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在政治体制和文化取向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中知识群体的身份认同、阶层流动乃至政教关系与传统社会的歧异极为显著，柳诒徵正是这样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典型。长于镇江儒学世家,熟读经书,身负科举之累却身处新社会，旧儒者与新职业之间的矛盾在柳氏身上得以展现并最终调和，精英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新的自我认同,并深入到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进程之中。
关于柳诒徵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文化观、史学观。文化观的研究主要是从新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将他置于“学衡派”或“南高史地学派”等文化保守阵营，以《中国文化史》和《学衡》为中心，探讨他内承传统的“礼”等伦理观念和民族主义倾向。史学观的研究集中在对其史学方法论、史德等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此外，对柳氏其人、其事的研究多从他与《学衡》的渊源出发，围绕柳氏的旅日经历以及学术交往展开。本文拟从柳诒徵的“人生一大变”出发，从其人生经历的急剧变化中管窥一个传统儒者如何在近代化历程中几经碰壁而后实现了身份和意识的双重转向，转而投入教育经世，并与其门人一起探索“中华新史学”的转型路径。
柳诒徵出生于儒学世家，父母皆出自诗礼之族，自幼就浸润在以经史为中心的儒家教育环境。据其自述，高祖讲理学，著有《性理汇解附参》。族祖宾叔公被外祖家赞其为“醇儒” 。他的兄弟翼南公也讲经学，著有《说文引经考异》。翼南公和宾叔公两人均列于《清史·儒林传》，这得益于柳氏母族文献收集之功。他受家族文化熏染，对先辈崇敬不已。柳诒徵父亲去世之后，鲍氏便承担起他的教育，他“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他“读《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四库简明目录》、《湘军志》诸书,皆从外大父案头窃窥，外大父以其粗有知解，亦时时示以读诸书之法，旁及稗官野史，谓可以广异闻、益文思，不禁吾翻检也。”
柳诒徵接受的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他对儒家思想体系的接受和伦理信念的养成主要根源于长辈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经学教育的熏陶濡染，也有情感体验的真切体悟。
在南京编译书局工作时，缪荃孙欲带柳诒徵东渡日本考察，而其母担忧不已。东渡日本后见母亲“既喜且悲”而“乃知《论语》‘不远游'之戒,为深体人情也。”儒家家庭伦理深植柳氏内心，因此柳氏讲学时在《伦理口义》中将孝道置于极高的地位，他认为“人人能体父母之心，畏父母之教，则天下自治。挈裘必振领，举网必振纲。故不曰以孝劝天下，而曰以孝治天下。”他是将孝道作为家庭伦理中最基础的一环加以阐发并提倡实践的，而孝道的理念产生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即“体父母之心”，基于此种体悟进而才能“畏父母之教”，此种认知生发于他幼时“见先妣惨痛状，自承改悔”的经历。“天下自治”是他潜意识中将自己想象为“儒者”的责任和理想。“天下治”的理想是古代读书人的终极目标，他的教育经历让他自觉承载着士大夫的经世使命。同时这种“以孝治天下”的理想化途径也是家国同构意识的显现，这与他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对道德的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形成了他的人文主义史学思想的底色，并成为构筑“中华新史学”的信念来源。
