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传播学界的成名与想象（1929-2006）——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朱立

香港新闻传播学界的成名与想象（1929-2006）——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朱立

作者

王彦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电邮：[email protected]。

应对社会变迁和媒介勃兴，香港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界“得风气之先”，以活跃的研究和高质量的成果“受到全球学术界的承认和注目”(陈韬文,2008)。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香港是绝大多数内地学者出国的第一站及最后一站。回归二十年来，香港新闻传播院校更被众多内地学子视为出境留学热选或出国深造的中转站。从筚路蓝缕到声誉鹊起，香港新闻传播学术界历经何种教育与研究变革？走过怎样的“成名”之路和“想象”之旅？有何经验值得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术界参考？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前排左起朱立、艾尔文、宣韦伯、余也鲁，后排右二李少男

参与并见证香港新闻传播学科的茁壮与繁荣的朱立，用半生时间来回应上述命题。朱立现为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名誉教授，一位资深的华人传播学者和教育者。

王彦：有些研究者直接将香港新闻传播教育史等同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发展史。相比之下，您未亲身经历但在研究中考证到的这段“史前史”很不同。

朱立：我倾向于社会学取径，认为新闻是社会的镜子，传播是社会的过程，教育为社会服务。由此不难理解，综合新闻、传播、教育三大要素的新闻传播教育，总是和在地社会的政治经济与传媒业同步，两者彼此倚赖、互动。香港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它的新闻传播教育不是凭空“蹦”出来的，而是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成绩是与时俱进的结果，不是从天而降的。今天我们重新梳理“史前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正史”的来龙去脉。

王彦：除了前面您说到有研究取径的区别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朱立：不容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历史最为悠久。1963年，香港政府出资，将联合书院、崇基书院、新亚书院合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三家书院不再是独立办学实体，联合书院名下的新闻系也被撤销、并入社会系。1965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办新闻系，在第三和第四年提供两年制报刊新闻专业课程，香港新闻传播教育才从此逐步走上正轨。

香港中文大学外，新闻传播教育可说是百花齐放。1968年，浸会学院传理学系成立，在香港首先开设四年制传播文凭课程，提出为香港以至亚洲的现代化进程培育报业、广播、电视、公共关系及传理专业人。同年，香港珠海书院（现名为“香港珠海学院”）开办夜间新闻课程，第二年起转为日间课程。1971年秋，香港树仁学院（现名为“香港树仁大学”）新闻系正式成立，开设新闻专业。

教育正规化是转折点，此后各校竞相增设专业和课程，授予学位，提高教学质量和院系的级别。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扩展为四年本科学制，并更名为新闻与传播学系。至此，香港开始有正规的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社会科学文学士荣誉学位课程，接着中文大学在1977年招研究式哲学硕士研究生，更于1993年开设传播学哲学博士课程。1999年，中大新闻与传播学系升格为学院，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则于1991年已扩展成为传理学院，而香港浸会学院也于1994年升格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于1989年在英文系名下开设专业英语传意荣誉文学士课程，于1998年设立传播与新媒体文学硕士学位课程；香港大学新闻与媒介研究中心于1999年开设新闻学硕士学位兼读课程。我想，这些发展都是香港新闻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王彦：如今这些院校声誉鹊起，成为载誉盛名的亚洲传播学府，对内地学子尤有吸引力，是他们的出境留学热选和出国深造中转站。秘辛何在？

朱立：没错，由于香江得天独厚的地址位置，早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就是绝大多数内地学者出国的第一站及最后一站。在香港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社会里，香港传媒业的应变能力为世人有目共睹，亦同时向新闻传播教育事业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要求。香港新闻传播教育业能在筚路蓝缕中开创新天地，与开拓者的勤力和智慧以及屡次化危机为转机的应变能力密不可分。

