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孙郁 : 世情与远思

世情与远思

文 | 孙 郁

对于有乡村记忆的作家而言，今天谣俗的变化，已经不能仅仅以旧式的目光视之，我们不太容易从赵树理、孙犁的视角唤起记忆。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都试图绕过前人的遗绪去敲开另一扇思想之门，小说的空间在渐渐倾斜。有人将此看成一个审美结构的问题，于是一个老式的话题重新提出，在一些批评家的言论中，“怎么写”似乎比“写什么”更为重要起来。

但这问题的提出，也易带来对于精神意蕴的漠视，无意中会怠慢了小说里的哲学。其实形式主义趣味浓厚的作家，有时是颇有思想感召力的。将形式探索放置于生命哲学的层面打量，情况则大为不同。贾平凹和陈忠实思想有别，处理相近的话题，韵致便不一样。韩少功意识到自新的重要，中年后换了不少方式面对记忆，起作用的还是远俗的理念。“怎么写”的难题背后也有“写什么”的纠结。

许多年前读到格非的一篇文章《博尔赫斯的面孔》，探讨的就是小说的结构。他从这位南美作家的审美意识里，发现了对于意识的拆卸和印象的撕扯，都增进了阅读的智性。我知道那是先锋派小说家喜欢谈论的话题，格非、马原对于小说技术的处理，都是为了免除惯性的疲倦。他们厌恶那些本质主义的表达，从形式上颠覆前辈的逻辑，在那时候是一次革命。这些放逐自我到陌生天地去的人，其实知道什么是远离文学的文学。

格非

对于那些先锋小说家的努力，读者有过许多期待。但有时失望于他们形式上的匆忙，似乎停留在某种技巧模仿上。艺术的突围，其实也是精神的攀缘，先锋派作家在八十年代还不能做到。不过他们的意义显而易见，这些超越性的实验使僵硬的文学表达变得丰富。只是后来有的继续着自己的路，有的停留下来。与汪曾祺这类作家比，他们面对的是对于自己经验的调整，以及母语的试练。在这些调整与试练没有完成的时候，他们还仅仅是意图伦理的表达者。

先锋小说家的探索中带有一代人的焦虑，他们在传统诗文修养缺失的时代，只能向域外作家经验寻求什么。格非后来意识到其间的问题，传统写意的笔法和笔记式的表达渐渐被召唤出来。自《春尽江南》之后，他的作品开始回归写实主义。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先锋的优点依然保留着。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有着一般人没有的光点。照例有着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对于人性不可理喻性的把握，溢出一般的思维框架。那几部关于凡人生活的记录，多了前人没有的韵致，将先锋小说的感觉融化到乡土社会，又带着文学史家拥有的学识，古小说的余味便款款而来了。

“先锋派”小说家马原、余华

新出版的《望春风》处理的是一代人的乡村记忆。用格非自己的话说是重返故乡的一次精神凝视。作者和同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以变化的、迷宫般的笔触展开了一幅幅江南的画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古老的遗存在乡下社会的蠕动，各类人物的命运在变化的时代里，引出不同时代的各类焦虑。革命后的农村文化、自然生态怎样一步步变化，小人物如何一点点在大时代里被抛出生命的轨道，都有奇异的讲述。处处有不可思议的人生选择，世俗社会的隐形力量在多维的话语空间流露出来。在不可撼动的世风吹动下，散失的幽魂和新来的悲楚，涌出命运的交响。而这些，都是在一种非常规的叙述逻辑里完成的。

小说对于江南社会的描摹，透出一个学者的锐气，那些理念都消化于生命的细节。他在革命者、落伍者、流浪者和创业者的不同选择里，看到时代与人性的微妙关联。我们的作者满眼故土风光不都是田园之梦，多的是看不见的忧思。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日常生活里的恩怨情仇，演绎的是超逻辑的人间悲喜之剧。作品关心的是那些细小的存在，普通人的一切都在微茫的小词里，简单的批判和暧昧的乡愁都在思想的光泽里融化成虚无之气，而省视己身时的空旷的寂寞，雾一般弥散在小说的空间，淹没了时代的各类大词。

