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童年的消逝”中引用了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话：“在过去，人类不能直接把经验传递给别人，这使得使用语言成为必须，同时也迫使人类的头脑开发概念。为了描述各种各样的东西，人类必须从具体中衍生出一般、笼统的概念；人类必须选择、比较、思考。然而，当传播通过用手指比画即可实现的时候，我们的嘴巴沉默了，写作的手也停下来了，因此头脑便开始萎缩了”。
作为大众对其还算是颇为耳熟能详的学者，尼尔波兹曼的言论一直是批判“美丽新世界”的人们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之一。最著名的便是“娱乐至死”中的这段前言了：“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我之所以加粗了这段前言是因为我深知，绝大多数知道这段话或引用过这段话的人，大抵只是把这段话当做装逼的工具，或者干脆只是以反刻奇的形式表现的刻奇。
抱歉，我并不是一个文风攻击性很强的人，但是近日我却无法克制我吐槽甚至骂人的冲动，原因无他，在某个“逼二次元上街”的信息自由管制行动当中，我在某个非常著名的作家批评“又改回去”了的微博下的评论里看到了大意为：“还不如娱乐至死呢”的评论。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株巨大的植物：齐杰拉。齐杰拉，看过迪迦奥特曼的沉思录读者应当都不陌生。齐杰拉是预言着人类灭亡而开出的花，花粉有着与麻药相同的效果，使吸入花粉的人沉溺在快乐的梦的世界里，大古以外的GUTS队员全都受到了花粉的影响。到了夜晚闭上了花，与地球上的植物一样，吸收了太阳光而成长。 在三千万年前开放过，使当时的全部人类都沉溺在快乐的梦的世界里，让人类陷入了没有了战争，和平的生活着的幻觉世界里而认为已经不需要光的巨人了。为此，「光之巨人」对人类来说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因而留下了曾经战斗的身体，化为光回到了其故乡。此后，黑暗的支配者加坦杰厄出现带来了毁灭世界的黑暗，超古代文明也随之灭亡了。
这段剧情在“反白左”如火如荼的今日，是不是颇有些应景呢？我们一直批判的白左和我上文所写的那位“还不如娱乐至死”的微博用户正是如同这段剧情里的那些追逐能带来虚假和平和快乐的花粉（娱乐产品）的，可以说的上是非常费拉的“末人”，当然，诚如黑泽明在其电影中表达的那样：农民是最狡猾的，他们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给。他们卑鄙、龌龊、狡诈。但是是谁把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武士！”。没错，人们是最愚蠢的，他们什么都不懂，但也什么都懂。但是把他们变成这样的是谁呢？
物质决定意识，中世纪之后，随着欧洲开始城市化的进程，在各国重商主义的支持下，毛纺织、采矿、冶炼、造船以及新出现的造纸、印刷、玻璃、钟表、煤炭等手工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对旧欧洲骑士贵族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的对抗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出现（哥白尼，牛顿），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构成了欧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先进生产力的发明与普及，走出愚昧的中世纪并开始产生现代报业的雏形是绝无可能的。其中对信息传播发展最为重要的当属造纸和印刷技术的普及。
17世纪之后，各种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作者，印刷商，出版商角色也开始确立。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定期刊物诞生于德国，德国拥有“近代印刷术起源”、“发达工商业城市”，“封建王权并不强大”等特点，这些特点直接催生了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报纸《法兰克福新闻》。荷兰因其“海上马车夫”的定位，也一度是近现代报业的翘楚。而偏安一隅的英国，为了抵御“海上马车夫”的报纸影响，英国出版商尼古拉斯·鲍尔尼和托马斯·艾克尔在国王特许下创办了《每周新闻》。
与德国荷兰英国都不同，如果说德国荷兰是因为其民间需求而产生报纸，英国因政府需求和民间需求而产生报纸，法国则完全是政府主导。法国王权势力一直比较强大，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复辟、大革命、复辟、大革命、复辟、大革命的循环。也正因为如此，法国的定期报刊一开始就掌控在高度集中的王权之下。波旁王朝著名首相黎塞留深知利用出版印刷控制舆论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他的支持下法国出现了控制在王权手中的出版业，其本人更是《法国公报》的政治评论文章主笔。而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公认的殖民地时期最好的报纸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公报》，这家报纸可读性强，广告收入丰厚，观点鲜明，堪称是殖民地报业一朵明珠。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也即将到来，市民阶层、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教会与王权，与此同时，为了维护统治，各国王权都对新闻传播业进行了封建专制。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伊始（1603年），以往出版自由、宗教自主的微弱呼声开始逐渐强大了起来，封建王朝潜在的所有危机日益显露。随着国王与国会的激烈斗争，双方都没有更多的精力对新闻出版实施控制，因而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夕，报道国内消息的非法报刊迅速盛行起来。为了寻求公众的支持，国会修改了以往大部分限制新闻出版的规定，而革命的爆发，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出版控制手段的破产。随着内战的进行，国王的权力逐渐转到国会手中，特许出版公司的权力也大受影响。