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香港的院校之间又因办学定位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课程。其中，中文大学由香港政府资助，从开办起即被确定为研究型大学，其新闻与传播系课程向来“学”与“术”并重，以培养学术与思考能力为基础，再磨练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以培养宏观的通识及陶冶专业操守为己任。香港浸会大学从私立教会学院发展起来，具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办学初期以教学培训为主，注重全人教育和知识探索，直到1979年开始得到政府资助后才逐步增添了学术研究的比重。位于香港岛的树仁大学属于私立学校，践行专业理论、实践及技能等“三专系统”。珠海学院也是私立学校，新闻与传播学系旨在培育适应海内外现代传播业之需要的合格新闻工作者。此外，职业操守的培养也是共同强调的新闻教育根本责任。

王彦：您教过、指导过的学生都很怀念您。冯应谦教授就记得，他做学生时必修的第一门课Mass Media, Society and Men是您教的。追忆当时的上课情形时，他说：“朱立用不咸不淡的广东话介绍自己，讲完之后，就问我们为什么要读新闻系。大家都不作声，不知谁先讲了。我第二个说‘我要改变世界’。朱立就说其实你们改变不了世界，不过你们可以继续坚持”(冯应谦,2015)。

2010年，朱立与国家生在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

朱立：很感慨冯应谦还记得这些，他曾亲口告诉我这一段，还说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你问学生为什么要读创意媒体，他会说自己喜欢拍片。现在的学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使命，可能他们真的觉得很难改变社会，这个现实环境令读新传学院的人，不像从前那么理想化”(冯应谦,2015)。我猜，这个结论是冯应谦后来自己悟出来的，但也反映了香港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不过，不给结论，不提供答案，倒是我一贯的教书原则和风格。学生得思考，得犯错，但之后获得更多。给答案，学生是被动的，知识无法内化，而且思想给框住了。

王彦：李少南、陈韬文、苏钥机等毕业生后来都成为母院院长，再加上现任的冯应谦院长，您一共教过前后四任中大新传学院院长，堪称香港传播学界当之无愧的“元老级人物”（On, 2013年1月7日）。除了“教”过院长，您自己也“当”过院长。在中大，余也鲁教授把您“当作创建人来看待”，感激您在“系里领导乏人”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带着一颗爱心”来当系主任(1986-1991)，工作勤劳到“忙起来连家都不顾”，一干就是五年(余也鲁,2015)。此外，您还是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两任院长(1995-2002)。所以我的问题是，“教”院长，“当”院长，分别是怎样的体验？先后在香港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两大重镇——中文和浸会做行政管理工作，是怎样的体验？

朱立：我从不敢说“教过院长”，我在中文大学任教时，你提到的这几位学者的确上过我的课，但他们的成就是个人的努力，我绝对不可以、更不应该掠美。韩愈早在《师说》就告诉我们：“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们都青出于蓝，早就超越了我。我想，应该说，我沾了他们的光，不是说“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吗？实事求是地说，余也鲁不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创始人，而我就更不是，因为任何人不应抹杀学院前身新闻系的历史角色和贡献。我也不想当“元老”，因为“元老”是该送进“养老院”的，我只想当个普通的学者，优雅地、慢慢地在学术活动中谢幕告退。

我在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任内的体验，可以用“革故鼎新，学与术并重”概括。我在学院过去于大学本科重职业技能的传统上，加强学和思，将课程从只重术变成“学与术并重”，在教学之外要做研究、还要研得好。另外，我也希望打破院内系与系之间的藩篱，不过我并不很成功。直到今天，我依然坚信大学不可以只教不研，大学里面能教能研又能服务的同事所在多有，他们得到奖励，理所当然。只教不研或教优而研缺的同事，没理由要求用不同或更低的评审标准，这不能叫公平，更非大学之道！

王彦：您从事教研和兼行政的时间大约各半，您最青睐哪种角色？

朱立：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对教育有贡献，对学术有兴趣，但贡献有限，藉口是：行政太忙！与十年、二十年前比，大学行政日趋繁琐。以前大学同仁只要埋首教研，如今教研之余，除了应付政府的各种评鉴，还要搞宣传、公关。这些表面的虚功夫，固然是社会变迁及全球化的影响，但严重侵蚀教授教研和与同学交流切磋的时间，也予人评鉴好、多上报、大学就办得好的假象与错觉。各国政府高教决策当局，真该好好思索，重利轻义和只讲短期成效的教育指导思想，不利大学的科研发展，也不利社会的整体发展！

