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北三环：那些蜗居在出租屋里的年轻人

夜幕降临，绵延超过十公里的北京北三环上车灯闪烁，经常开车经过这里的车主早已习惯拥堵的节奏，听听音乐，习惯性地踩着刹车。

如果说，白天的北三环在各大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包裹下是一副正襟危坐的做派，那么日落后的北三环，当穿梭在各大写字楼的年轻人纷纷回到出租屋时，这里就平添了烟火气和对遥远梦想的惶恐。

北三环两侧是白领们理想的租房目标地：交通便利，几乎可以辐射中关村、上地、金融街、国贸等所有金融、IT、商贸各商圈；靠近高校，比纯粹的商务区多了一点知性的味道，住在这里显得很有“腔调”。

没错，愿意租住在北三环的租客，大多有个看上去体面的工作，办公地不会太偏，收入不会太少。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为了节约时间成本，愿意承担同等居住环境下更贵的房租。他们的梦想大约都是如何光鲜地离开这里。

不过，如今，时代变了。租购同权等鼓励发展租房市场的政策在七八月份密集出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悄然生变。当租住时代真正到来，租住在北三环的租客们又在想什么呢？

 “能自己租个一居室”

北三环“床位房”的夜晚拥挤而嘈杂。

在牡丹园上班的网站编辑李静至今仍记得自己来北京后租住的第一套床位，北三环一高校附近小区不到50平的一居室中，一共住了12个女生。

12个女生同住，混杂了多种风格：金融街的OL丽人、本份的公司职员、自由职业的拖鞋女、刚毕业的眼镜女，还有每天去北影门口碰运气、希望一炮而红的艺术女。

狭小空间内各种细节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单身女生态：早上五点，天色蒙蒙亮，刷了一晚游戏的拖鞋女终于决定收拾一下，睡觉。

七点，OL丽人准时起床，早上选衣服化妆需要占用她一小时的时间；七点半，公司职员和眼镜女们陆续从床上爬起来，空气中开始弥漫起各种化妆品的香味。

八点，大部分人已经出门冲向附近的车站和地铁口，留下拖鞋女和艺术女在明亮的晨光中酣睡。

“卧室有四张上下铺的床，住了8个人，狭窄的客厅住了俩人，厨房的橱柜被打掉了，也放了上下铺，住上铺的女生腿伸出去，就能碰到对面墙壁。”李静如此描述。

晚上洗澡是一天中的崩溃时刻。用的是电热水器，尽管房子很小，没有其它的任何家电，但每个月的电费是一大笔开支。有的姑娘会计算的很清楚，出差或回老家前，都会抄好了电表的度数，最后在缴费时刨除。

李静的床位是位于窗口的上铺，2015年刚租下这里时是400块/月。毕业后初到北京，租了房子住下那晚，她连个枕头都没有。

与李静同一家公司的小姐妹Rita住在同小区的一个地下室，房租是600块/月，唯一的好处是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开门就能上床。连个小柜子都放不下，好在当时的行李就是个拉杆箱。”Rita说。

老楼的地下室最悲催的不是没有光线，而是成群结队的蟑螂。Rita一边说一边打了个冷战，似乎还能想到当时的情形：“晚上睡觉前得把床上的蟑螂都整理完了，要不然真怕爬到身上去。”

Rita说，往往越是这样便宜的出租屋，越是事情多，想要搬走都没那么容易。住在她隔壁的姑娘房租到期想要搬走，还遇上了黑中介哐哐砸门恐吓称“你别不懂事，必须交房租，要住就得住一年。” 这场闹剧最后以报警告终，当然一个月押金没有要回来。

从2015年到现在的两年时间内，李静又在北三环辗转了四个住处，搬家的理由无一例外的是房租太贵，性价比不高。

“没办法，想住的离公司近，就只能先凑合住。我们这些上班族对公租房基本没什么想法，那种房子能租到的都太远了，方便又舒服的根本也轮不到我头上。”李静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自己租个一居室，哪怕面积很小。

 “签订长期租房合同”