不过，国会很快成了新闻传播的另一种力量。1643年，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长老派在过会占据多数细微，操纵国会法案，成立出版检查委员会，未经检察官审阅批准，不许出版任何书籍小册子。为此，密尔顿在国会咨询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新闻自由》，阐述了他认为用检查制度来压制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摧毁人类的理性和尊严。除了密尔顿之外，英国革命时期平均拍领袖约翰·利尔本发表了《贵族暴政的剖析》和《约翰的呼声》，提出了法律的源泉来自于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出版自由等重要主张。为此遭到了国会以叛国罪起诉，虽然他本人在法庭上谈笑风生以至于英国首开在出版物上批评政府不算犯罪的先例，但是其派别的运动还是被克伦威尔所镇压（克伦威尔也是个评价复杂的人，不过其维护了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这段时期的成果应当还是不错的）。
到18世纪30年代，在北美办报已经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了，但是办报人头上还有一项严重的桎梏，即一旦政府认定报纸的言论对政府不利，就采用所谓的诽谤法对其做出处罚。1733年，德国移民曾格在纽约创办了《纽约周刊》，因为是批评当时纽约州殖民总督威廉·科比的平民派报纸，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但创刊仅仅一年之后，曾格就以诽谤及煽动闹事罪将曾格逮捕。在开庭前，平民派请求著名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为曾格辩护。汉密尔顿辩护词的中心思想就是新闻自由。他声称：“发表控诉是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所享有的权利。”他对法庭宣称，他的当事人的确发表了法庭所指控的文章，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文章所说的都是事实。所谓诽谤，应该是指虚假的、恶毒的和煽动性的，所以曾格并不构成诽谤罪。他又对陪审团宣称：“你们在此审理的，并不是那位可怜的印刷商的事业，也不是纽约的事业。……它是自由的事业。”他呼吁陪审团做出公正的裁决。汉密尔顿的答辩最终胜诉，陪审团做出了曾格无罪的判决。汉密尔顿与曾格一样，成了美国新闻史上的英雄。
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报业的发展与新闻自由的追求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以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新闻业取得了胜利。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事情起了变化，作为依然被这一变化所影响的我们，对此只能说一句，成也萧何败萧何了。
我们可以说，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这绝不是夸张，无论是文学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还是政治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亦或是经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每一次的变革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更具体一点，更高效率的机器的发明使得工业社会（资本主义）以无可匹敌的态势席卷全球，任何一个社会要么选择放弃既有的，可能延续了上千年的生活方式加入其中，要么选择被其吞噬，化为别的民族国家的养料。现代新闻传播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现代报刊在欧洲起源有五大条件：世界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造成的新闻传播的规模化浪潮；欧洲地理上正在形成一片以欧洲为整体的文明区，随着经贸壁垒的减少，信息的障碍也随之减少；六大欧洲主要民族完成了自己的标准语言和文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英国）；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文艺复兴之后，文化从神权王权下放到世俗社会。相信沉思录的读者们都清楚这五大条件和工业化的关系，笔者就不赘述了。
在此浪潮下，出版业和传播业也引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独立报刊开始向大众化报纸转变。在这期间，报刊从言论纸转变到了新闻纸，从事业经营转变成了企业化经营。这种转变是工业化分工的结果，并促进了对新闻的认识不断深化、记者队伍的建立与编辑的专业化，报道内容与方式也不断丰富。随着媒介本身的不断升级，新闻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非组织化，非常态化的舆论在新闻媒体的推动下成为了足以影响社会的一股力量。
新闻传播业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如此密切。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该有的毛病，新闻传播业一个不少。随着资本主义末期的必然选择：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束，传统意义上的强国衰弱，无论是科技，经济，亦或是政治，其中心都从欧罗巴大陆转移到了“天选之国”美国，孤悬海外的北美大陆在经过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后期的报业集团的互相吞噬和合并逐渐脱离了其旧报团的存在形式，最终在20世纪70年以后进化到了现代化的综合性媒体。
1996年2月，美国新通信法案生效。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美国的大众传播业在战后的发展远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因此第一个迈入超越过去独立的报业集团，广播电视公司这类的传播业样板而进入因新技术（电子媒介:电视，因特网，手机）而诞生的综合性媒介集团。这一法案正是为了适应新出现的（例如微软）电子集团。