回头看，系主任和院长的头衔是一时的，老师、学者和教授才是永恒的，真能令我心动的是“老师”和“教授”的身份，至于“系主任”和“院长”，那只是工作需要。学术更不是官大学问大，研究者的地位、年龄或学校只是参考，研究的品质才是真格的。行政乃必要之“恶”，操心、吃力、费时兼不讨好，且妨碍个人的教研和学术发展。我如不管行政，书会读得多些，学问可能会好些。无论如何，学术和行政的贡献或负面影响都是无形的、长期的，不会立竿见影。

王彦：您如何应对行政工作中的必要之“恶”？

朱立：对行政，我的基本态度是不求、不争、不拒。机会没来，不要争；机会来了，也不拒绝。中大十六载的教学、研究和行政提升了我的学术和眼界，为我的大学事业奠基，接着我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新闻学系任职，在那儿渡过了愉快的三年半，也补充了我原先只有北美教研经验的国际视野。1995年1月，抱着理想兼返港会友的心理，我应聘出任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兼院长，没想到一任就是七年又八个月，比我在中大任新闻传播学系主任还多出了两年八个月。其实人生就像登山，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风景，要紧的是，我们要不时停下脚步，欣赏不同高度的不同风景。

做行政，需要讲究一点技巧。我的浸会大学前任传理院长是美国人，换一个华人当院长，有教师不服我，我当然看得出来。但我故意装傻，不动声色，让不称职的人，无论华洋，都采自然淘汰法。有的聘约期满了，不再聘他。还有的退休年龄到了，不再返聘。做行政需要技巧，但这不是为了办坏事，而是为了把好事办得更圆通。其实，我做得不好，现在所言都只能算是“事后诸葛”，我也很清楚，我做得不够圆满，得罪了一些同事。

王彦：回到您最青睐的角色，学者和教师，也回到我们共同的坐标，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您的想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新传学人。三十五周年院庆时，校友回忆“教得最好、最令人难忘的教授”名单中，您位列第一，理由是“够全面，中国传播有料到（粤语中的“有料”指内容丰富），教学认真又风趣；有学问，欣赏学生；朱立的口水2、袜3令人难忘”(马杰伟,2000年9月23日:4)。

朱立：（笑）我想，朱家姓氏笔画少占了点便宜，而且是个别人士之见，绝不可当真，因为任何成功的单位不可能只有少数个人有贡献，团队太重要了。不过，不论干什么，我总是全力以赴，褒贬由人。借用佛家的话，褒是增“顺上缘”，贬是增“逆上缘”，两者都会令当事人成长，这是我不管行政多年后悟出来的“后见之明”。

寻找传播的道理与原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需要长时间与多方的努力，绝非少数人的力量可以完成，何况教学和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工作，需要许多人投入，前仆后继，才能永续。中文大学以中英并重，以传承中学与融会中西为使命，新闻与传播也在自己的领域担负起这个任务。我们和大陆及西方新闻传播界的交往，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开始的。

1970年后期，余也鲁想推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办了两次研讨会。中大的研讨会在1977年召开，当时正在中大客座的宣伟伯也亲自与会，鼓励大家自历史和本土文化中精练理论。第二年四月，政大的研讨会更提出了28个课题，后来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孙旭培教授编辑的《华夏传播》之蓝本。

1978年，李金铨兄加入新传系，他是密歇根大学传播学的新科博士，思虑和观察都很周详、尖锐，他启发了我开始注意媒介帝国主义以及面世没多久的Sage Communication Series。李金铨在中大服务了四年，后赴美加入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不过，李金铨因此和香江结了缘，后来曾多次在中文大学新传系客座，最后更放下了在美的教职，再临香江，以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为据点，开创了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另一片天地。

