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周其仁：为什么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
从“逃离北上广”到“离开北上广，我生活得怎么样”，持续了许久的“逃离北上广”话题还在持续升温。北上广也并没有一点挽留的意思，反而是不断减少入户指标。再反观离开北上广的人，有几个是去回归乡村的呢？不过是逃离到了另一个经济水平也不差，环境相对更好的城市。
城市化让许多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不禁让人深思，如今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在“逃离北上广”和“重回北上广”后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对经济与城市关系的看法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很多人集聚在一个相对不大的地理空间里，一旦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此地便被命名为“城市”。放眼打量，这个变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依然有增无减，“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
看来，人还不单单是所谓的社会动物，而且还是“倾向于集聚”的社会动物。倘若问：为什么普天之下，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说不好，经济上的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
以2010年有一次到访过的东京为例。大东京的人口聚集程度早就令人印象深刻，在仅占全日本4%面积的空间里聚集了25%的人口。
不过，这个全球第一大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更甚：该年度东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 万美元，高出日本全国平均值67.4%。这样算下来，大东京一个地方就占日本总产出的40%。
其他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据2004 年的统计，大阪人口占日本人口1.6%，但经济（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参照，以下简称GDP）占4.1%；伦敦人口占英国人口11.8%，经济占13.3%；纽约市人口占美国人口2.3%，经济占3.5%；芝加哥人口占美国人口0.92%，经济占1.25%；洛杉矶人口占美国人口1.3%，经济占1.68%（把这三大美国城市加到一起，人口占全美4.52%，经济占6.43%）；多伦多人口占加拿大人口13%，经济占14.4%。
发展中国家好像也是如此，如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国19%，但经济占20%。前世行行长佐立克还提供过一个更为夸张的例子：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只占全国土地面积0.5%的首都开罗，但产出的GDP却超出了全国一半！
最后的这个例证，就写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前言里。那份报告的主题，正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分布的地理不平衡：人口、生产和财富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发达地带聚集和集中。读者可不要被“重塑”这类词语迷住了，似乎人们动不动就可以“打造”出一个新世界来。
正好相反，差不多一代人以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相对很小的地方去。
这正是“城市化”本来的含义。讲过了，城市总以人口密度来定义。至于人们为什么喜欢—不喜欢也一样—向城市聚集，上文提供了理解的线索，这就是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
这么想吧：开始兴许是安全或其他随机的原因促成了人口聚集，但人们只要发现人口聚集有利于经济增长，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增加收入，聚集与再聚集的增长引擎就发动了。
如果经济聚集度高于人口聚集度，那么除非有越不过去的屏障，就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
仍以大东京为例，听当地行家介绍，早在30 年前，不少人就抱怨这个天下第一大都会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密、承载力不堪负荷。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长时间里围绕“东京疏散”“更平衡增长”的思路推进。
可是，几十年时间过去，实际趋势还是聚集度在增加，因为东京的致命吸引力还是挥之不去，“向东京聚集”的进程还是势不可当。
道理简单：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东京的经济密度依然高于其人口密度，人均产出还是高出全国平均水准近70%。
这是说，移入东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人往高处走，那还能挡啊？
当然，大东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是利害相权，孰轻孰重，“春江水暖鸭先知”，当事人总是算得明白的。东京的聚集之势依然，恰恰显示了芸芸众生的算计结果，并一目了然地写在日本的大地上。
顶牛多少年，据说最后还是东京的市政当局及其规划专家认了。干吗非要把人推向低处去呢？如果经济规律使然，人类喜聚集，创造更好的聚集环境不就顺了吗？
2010 年10 月我们在东京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趟空中观光。直升机从市中心的高楼顶上升空，环顾四处，好几座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居然是工地，多部工程机械忙得正欢。请教后才知道，这是东京的都市更新—“空中城市花园”，要进一步增加大都会的密度，不惜到高空来实现霍华德当年“田园城市”的理想。
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可是人口聚多了，经济密度是不是一定还可以提升？不见得。
2004 年首尔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韩国首都的人口占全国的21%，但经济仅占20.7%。此前多年的报道说，首尔像个黑洞一样吸取着全国的资源，甚至闹得釜山那样的城市也出现了负增长。
这并没有否定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我倒是倾向于推断，如果出现了类似首尔这样的情况，即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聚集就达到了一个“边”，再也难以继续。
还是“人往高处走”的准则在起作用，既然此处经济聚集趋势不再，收入“不留爷”，那人们就寻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呢？那城市化就到顶了，因为事情已经“均衡”。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怕是老天爷也打不得包票，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永不衰竭。我们只能说，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
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有时候真的很长—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唯有一个关键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甚于人口聚集。
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反之，经济地理就将重新“变平”，不管你我高兴还是不高兴。
由此可见，只要北上广还在经济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人口聚集就是长期的趋势，而其他城市也会因为经济增长吸引更多的人才。未来这种相互推动关系也会使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更佳协调，对于我们的家乡，那才是真的回不去的地方吧。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生于1950年8月。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起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竞争、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
著有：《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世事胜棋局》，《挑灯看剑》，《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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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轮动与奇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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