或许这是他学术理念的另一种表达。但这些表达放弃了诸多先入为主的概念。他将自己融化于生活的、感性的乐章里。那些细小的、微茫的、带着无奈的词语，有着对于消失的村落的感怀，有的则流溢着苦涩的梦幻。在传统的伦理与生态消失的时候，人性所具有的遗传以另一种方式组合出人间图景。一个村庄与时代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都撕裂了确切性的逻辑，处处显示了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乡人的婚恋悲剧，青年们于歧路中的冲突，世俗伦理的悖谬，都在不可知的命运里呈现出来。没有谁是成功者，大家在茫然的寻觅里，忽而喜悦，忽而沉沦。而乡村被工业文明覆盖的时候，固有的遗绪以另一种方式依然延伸在世俗的社会深处。

我觉得格非小说的引人之处在于处理了两个难点：一是主人公的失败感里生成的苍凉诗意，这是许多人进入暮年时共有的感怀，读者从中似乎找到属于自己的脆弱部分；二是无路的苦楚中残留着人性的光泽，照亮了灰暗之途，读者在萧索的人生里看到活下去的理由。我们的作者学会了《红楼梦》式的省略，也染有《金瓶梅》式的机敏，而结构中分明也有博尔赫斯的影子。在这里，思想处于隐形结构中，存在被切割成无数的碎片。这可能与作者的审美理念有关。在他看来，“非意愿性的记忆”对于小说家十分重要，那些被我们时代惯性的词语遗忘的存在，可能有生命里最柔软的部分。这柔软的存在，恰是格非唤起读者惊觉的部分。

《望春风》的开篇就把“我”抛入一个茫然的世界里。一连串的蹊跷将人带进迷宫。不知自己的母亲何在，父亲莫名地自杀于古屋之中。所有人的背后都有“我”所不知的隐秘，存在的变化好像都在某种宿命里。在一群孩子中的“我”常常忍受屈辱，而村人的眼光里不确切的隐含，给其带来的是无尽的茫然。但小说在叙述的环节和结构的安排里，外在于人物的思考一直投射着。作者将自己幽深的情思散落于世俗社会的深处，在众生的起落中，体味着词语中没有的人间隐含。

作为学者，格非对于文本的形式一直颇为精心，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废名，对于其别致的表述逻辑颇多心解。废名以远离常态的方式处理记忆和感受，六朝文章和唐人绝句悉入笔端。格非十分欣赏其作品与时代构成的隐喻与象征的关系，因为机械的反映论的表达是被他扬弃的。这可能也能解释格非选择先锋写作的用意。他的写作从九十年代就开始有了远离常态的骚动，以刺激的形式进入深远的精神之维。那时的青年们涌向先锋派的文本，主要是对流行模式的抵抗，余华、格非、马原们的努力，则把一代人踏上新途的梦想，以感性的方式涂抹到文本里。先锋的存在，乃另外空间的拓展。那些稚嫩辞章内在的焦虑，我们这些过来人多少都是熟悉的。

但先锋派对于传统的隔膜可能是止步不前的原因。他们中许多人还没有废名、汪曾祺那样从容处理旧的遗存与己身关系的能力。格非在给学生讲解《红楼梦》《金瓶梅》时，可能已经意识到类似的问题，所以到了《望春风》的写作，召唤废名、汪曾祺的幽灵是偶可见到的。他不仅再现了乡村社会明暗交织的人际网络，也带出士大夫遗传的某些趣味。在这部新作里，小说审美的理论和他自身的经验得到了恰当的调适。他回到乡村世界，回到属于自我经验的领地，在陌生化的表述里，再次亲近远去的遗存。他写出了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乡间，那个变动岁月里的人与事，在一种别于乡土文学理念的时空中生成。我们看到了文本背后的一种思考，而这些都很自然地融进小说的章节和片段里。

