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丨《伐木》：艺术“话”生死

《伐木》是将小说改编为戏剧的典范。导演陆帕以丰富而细腻的表现形式，复活了原本难以呈现的心理内容和文学性。时间本身作为一种主题，在260分钟的长度里得到了最大幅度的表现，因为最外层的叙事几乎是一个等速叙事：四个多小时的叙事时间恰恰吻合于故事时间。

该剧展现的情境是由独立艺术家乔安娜自杀这一事件引出的。她的艺术圈朋友们为了哀悼和纪念她而在奥斯博格夫妇家中举办晚宴。到场的客人们是作家、画家、演员，他们谈吐间流露出虚伪、空洞、浮夸和惶惑。剧中的叙事人托马斯·伯恩哈德也即小说《伐木》的作者，大部分时候都坐在椅子上向我们吐露他对这次艺术家晚宴和赴宴客人们的评价。但舞台内部的时空也是多层的：客人们坐在四面透明的立方体房间内，与房间外承担叙述的托马斯构成了张力；舞台上方的视频投影既是补足叙事的功能性手段，又因其与演员现场表演形成的蒙太奇关系而构筑了另一重心理空间，黑白短片视频和在不同场次中不断转动的立方体房间通过空间的转换烘托出时间的神秘性，将观众带入如烟似雾的感性气氛。执著于舞蹈和表演的乔安娜，经历了与历任男友分手的困境，而她创办的动作工作坊也难以维系，加上酗酒的习惯，这些都成为她自杀的动因。但有关她死亡的具体情形，众人的追溯迷离涣散，似乎成为难以接近的刺点。

我认为《伐木》提出的基本问题是艺术和真实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艺术家的工作是对真实的摹仿，而这也是他们的原罪所在，因为对现实世界的僭越带来了人生的“颠倒”，一如演出中一段脚上头下的视频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幻想创造出另一个高于真实的艺术世界，这一等级关系消耗了他们自身。乔安娜身上就展现了这种属于艺术崇拜者的典型命运：她希望摆脱闭塞的小镇基尔布，摆脱平庸和灰败的童年记忆；她认为，艺术超越了对自然的摹仿，是创造美好生活的途径，并且能给出比她自己“更真实”“更好”的东西。但事实上，与她所笃信的相反，没有任何艺术创造物和人造品在“美”和“真”上能胜过自然宇宙本身。乔安娜所以为的艺术并没有帮她解决自身的困境，反而将她引向死亡。我们看到回忆中的乔安娜，或者她的亡灵，身着华美的衣饰（也是艺术家的一种身份修辞），抖颤着试图跃出舞台边缘而终究收回脚步；或者在她更年轻时，她惮于裸身走出的恐惧，这些都成为某种象喻，即流连于符号世界的主体始终不能也不敢进入真实世界。她以自身的肉体完成着对艺术本身的人格化──艺术将世界“赤裸裸地”呈现给我们，正如乔安娜自己所渴望的，无限敞开。但摒弃了“衣服”，也就摒弃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介，对人生和艺术品的混淆是悲剧性的。

汉娜·阿伦特指出，人生是这样一种故事：我们既是其行动者，又是其遭受者，但没有人是故事的作者。因此，“我们创作了自己”实际上是另一种幻象。乔安娜们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自我的本质，并不依赖于他自身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即艺术创造并不真的比“人”自身更重要。第二幕中，托马斯独白说道：“我们什么也不是，他们把我们创造出来”，“他们把我们塑造成天才，就像他们把我们变成了罪犯一般”。艺术家以为他们追寻着自身的独异性，实际上也不过是在向某些人、某个艺术体制寻求着资格和认可。

对于颠倒了真实和摹仿的艺术家来说，自杀是让世界停止在符号中不断循环和损耗的唯一方式，在死亡中，符号湮灭。但在（伪）艺术家们的谈论中，乔安娜的死被形而上学化了。我曾有几句诗写道：“他们死了/他们是我们的偶像/演示一套不属于我们的方法。”客人们怜悯和赞美她为艺术的牺牲和受难，却再一次忘记，生活和死亡都是一件真事情，她形而下的痛苦是被过滤了，因而现实人生的苦难真貌也再一次被掩埋。将她纪念碑化的煽情哀悼，事实上也将她本人遗忘在那似与艺术化的生命极不相称的、包裹尸身的塑料袋中。众人对话里的鸡毛蒜皮和没话找话，也与死亡应有的沉重严肃形成了对照。

年轻的乔安娜讲述她曾梦到一位挂毯编织家，而他正是她后来的男友。在梦中，当她看到他的作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就知道世界上会有这么美丽的东西存在”，而他对她说，他也知道世界会有像她这样美丽的人存在。看到这里，我们甚至感到心碎。插叙形式造成错落的时间顺序更强化了这样一种事实：或许我们并不是在遭遇事件，而是一直从现实中辨认所欲求的理型般的虚像。他和她认出彼此的唯一，某种程度上也承载着对久已散失的共同体的追忆，在这一共同体中，人们可以真正成就卓越、获得赞赏。但被伯恩哈德极力讽刺、揭露的艺术家晚宴，充分证明艺术家的共同体只是乌托邦。塞巴斯丁广场上的波西米亚人表面高雅而内心鄙俗，贪恋世俗成就的他们早已在国家与公众的威逼利诱之下分化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