家族的传承为柳诒徵身份意识和经世理念的形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环境以教育的方式从学问、伦理和道德三个层面为柳诒徵描摹了一幅秉承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志向的儒者想象图，并从信念上坚定了柳氏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对家国的责任和使命。这种儒者形象包含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化责任和作为政治治理者的双重期待，而转型时代催逼着群体的转型，为古代儒学体系所统一的学与用的关系亟待新的内涵和阐释。儒学与经世的传统关系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成为知识群体需要重新面对和回应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这集中反映在以柳诒徵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在政治和教育领域的辗转实践。
“儒者”这一文化身份，包含了经典之学、个人道德、伦理秩序和经世致用的多重要求。柳诒徵在向“儒者”努力之时，结合时代现实，通过对中国文化史的系统梳理对儒家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以政治和教育领域的经世实践充实了其儒者身份的现实内涵，儒家传统理念得以不断深化。“经世”的传统内涵与时代的错位体现为柳诒徵实践经历中的种种坎坷，在此龃龉中柳氏重新认识和阐释“经世”的内涵，实现了从政治经世到教育经世的转向。
柳诒徵自知生于变动的时局，“值国家社会变迁，随着同时的人物逐渐演进……由八股小楷社会中，渡到科学物质社会中”。柳诒徵在辛亥革命之后，做了议会议员和镇江议事会的副议长，在镇江争开米市、周政齐案中展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卓越的才能。
辛亥年十二月，镇江经济凋敝，金融阻滞，商人商议重开米市振兴经济。经民众推选，柳诒徵主稿订立章程呈请江苏都督开放镇江米市。开放米市一事，又须得民政长同意，而时任民政长的杨邦彦与柳氏有嫌隙，拖延搁置，柳氏提请商会各商董及民政长会议讨论修改米市章程，才得到民政长首肯。但上海以及芜湖米商担心镇江米市影响本地商业，纷纷上书大总统、江苏都督、陆军部等，江苏都督于是下令禁止运米出口。柳诒徵等一行人为争取镇江米市重开之事，前后多次赴南京前往陆军部、江苏都督、江苏财政司、江宁财政公所等各机关周旋申请批复。从壬子年正月十六到二月初九，柳诒徵等人游走于南京各个机关并极力提倡开米市之益，其中不免遇见官员的敷衍、拖延和桀骜，甚至遇到苏州兵变命悬一线，而后才安全回到镇江。
镇江开米市一事，经民政署、财政司同意，抽收芜湖米厘的江宁财政公所也已取消米厘，大总统将此事授权给江苏都督，政府官员也明了开米市对于经济发展的有利作用，但却无疾而终，此事对柳诒徵的打击是极为直接的，以致于“十一日发书辞议事会副议长事”。柳氏锐意改革旧制，任议会副议长时曾“议革农民纳粮半费事”，在任镇江中学校长时，“剔除学校庶务会计私弊”，两件事因与人龃龉均未实行。
导致柳诒徵愤而辞职的并非仅仅是镇江开米市一事的失败，议事会中官僚的政治派系斗争、官员的以权谋私等现实问题使柳氏对于民国的民治理想逐渐破灭。担任镇江议事会副会长一职时，民政长杨邦彦、议员杨振声在复开镇江米市一事中损公肥私，攻讦、陷害柳诒徵。据柳诒徵记载，丹徒的民政长杨邦彦与议事会“积不相能”，财政司要求民政长查复镇江开米市的章程，杨邦彦“延不查复”，后联合商会开会商讨章程修改事宜，杨才到场。嗣后江苏都督迫于上海芜湖米商的压力，下令禁米出口，镇商请求民政长为民请命，杨不在，柳氏等四人前往苏州旅馆请求。杨见四人“心滋不怿”，但也不得不同意。之后本来约定一起谒见都督，杨因此前柳诒徵与财政司司长相谈太久而先与都督商谈，等柳氏出来后杨与都督商谈结束，并告诉柳氏一行人“米市恐不能成”，而“言外有得意之状”。
除了政治事务中的阴谋与算计，柳诒徵还遭到了舆论的攻击和污蔑。流言散布柳氏虽为副议长但对于议会中事务“悉一人为政”。二月初九为开米市，民政长、柳诒徵等再次前往苏州，柳诒徵、陈善余和杨振声面见马都督时，马都督接到消息说丹徒三人来此是由于商人出钱贿赂。杨振声立即承认，矛头直指柳诒徵和陈善余二人，因为当时镇上传言“柳翼谋得三千元,陈善余亦颔之”，柳氏也意识到杨振声是非推翻他不可，前后一起争取开放镇江米市也并非是为民谋生计，而是想要获得民心借刀杀人。“议事会各事多由正议长主持”，柳诒徵身负议会专制之流言，关于收受商人贿赂之事商人知晓后“大愤，争欲诘杨此语所自来”。
