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锦】民营银行发展经验借鉴（《中国金融》2017.20）

本文发表于《中国金融》2017年第20期

银行业如何支持小微、“三农”，一直是世界性难题，而民营银行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尝试。民营银行经营机制更为灵活，业务创新更为积极，而这又是解决小微、“三农”类企业融资难问题所急需的。小微、“三农”类企业的融资难，很难通过常规的信贷方法解决，需要采取创新的产品和技术，并配合以组织架构或考核机制，创造性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满足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

现行政策重点是新开办一批中小型民营银行，走差异化、特色化、精品化的发展路径，来缓解小微、“三农”类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民营银行在我国并非新生事物，可以把允许民间资本开设农信社、城信社，视为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次民营银行尝试。我国最早的农信社开办于1923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面积设立，很快就覆盖了大部分农村。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正式确立后，金融改革随之逐步启动。1988年8月《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颁布后，城信社的开设速度也开始加快。当时，由于各类企业和个人均可发起设立或入股，只需满足监管要求的最低资本要求（后来增加了社员人数要求），门槛不高，因此城信社数量从1986年的约1300家，逐年快速上升，至1993年停止批设时，数量已达5000家左右。

这一政策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广大城乡的市场经济活动开始日益活跃，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也就是目前通称的小微、“三农”类企业）数量快速增加，急缺相应的金融服务。而当时四大国有银行服务覆盖不足，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新近成立，无力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因此，改革开放后允许民间资本大量开办农信社、城信社，弥补了原有金融服务不足，满足了新兴的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融资、结算需求，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面对数量突然激增的农信社、城信社，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不足，现代经营或风险意识并不具备，监管能力也未跟上，所以后来暴发了不少风险。一部分农信社、城信社经营管理不规范、经营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弱，陆续面临不良资产高企的情况，经营陷入困境。监管部门随后开始清理整顿，停止新设农信社、城信社，并于1995年开始组建城商行、农商行。当然，最后还是有不少优秀的农信社、城信社，成长为质地优异的农商行、城商行，继续为地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成为老一批民营银行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台湾在放开民营银行管制方面，也有一段与大陆相近的经历。但区别点在于，台湾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后，整个经济背景与前述大陆经济腾飞初期不同，反而与大陆近年更为类似。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台湾奇迹”，经济金融体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原先以公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一方面，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民间也积累了巨额财富，游资泛滥，金融市场波动较大，在股市、房地产等资产上也形成了泡沫。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却饱受融资难之苦，只能求助于民间借贷，1991年其利率在20%以上，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期银行信贷利率则为10%左右，且许多公营银行却仍有大量的富余资金未能有效投放。这一情况非常类似于大陆近年的“两多两难”局面（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其本质是原有金融体系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多个发达国家先后实施了金融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1987年，台湾当局当局启动金融改革；1989年7月，修改了《银行法》；1990年，有关部门公布了商业银行的设立标准，并开始受理申请。在1992-1993年，首批16家民营银行批设，而后陆续开业。后来还有部分公营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改制为民营银行。改革前，全岛共有公营银行24家，网点近1000个。但到了2001年，银行总数已达53家，网点超过3000个，其增长速度十分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