1990年，香港举行初次立法局议员直选，中大新传系特别办了一次“选举新闻研讨会”，邀请新闻界的资深记者和香港主要政党的负责人交流，同事也分享了看法。我们都认为，和社会及业界交往是新传系的责任，但在一间以学术为重的大学是不够的。

1994-1996年我担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会长期间，曾经想过创办一份专注“Chinese”的优质英文期刊，加强学术联系纽带，作为交流论坛和发表阵地。但未能在任内实现。多年后，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李少南教授继续推动这个构想，在2008年创办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并于数年后为社会科学索引（SSCI）所收录，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

王彦：从1979届的李少南、1981届的陈韬文、1982届的苏钥机、1990届的马杰伟到1999届的李立峰和邱林川，中大传播哲学硕士课程毕业生先后出国留学，后回流母校任教的步伐可谓“前仆后继”，这会有“近亲繁殖”的顾虑吗？

朱立：“近亲繁殖”指任人唯亲，仅聘雇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排斥他校毕业生，这当然不可取。但据我所知，中大用人相当开放，没什么门户之见，也很少用自己应届毕业的博士，那表示“近亲”只是手段，求贤才是目的。香港资源匮乏，传播研究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也是本地师资少。怎么办？开放和用人唯才肯定是各大学以及各行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策略和原因。除了“国际化”，招聘欧美、大陆及台湾的学者来港任教，鼓励香港的传播教育界“继续参与国际性会议和学术交流”，另外的对策是“积极培养本地的传播研究者”，譬如“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最后吸引他们回流”(陈韬文,1992)。所以，李金铨说，中大的传承是“温暖的，有序的，也是源远流长了”(李金铨,2015)。

王彦：您如何看待两岸三地的新闻教育交流？

2011年，朱立在《联合早报》

朱立：早在1970年代后期，香港中大新传系就接待了第一波大陆访问团，成员主要是邻近省市电化教育厅、处的负责人，增强了大陆推动电化教育加速恢复高等教育的信心。1979年，接待的第二波大陆访问团是资深记者，记得《文汇报》创办人徐铸成和总编辑马达都来过，两位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在文革中都受过不少迫害，令我印象深刻。

1982年5月，余也鲁拟召开新闻教育座谈会，邀约大陆重点新闻院系主管出席，但正遇大陆推动“反西方精神文明污染”，而西方的新闻传播观点也在清污之列，这个会就流产了。之后，大陆逐渐开放，和学者的交流才多了起来。1986年底，香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举办大陆体制改革研讨会，有个主题是“新闻改革”，我应邀在会上发表了论文《中共新闻改革的常与变》，并认识了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 所副所长的孙旭培教授，他提出“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报业体系”主张，令我印象深刻，我乃邀这位笃实的学者访问新传系，介绍他和李少南、陈韬文等同事认识。这次会议开拓了我对大陆新闻改革的关注和研究，也是日后新传系和大陆同行交流的起步。

1990年春，国务院教育部高教司在深圳大学召开全国新闻学科课程研讨会，由高教司副司长主持，深大传播系主办，我和香港树仁学院（现名为“香港树仁大学”）新闻系曾景安主任应邀赴会，分别报告各自的办学理念和做法，让我觉得大陆同行非常渴望和外界交流。翌年起便有好几批大陆学者来做短期参访。

1991年4月底，香港中大新传系藉庆祝创系25周年之际，主办了“传播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开启了香港与内地传播学界的正式交流，也是海外、大陆、台湾与香港新闻传播学者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对没在海外参加过学术会议的人来说，那可是一次树新风的研讨会，与会者超越年龄，超越头衔，对文不对人，学生批评老师，同事间互评，年轻的批评年长的，可以说毫无拘束，礼节在，争论也有，但有分寸。后来我与陈韬文将论文结集出版，书名《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分赠各地华人传播学者及世界重点大学图书馆，为两岸三地的华人传播学者的首次聚会留下记录。李金铨还在《信报》写了篇文章，评述陆台港三地传播研究的状况，认为大陆人力资源充沛，如能持续开放，假以时日，必有可观。