柳诒徵在政治实践中不仅遭受阴谋算计和流言污蔑，更让他失望的是共事官员的贪腐。在争开米市事件中，柳氏看到了政府官僚管控的软弱和体系的冗余无序。丹徒民政署、江苏财政司等政府机关在批复镇江开米市这件事上互相推诿，导致此事无疾而终，江苏兵变又说明督军无权。在苏州遭遇兵变之事时，民政长杨邦彦、议员吴左卿和江都民政长汪彝伯、江都议员梁荧、周谷人，泰州议员凌文渊在土娼金香阁家斗牌，兵士散去之后，“杨遂高卧，拥雏妓自温。梁亦觅一榻，解袜酣眠”。杨受商会之请来苏是为了请求开市，遭遇兵变而无忧色，荒淫腐败之迹展露无遗，柳氏难与之共事，因而回镇江之后便辞去了议会职务。他的表弟道出了柳氏对政治的失望：“先生深深感到这些人都不是真正全心为国家和社会谋福利的人。投身革命只在肥己，并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少希望，难于共事。”同时将柳诒徵辞去镇江县议会副议长和镇江中学校长等职务，从此不愿再参加政治活动，只从事教育工作”的历程视为他人生“三大变”中的“第一变”。
柳诒徵对于政治伙伴和政府体制彻底失望，政治经世理想就此幻灭，而后转向了教育经世。其实，这段经历更像是他的经世之路的一段插曲，因为柳诒徵很早就开始从事教育事业，只是辛亥革命激发了他政治经世的热情，在遭遇挫败后重回教育经世之路是很自然的。早在1900年柳氏就进入南京编译书局编写教科书，1901年随缪荃孙去日本考察，“回国后乃悉心兴学，先后在南京和宗嘉禄共同创办江南中等商业学堂和思益小学堂，并和赵声在镇江大港共同创办大港镇小学，执教于两江师范学堂、江南高等学堂。”1915年起，他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员，同时兼任河海工程学校教员，后因易长风波离开，又长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教育经世可说是终其一生。他在编译局和教学过程中编写了多种历史教科书，包括《历代史略》《伦理口义》《商业道德》《中国商业史》《中国教育史》《首都志》《里乘》《满清年表》等，大都已刊行。1916年起不到十年，又编出《东亚各国史》，包括《日本史》《朝鲜史》《印度史》《北亚史》《南方诸国史》《南洋群岛史》六种，他还“参加《江苏通志》的编写，完成了《书院志》《社会志》《钱币志》三种。”他执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又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作为课程讲义，同时热心校务和学生活动，指导史地研究会活动、担任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提议设国文特班，又曾为东南大学争取教育经费。柳诒徵通过教育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如缪凤林、陈训慈、张其昀、刘掞藜、郑鹤声、景昌极、向达、束世澂、范希曾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南高史地学派的骨干，是民国史学版图中南派的重要力量。柳门师生依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一教育场域，以《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以及一系列后续的同仁刊物为核心，译介西方史学思想，发表研究成果，兴办现代学术机构，参与学术讨论，编选教科书，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在近代历史学科教育和研究体制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新史学”是柳门师生在理论上提出的建设目标。他们所谓的“中华新史学”，既有中国传统史学的底蕴，又有西方史学理论的成分，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思考，并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治史风格和研究路向。
柳诒徵虽然并未明确提出“中华新史学”的概念，但其对史学的思考奠定了“中华新史学”的理论路向。柳诒徵的经史之学基础甚好，其史学思想显现出浓厚的传统色彩，以至于被时人目为复古保守，被后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其实，他并非一味地泥古，而是着力于对传统经史之学进行近代改造，这也是其“新”之所在。他将中国社会视为一个道德共同体，非常重视经史之学在塑造和维系道德中的作用。基于此，他极力为道德树立在史学中的地位，强调史学对于“畜德”的重要意义。他说：“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非苟然为史已也”。就此而言，他是反对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他指出：“为国以礼，为史以礼”，“史家全书之根本皆系于礼”，“不本于礼,几无以操笔属辞”。他所谓的“礼”，主要是指“三统五德”，核心则在于“义”，这也是史学应有的重心。他关于史统、史德、史识、史义、史术、史例、史化的论辩都是围绕着这一重心展开的。他说：“史之所重在持正义”，“三统五德及后
