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铁
最近河南山东等地的蒜薹出现了严重的滞销问题，在菏泽、聊城等蒜薹种植区，雇人拔一斤蒜薹要1块钱，而1斤蒜薹才卖8毛钱，不少种植户喊出“提蒜薹免费送”的口号，河南开封农民甚至将蒜薹倒入河内。
不仅蒜薹，鸡蛋价格也出现了7月连跌，每斤价格甚至跌破2元大关，为近十年最低。
今年春节，铁哥在老家也亲见“菠菜5元一大袋”的售卖，每斤菠菜斤一毛左右。
在 “新零售”口号甚嚣尘上之时，为何农产品的价格反而越来越失控，先有游资炒作大蒜，再有农户追风而上产品滞销，以此次蒜薹滞销为例，此前的大蒜暴涨刺激了一线农户的大蒜种植热情(国内一些批发市场的大蒜的价格甚至攀升至每公斤27元)，蒜薹种植面积暴增，滞销也貌似是必然。
那么，农产品价格失控的关键点究竟在哪里，互联网的大数据等手段是否可以有效规避此类问题呢？
大数据在小农经营面前束手无策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新零售”，大数据是其核心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常规零售业中，卖方以买方数据为依据可实现精准营销，制造端根据大数据实现C2B的定制化服务，这也已经被证实是切实可行的。
但农产品的“新零售”链条要复杂许多。
在数据采集方面，目前农产品基本只能采集到各大批发市场的实时价格，且由于统计方法过于传统，使得数据的行业预测功能明显不足。根据经济学最基础的“供需价格论”来推导，批发市场价格只是终端需求的体现，却未能有种植的数据来展示其供需比。
虽然土地流转已是共识，但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仍然采取小农的经营模式。其关键在于：1.农户自主决定种植作物；2.种植规模的统计难度十分之大；3.乡村一级的政府人力和认识不足，要么鼓励农户进行一窝蜂的规模化种植以彰显政绩，要么对农户种植放任不管。
在此之前也有政府进行大数据方面的探索，如山东省物价部门还制订了寿光蔬菜、临沂商城、金锣生猪、烟台苹果、青岛橡胶等价格指数。但数据过分集中在部分特产区域，对全国大宗产品的指导性不强。
在小农种植现实面前，农产品的实际产出难以有效统计，农产品的生长周期又必然出现一窝蜂种植之后的伤农现象。
农村电商的“嫌贫爱富”
当然会有朋友认为各大电商平台的“电商下乡”运动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的上行，为农产品实现更多的销售通道，缓解以上部分问题。
但铁哥对此仍然难以乐观起来。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目前来看，电商平台争夺的主要产品仍然是“地标性产品”即具有明显地域标识的特产。此类产品的品牌性较强，具有较为广泛的用户人群，且由于农产品种植地域局限性等特点，可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从褚橙到延安苹果再到今年五一天猫和京东争抢的丹麦生蚝，其均为此逻辑。电商的生鲜核心竞争力，乃是稀缺优质产品的供应链整合能力。
但并非所有农村均有全国知名农产品，甚至大多农村是没有知名农产品的，其主要种植作物为大众化的小麦、玉米、大豆、大蒜等等，游资对农产品的炒作也多选择大众化产品。其原因也为此部分产品的种植面积基数过大，具有较大的炒作空间，价格波动必然带来农户的追风种植。
就此来看，铁哥并不认为农产品上行的关键是物流、运输等问题，而是产品本身不具备上行的条件。虽然蒜薹滞销，但铁哥在淘宝上仍然发现其销售均价在4元左右一斤，价格明显高于市场批发价，具有较高的利润率。
但事实上，目前蒜薹为代表的蔬菜的批发销售仍然是以线下渠道为主，线上虽然有一定的规模但其比例并不太大。
就此来看，去年至今以天猫和京东为代表的“商超大战”在农产品的上行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以物流的实时配送加大了用户对生鲜蔬菜类产品的线上下单购买冲动，扩大农产品的线上销售规模。
目前来看，农产品电商的最大受益者仍然是特产类农产品，大宗类产品的市场空间相对有限。
基层政府在农产品滞销中的责任
此次五一铁哥回老家，发现当地多了许多农村产业园：百亩韭菜产业园、洋白菜产业园等等，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种植，再以财政补贴等扶持行为来加速农产品的现代化经营。
乍看确实是好事，但仔细咨询农户以及产业园的工人之后发现事情原非如此理想化：1.产业园的项目政府的主导力过强，种什么很多的行政干预比较强，在大数据无法科学预测价格走势时，很容易出现拍脑门子的执政误区；2.大多产业园的种植作物仍然是大宗产品，这就意味线上通道在此比例不大，等于将定价权重新交给了线下批发体系；3.规模化和财政补贴，使农产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使得小农种植的价格成本自然偏高，蒜薹伤农的主体也往往是小农百姓，当规模化还未完全开展之时，小范围的产业园将加剧农产品的收入差距。
基于以上分析，铁哥认为基层政府在农产品滞销事件中具有明显的责任，一方面对普通农户的指导和种植面积的统计能力不足；而另一方面对规模化种植的过分追捧也伤害了普通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在一系列伤农事件中，受害农民往往是不甘于种植普通农作物的先行者，希望借助经济作物换来美好的生活。但由于种种局限性，伤农事件几乎从未停止，铁哥也并不认为此问题短时间内可得到根本性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