1995年，我任职浸会大学传理院长后，次年起的每一年都会由各系牵头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也加强与海峡两岸院校的学术交流。我在浸大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清华、复旦、武大、川大、人大、暨大、深大、政大、淡江和美国罗得岛等各地学者来学院讲学或进修。我自己也曾获浸会大学及香港王宽诚基金会赞助，在一九九五年秋赴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参观、讲学。台湾和大陆传播学界的交流始于1989年的教师互动，1992年政大传播学院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是关键性的里程碑，之后就慢慢成长而习以为常了。现在，两岸三地新闻传播学者在三地或国外学术会上碰面已非常普遍。

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努力，两岸三地的新传教育和研究无论是质或量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和进步。宣伟伯教授曾言，大学要让“思想碰得吱吱叫”。举办研讨或交流互访，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传承，何尝不是在激荡与碰撞的“吱吱声”中延续与发展学术研究的途径？！何尝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呢！

王彦：您总结，香港新闻传播学界这棵“树”由谁栽下？

朱立：如果香港新闻传播学界是一棵树，那么栽种和灌溉这棵树的人是复数，不是单数，那是一群有理想的学者无私奉献、奋斗的结果。当然，香港新闻传播学界，还很荣幸地得到宣伟伯教授和其他传播学大师的浇灌，宣老于1977年来港担任中大新传系首任“胡文虎讲座教授”，并且携来一千多本珍藏的图书捐给系图书馆，也将他的“声誉、学养、地位”全部投入新建的硕士研究课程中(余也鲁,2015)。可惜，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宣老无从发挥，宣老只教了一年多便提早回檀香山了。1991年秋，来牵头创办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课程的康士达(George Comstock)也是国际上很知名的学者。

王彦：今天的中大新传院还有宣老来过的痕迹，新亚书院人文馆208教室就以他命名，叫做Schramm Seminar Room（宣伟伯研讨室）。这在当时的世界传播学界一定是个大新闻吧？同行人士一定猜测，小小弹丸之地香港，籍籍无名的中大新传系，为何可以邀到宣氏来任教？你个人对他和其他大师又有什么感受呢？

朱立：他为什么来香港这问题该由他自己来回答，但已经不可能了。1987年12月27日，宣老晚餐后在檀香山家中客厅看电视，因心脏病突发以80高龄去世了。宣老夫人Miss Betty给朱谦教授打电话报丧：“Godwin, Wilbur has expired.（朱谦，伟伯已经到期了）”朱谦教授前一天才和夫人与宣老伉俪共餐，一下子没会过意，连问：“Miss Betty, what do you mean by ‘expired’?（贝蒂女士，您说“到期”是什么意思啊？）”

宣老已经仙游，我现在替他归纳作答不能保证全对。我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对东方好奇，而且他从美国中西部而西部而檀香山一路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香港和中国大陆还是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未开发地，他觉得值得奉献、开拓。

中大新传课程有今天的成就，得归功许多全职专任老师和几位短期来访大师的无私奉献，不能、也不应归功于某个个人。这些大师、教授和校友留下了许多的有形的资产或贡献，而他们无形的拼搏精神则更为宝贵。

王彦：我发现，大陆找不到的文献台湾能找到，台湾找不到的文献香港能找到，华语地区文献数香港最全。所以我想问您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是，为何香港的文献能做到最全？

朱立：你的问题让我有机会说出我推崇香港的原因：香港经济发达，各部门经费够充裕，各行各业的各级主管可以尽情发挥创意，做应该做的事。当然，香港的法制健全，门户开放，用人唯贤，此外，信息畅通、学术自由、思想活跃，你提到的“文献齐全”不过是众多成效中的一项罢了。香港本身一无所有，但却又无所不有，可说是华人和中国的“珍宝”和模范，我因此深受其益，也因此而深爱香港。

（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钥机教授、冯应谦教授、梁丽霞女士、陈敏乐女士，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黄煜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一并感谢。）

（本期执编：小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