世正统之辨，固今日所当理董，不必为清人隐讳之辞及前哲辨析未精者所囿矣”，“由天下之观念，而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之观念；又有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之观念，故曰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此实吾民族持以衡史最大之义。其衡统一之时代，必以道德为断”。他强调历史上的“传授之正，疆域之正，种族之正，道义之正”，认为“既知不持正统论者之同一尚统一、尚正义，其所持之正义，同一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是实吾国传统之史义”。这是他对史学的理解，这种史学思想也被他的门人所继承。
从基本概念上说，柳门师生已经意识到历史、史书、史学等理论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缪凤林在《历史之意义与研究》一文中指出：“盈天地间，层叠无穷，流行不息之现象，生灭绵延，亘古亘今，是名曰史。有人焉，抉择是中一部分之现象，以一己之观察点，考察其因果关系，笔而出之是曰史书。”这就指出了历史与史书二者的区别在于史书是研究者对历史事实进行筛选解释的结果，同时将历史与史书二者从所指对象和形成过程两方面区分开来，史书是史家以“一己之观察点”，将过往的历史以因果关系为链条加以连接而成的，前者是历史客观运动，后者是史家思想结果，也即缪氏所言“史书之描述……为事实之摹本，非即事实之自体”，“真正之史则非吾人所得而知。”据此，他提出历史可分为史实、史料、史学，“史为故事之记载，因之可区分为三位：一者史实，人类之动作……史之所凭以记载者也。二者史料，记载之本身也。……三者史学……为有统系有宗旨之研究。”刘掞藜也强调史实与史书之间的主观因素，认为“史事出于自然，而史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陈训慈则从史的概念演变区分了史官、史书、史学：“吾国‘史'字原义，实指史官而言，引申而兼训其所记之史书，更推之以及史学。晚近好用双字，则取历代之史而造‘历史'之名。”这些论述，说明了他们对史学认识的深化，具有鲜明的近代意义。
在史学理论上，柳门师生从史学的定义、要素、功能等方面形成了相似的认知取向。缪凤林认为历史研究应当“网罗天下之史料，勾稽史实之真象,辨其指归、刊落繁芜，为有统系有宗旨之研究，以阐明人类动作赓续蜕变之迹、天人相历之故，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勒成删定，以诏示来兹者也。”这就从史学成果的形成过程和研究要求上对史学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史学的构成要素上，陈训慈和缪凤林均认同史学的基本构成是时间、空间和人。陈训慈指出：“史有三要素焉，曰时间（time），曰空间（space），曰人类（mankind）。缪凤林也有类似论断：“空间之谓宇，无宇则史失其凭借；时间之为宙，无宙则史实莫由动变；宇宙位矣，无生人焉动作于其间，则天地之大，亘亿兆年，亦万族生游死藏而已，无史也。在史学的功用与价值上，柳门师生非常重视史学与人生的密切关系。柳诒徵曾对门人说：“讲史学可以使人获得‘几千年的经验'，‘从历史上看出人类常走的路'，悟出‘人生的规律' ”，这是将史学作为人生经验和智慧的来源。而在道德伦理上,史学可以“辅助人生伦理的观摹”，“前事观摹，足以助吾人之节操，其功效未可全没”，也就是将史学作为引导和规范社会伦理的借鉴。陈训慈认为在民族感情的激发上，史学也可以“于国家主义证明其有效”，作为大同社会实现的认同先驱。他还指出史学记载是“冀以实揭过去，供后人之资
鉴，而促成人道之幸福与进展之学也。”缪凤林认为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温故而知今，彰往而察来，畜德而日新，崇善而去恶，生活之超脱，胸怀之扩大，爱国之心发，精进之心生” ，将历史研究的意义归纳为德行、善恶、爱国等几个方面。张其昀也认为史学是“后人积累古人之经验以善其生”。柳门师生在史学功能上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与当时风靡一时的考证学派恰好是一个反背，这也成为双方史学观点的重要歧异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