而在适应这一情况的法案出现之前，传媒业的“土地兼并”就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始了，笔者在这里举几个今日也耳熟能详的名字作为例子：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公司于1985年兼并二十世纪福克斯；95年特纳广播公司与时代华纳合并成为当时最大传媒集团，其旗下的CNN在最近的“特朗普通俄门”中的兴风作浪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迪士尼兼并美国广播公司成为了第二大传媒集团（迪士尼于08年收购漫威并推出了现代电影市场的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漫威电影宇宙系列）。发生在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的这“大兼并”，因其规模之空前，涉及金额之巨大（少则几亿美元，多则数千亿美元），彻底改变了美国大众传媒界的格局。
这些超级媒体公司，完全垄断了美国大众媒体产业，这些媒体公司控制着美国的广播、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等一切出版物。随着20003年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推出的新规定：美国任何一家传媒公司的电视观众覆盖率，可以高达百分之四十五（之前是百分之三十五）；过去禁止一家媒体公司在同一城市同时拥有电子媒体和平面媒体。新规定允许它们在大、中市场交叉持股（直接促使了crossmedia诞生），并取消了所有交叉持股的限制。同一家公司在一个城市允许拥有的电视台数量也从两家增加到了三家。
这一情况，即便到了数字时代也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被“中产以上人士”奉为金科玉律的《纽约时报》，除了其传统的形式之外，从1995年开始，《纽约时报》就已经开始谋求转型，其旗下的数字媒体公司将其内容搬到网上，从2011年3月到2015年7月30日，其付费订阅用户已经超过100万。
1980年后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可以说给其后的这些大并购，大合并，大重组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后的媒体商业化和产业化激化媒体活力的同时也带给了新闻传播业前所未有的堕落。过度的商业化导致新闻观念发生变化，对受众的误导，水平的下降，媒体的垄断集中威胁到了广泛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跨国媒体集团所带来的文化帝国主义（关于垄断，商业化，误导可以参考我之前的文章）。这些情况的本质依然是资本的无限扩张性，媒体商业化和全球化（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挫折）更是给予了媒介更大的动力。
笔者曾经在网络上看见一幅图，图和配图文字及其形象的说明了文化霸权如何在经济（军事）的推动下隐蔽且高效的表达出来：美军给战乱地区孩子发放中国生产的印有奥特曼图像的书包。文化霸权主义又或者是文化帝国主义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并不仅仅是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会受到影响，甚至发达国家本身也会受到“一超”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日本动漫的人物设定，背景设定都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强大影响：被认为是旷世神作的EVA大量设定来自于基督教文化（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基础）；反叛的鲁路修的主角就是个美国人；银河英雄传说中的莱因哈特十分的“德裔大统领”，没错现在“自由世界”的领袖也是“德裔大统领”。
如果说日本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殖民地”受到这样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还不明显，那么加拿大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美国）最典型（也是最惨的）受害者。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帝国的邻居，加拿大本身就和美国共享一个文化圈子，这样的便利和加拿大本身富裕但是弱小的国家定位，结果只有一个：加拿大95%的电影，93%的电视剧，75%的英语电视节目（没错，孤高的加拿大有一个更孤高的魁北克），80%的书刊全部来自美国。情况是如此严峻以至于加拿大立法要求电视台至少要保留15%的本地节目内容。然而以笔者在加拿大生活的经历来看，这些措施并没有什么卵用。美国的媒体产品在整个媒体市场始终占据统治地位。
Herbert·Schiller认为，跨国媒体是资本主义分配资源之世界体系的必要单位。这些媒介创造且强化了观众的态度，使他们坚信这种被制造出来的“体系”（美国体系）。这种体系，消费至上的价值观正是“文化”的一个内涵。而中国，在“ZOUZI”的大背景下，民众也同样被植入这种制造出来的“文化”，以至于河殇遗毒流毒今日。（可参考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精日”穿二战军服在爱国主义基地门口拍照事件）
传媒业，特别是社交媒体出现之后的传媒业，不是笔者所能描述的，不仅是因为笔者水平太低，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创造这一过程。而中国的特殊国情又使得中国的传媒系统呈现与他国完全不同的景象。 以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参考书目：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 《童年的消逝》
刘笑盈 《中外新闻传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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