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6—202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并分解了政策缴费率下调的宏观就业与产出效应。
为了配合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改革，同时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9
年印发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决定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高于
16%
的省份，可降至
16%
；低于
16%
的省份，要研究提出过渡办法。直觉上，对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高于
16%
的省份来说，此次缴费比例的下调有助于降低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与劳动力成本，激励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因而政策具有激励效应。而养老保险缴费率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统一，又有助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因而政策同时具有配置效应。
文章将
Hsieh & Klenow
（
2009
）的基准模型扩展到包含内生劳动力供给的一般均衡情形，并给出测算政策缴费率下调的宏观就业与产出效应的理论框架。感兴趣的朋友可看原文。
数据来源于全国税收调查。为评估
2019
年全国性下调政策社保缴费率的宏观经济效果，选取了
2016—2020
年的调查数据。鉴于浙江省与广东省实行的缴费比例为
14%
，低于全国统一的缴费比例
16%
，政策缴费率下调理论上并不涉及该两省缴费比例的调整。
考虑到本轮政策缴费率下调是全国范围内的，同时为了满足理论分析部分的测算需要，使用以下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
intensive DID
）：
为进一步考察政策缴费率下调的微观激励效应，借助如下计量模型识别政策改革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在地区—行业层面，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地区—行业内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职工薪酬比值对数的均值和方差，以及其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对数之间的协方差。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行业实际社保缴费率的年平均值与政策实施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其中
pre_burdenjk
为地区
—
行业内所有企业政策实施前三年加总养老保险缴费与加总职工薪酬的比值。
在企业层面，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雇佣人数、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工资以及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其中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使用企业实际缴纳养老保险与支付员工薪酬的比值衡量，刻画了企业实际社保缴费负担。类似地，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的年平均值与政策实施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其中
pre_burdeni
为政策实施前三年企业养老保险缴费与职工薪酬的比值。
表
2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第（
1
）
—
（
3
）列表明，
2019
年企业政策缴费率下调显著降低了地区
—
行业内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对数的均值和方差，同时也降低了地区
—
行业内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对数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对数之间的协方差。对于政策实施前实际社保缴费率年平均值越大的地区—行业来说，政策的处理效应越大。理论分析表明，
dμτ(c)
为负意味着企业实际社保缴费负担降低，这会激励企业扩大雇佣和产出规模，促进宏观就业与产出的增长。而
dσ2τ(c)
、
dcovx(c)
为负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将通过配置效应促进宏观就业与产出的增长。第（
4
）
—
（
6
）列进一步控制了地区
—
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仍然稳健。
包括：平行趋势检验；控制交互固定效应；更换回归样本；进一步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表
4
报告了基于以上实证估计结果和外生参数设定测算的宏观就业与产出效应。结果显示，政策改革的宏观经济效果显著。具体地，
2019
年下调企业政策社保缴费率促进宏观就业增长约
5.1%
，其中激励效应为
0.8%
，配置效应为
4.3%
；产出增长约
11.4%
，其中激励效应约
0.7%
，产出效应约
10.7%
。
表
5
（
A
）第（
1
）
—
（
2
）列结果显示，
2019
年政策社保缴费率下调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社保缴费率和平均社保缴费规模，切实减轻了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并且对于政策改革前实际社保缴费率越高的企业来说，政策作用的效果越大。这意味着地区—行业内企业实际社保缴费率的均值和方差降低，与前文估计的政策处理效应
dμτ
（
c
）、
dσ2τ
（
c
）的符号保持一致，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政策社保缴费率下调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配置效应。第（
3
）
—
（
4
）列结果显示，政策社保缴费率下调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同时提高员工的平均工资，说明社保缴费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发生了转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