邓坤是个资深的《老友记》迷。他在聊起这部经典美剧曲终人散时，说自己常常“热泪盈眶”，丝毫不介意这一煽情的表述与他五大三粗的形象之间的违和感。

因为太喜欢这部美剧，所以他毫不讳言刚来北京时以为会像连续剧一样与朋友长期租住在同一楼层。但八九年下来，换了七八次住处后才发现，当时的想法太天真。

邓坤在一家成熟的互联网公司做技术，和两个同事租住在北三环到四环之间一处整租公寓内。不到80平的房子，客厅也被隔成了一个房间出租，他租住的主卧房租已高达3600元/月，这还不包括相当于一个月房租的中介费。

相对于邓坤每月近两万元的收入，3600元的月租金显然并不算高，不过，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顾虑。

他觉得房租每年都要涨一次的态势很难接受。邓坤说，也想找个合适的房子长租，但房源基本上在中介手中，合同需要每年签，续签时候房租涨幅就没有保障了。

三个男生住的出租房简单极了。敞开的衣柜里显得空荡荡，行李箱就躺在地板上。邓坤与室友的工作强度很大，几乎每天夜里十一点多才到，出租房更像个“钟点房”，再加上经常出差，他对于住处似乎没有更多想法。

对于近期多地出台“租购同权”政策，邓坤最关心的就是，能否真的签订长期合同。“很多房东不愿意签订长期合同，一方面租金连年翻涨，提前锁定价格对出租方并没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很多房子也许出租过程中说卖就卖了。”他感慨。

邓坤已经32岁，一直是单身状态，仍然没有买房的打算。翻阅他微信朋友圈，更多的内容是关于在外旅行的图片和感慨。在他看来，生活是一辆高速公路上奔驰的大巴车，北京也许只是其中一站，没有房子，说走就走。

 “在孩子学校附近租房住”

每一个生活的界限既是开端，也是结束。

在租房一族中，为了孩子上学租房可以说是北三环租房大军中最“有里有面”、趾高气昂的一类。

他们大都在城市的另一边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凭借努力为孩子博得了优质学校的入学资格，为了不让孩子太辛苦，就在学校附近每月花上6000到10000元租下一套房子，从此过上5+2的生活。

在那些不得不租房住的人眼中，这些租房上学的父母不仅是租房资源的抢夺者，更是高房租的罪魁祸首。

“亲戚家孩子上学，他们要搬来住了，你还是月底搬走吧。”房东发出逐客令很突然，正值暑假租房高峰期，林玉感到有点懵。

林玉在海淀黄庄一家创业公司上班，而她的丈夫在学知桥附近一个研究所上班，收入不多，好在给了户口。他们选择在这个距离10号线不到5分钟步行距离的小区，是一个最完美的折中方案。

林玉在这栋老楼里住了八年。8年中，收入增速都没有追上房租涨幅：一套67平米的两居室，从2008年底的2800元/月涨到了当下的8500元/月。

这套出租屋已成为她回忆的一部分，见证了她初入社会的青涩，以及成立家庭后的温暖与平淡。

她跟房东说，我不想搬，我可以加钱。

房东说，对不住，亲戚过来开了每月一万的价格，于情于理我都没法拒绝。

收拾东西要搬走的时候，林玉见到了房东的亲戚梁丽，一个像海淀所有时刻准备着要拼娃的妈妈一样，紧张、敏感而焦虑，把孩子的未来紧紧拴在了这处房子上。

林玉说，梁丽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势，他们每月的收入也并没有太高，只是愿为孩子付出一切。她每个月除了10000元的房租，还有4000元的房贷，孩子的课外教育超过5000元，再加上基本的生活开销，一个月下来收入也剩不下多少。

梁丽的现状让林玉陷入思考，之前她好几次打算买房，但总是阴差阳错错过机会，后来结婚的时候就想着能摇上个自住房资格，但位置偏远的远郊不想去，好一点的位置，又总是没机会摇上。

“我们现在也在考虑今后孩子上学的问题，如果在郊区买了房，未来也要像梁丽这样，在孩子学校附近租房住。”不过，北京市刚出的租房政策，让林玉夫妇对于未来租房上学抱有了一丝希望。

“对于租房也可以上学的说法，我觉得像自住房摇号一样艰难。毕竟北京资源紧张，这点深有体会。”林玉说，租房也是出于无奈，当前房价已超出承受范围，不过，好在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