苍蝇拍。我想，即使他们把他放了，他也不会再变得年轻了。”儒昂恐惧死亡，也害怕走向死亡过程中需要承受的痛苦。他问医生死亡需要痛苦多长时间。随着行刑时间的逼近，他开始因为痛苦和恐惧失控癫狂。他大声哀求“我不愿意死”，来回奔跑和哭泣，逃避死亡的恐惧。伊比埃塔认为“儒昂不需要安慰，虽然他在哭闹，但是他受到的打击却比我们轻，当他哭着可怜自己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死。”因此，儒昂面对死亡处境时选择了逃避，他没有超越死亡处境的力量。极度的恐惧让他丧失了感知觉。奔赴刑场的时候，他无法自己行走，瞪大了眼睛，眼泪顺着两颊往下淌。儒昂并没有真正思考过死亡，也无法直面死亡，他只是在恐惧与痛苦中被动地接受了死亡。
至于汤姆，他面对死亡时采取了一种无意义的抗争。就如面对严寒时，他起身运动试图取暖却毫无用处一样，在听到死刑宣判之后，他采用不同的方式试图转移注意力，掩饰自己的内心，但这些并无实质效果。他试图安慰儒昂以使自己转移注意力，但是遭到拒绝；他喋喋不休，不停地说话，试图搞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所有这些都没什么用处，他开始出汗，灰暗，甚至小便失禁。就像汤姆自己说“当有人对他们下令‘瞄准’时，我就会看到八支步枪都向我们瞄准。我想我简直要钻进墙里去。我将使尽全身气力用背去顶墙，但是墙却巍然不动，真像在噩梦里一样。” “我要想一件事情，总觉得快想出来了，很快就要明白了。但是它却溜走了，于是我就忘了，这件事也就放下了”。汤姆面对死亡所做的都是无谓的挣扎。他看起来始终都在思考死亡，并试图弄明白一切，但就如伊比埃塔所说“他并不明白我们目前的处境，并且我发现他也不想明白。” 在汤姆积极主动的表象之下，是虚弱逃避的本质，他并没有直面和接受死亡，在所有徒劳的挣扎之后，他只能以一种故作镇定的姿态面对死亡。他的挣扎不过如同赴死前掉落在地的最后一根香烟一样无力。
小说呈现最为细致的是伊比埃塔对死亡的反应。伊比埃塔对死亡的思考和由此带来的心理活动在死亡步步逼近的过程中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心理活动上，他经历了从空白到故作镇定到恐惧再到万念俱灰，最后固执地选择死亡的过程。而在思想上，面对随着死亡处境而来的无意义，他摒弃了他者，他不再留恋爱人，不再捍卫自己的信念，不在试图保护自己的朋友，他对世界和历史选择了抛弃。面对儒昂的歇斯底里，伊比埃塔感到自己变得不近人情。“对己对人我都不能怜悯。我想，我应该死得清清白白。”“我很固执，我要清清白白地死去，我想的只是这个”，“我想喊叫，想揪自己的头发。但是，我咬紧牙关，双手插在口袋里，因为我要保持清白。” “我已经不再喜欢拉蒙．格里斯了……我可以出卖格里斯来换取自己一条命。可我拒绝这样做。我觉得这样有点可笑，因为这是顽固。”这些描写都表明伊比埃塔努力用最后的理性控制自己，他对人世不再有所欲求，他只想固执地清白地死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伊比埃塔已经自觉而坦然地接受了死亡，已经超脱了求生的意念和其他人世的欲望。
上述三人面对死亡时分别采用了逃避、无意义的抗争和自觉接受三种方式。萨特认为死是一切可能的不可能，是对一切选择的否定。 “死是一种人的现象，是生命的最终现象，但仍然是生命。死是逆向地影响整个生命，生命是以部分的生命来限制自己……死变成生命的意义，就像最终和弦是旋律的意义一样，那是没有任何奇迹的。”因此，死亡也是生命的一个部分，我们要像对生命负有责任一样也对死亡负有责任。但是，就如《墙》所描述的，人们对于死亡似乎并不存在着自由选择。小说中，法西斯的暴力统治随意地剥夺人命；现实中，疾病、车祸等灾祸也使生命处于偶然性之中。那么我们到底是在何种程度上于死亡的处境中依然拥有自由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