汪曾祺

中年之后的格非常常陶醉于古小说的趣味里，这无疑都纠正着早年单一性的努力。古代传奇的笔法历历在目，但叙述过程又神秘不已。他试图把旧小说的语态和西洋小说的结构衔接起来，我们由此嗅出茅盾《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氛围。但他又警惕茅盾式的沉闷，以变化的节奏伸展着思想的要义。比如言及“我”的父亲之死，母亲的几次婚姻的过程，都在不同人的视角里完成。有的是他人的讲述，有的则是书信的转达，选择的不可思议和命运的不可思议，都如泉水般汩汩流出。而关于乡下人的婚恋、私情的剖析，也真情可感，出人意料的场景和离奇古怪的男女之事，一一流露其间。无论是朱虎平与雪兰之爱，还是“我”与春琴之恋，都有细腻真实的画面感，叙述者透彻的笔法和节制的语态，使作品蒙上了一层玄奥之色。

借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性场，透析人性的本来面貌，格非下了许多功夫。算命先生、外来的逃客、同性恋者、婚变者、吸毒者，在宁静的村庄暗流涌动。在经济大潮的过程里，人事虽多诡谲，而乡民的伦理尺度仍在，恶的力量和善意的情感都互为相伴，成了乡下世界的黑白两面。朱虎平、孙耀庭、高定邦、梅芳、赵礼平、唐文宽都有太阳底下不能袒露的秘密，人们生活在一种脆弱的伦理之乡。古风虽逝，余音犹存。那可怜的一点精神之网留住了一点微末的希望。格非的构思中安插了许多诡秘的场景和人物背景，闹鬼的山房、碧绮台的古琴、图书馆高贵的女子，都诉说着理性不能解释的世界。他在平淡的地方常常埋着不可解的人际纠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些幽灵般的存在，告诉我们看不见的意念的潜在作用。

《望春风》最为动人的部分，无疑是“我”与春琴的爱情故事。这个看似有悖伦常的乡间传奇，却极为深切地显示着人性的美质。一切都非突兀的降临，而是折射人间悲喜之情。双方经历了大的苦难之后，最终走到一起。在乡村伦理破败的时候，人性仅有的余光照着不幸的人们。一对美好的男女，在无数的折磨之后，终于发现失败者可以以特有的爱的方式征服失败。不再看别人的眼色，以自己的真诚和无畏组成新的生活。主人公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谨小慎微地生活了大半辈子，清清白白，无所亏欠，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也用不着看任何人的脸色。再说，你和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们其实不是人，是鬼。既然是鬼，这个世界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妨碍别人，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不受人情世故的限制。

在这里，格非构建了一座脆弱的爱情小屋，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美丽的空间。当沉浸在逃逸苦海的安宁时，作品仿佛奏起了惆怅的小夜曲，那么悠远而感伤。它以博雅和宽广之情覆盖着无声的世界。这时候我感到了一个疲倦的行走者歇息的瞬间乌托邦之影。我们的作者把东方世界最为质朴、动人的情思点染出来，给无路者些微的宽慰。在格非看来，杂乱的世间无论怎样灰暗，人性的美质是无法遮蔽的。在回望故土的时候，那些不安的、丑陋的、狡谲的东西尘埃落定后，空旷的记忆世界，终有我们依恋的存在。那存在，或在消失的遗迹里，或在我们的期待中。人间有苦，但也有爱。只要爱与友谊残存，希望怎么能够消失呢？

这样的感情何等的古典，但一切都在现代性的变形里得以完成。小说的形式感具有一种音乐般的飘逸之美，连带的乡下世界不失泥土与水色的味道。而有意思的是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有神秘般的安排，命运之神的不可知性在世间奇异地进行着。写实的笔触，连带出笔记体的韵致，先锋的与古典的交织，在不失好玩的故事里，带出了许多思想性的东西。既是世情，也有远思。

格非承认，自己在作品里要避免的是旧的写作惯性里的单值倾向。他意识到旧的小说盲区，而八十年代形成的过于介入文本的主体意识可能会带来新的悖论。所以，《望春风》给我们带来了多种的对话关系，故事线索和人物关系都在错综复杂里显现。在《文学的他者》一文里，格非强调在一种参照里书写自己熟悉的存在。他借着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道出自己的小说理念，那就是在陌生化里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构”。这个全新的理解结构是在动态系统里对于认知的调整，他人的梦境与生命轨迹有我们的形影，我们的本质可能在他者的映衬下才能够凸显。

社会学家早就从田野调查里发现乡土社会里原始性的精神联系。而格非在自己实践里表达的内蕴远远超出一般社会学家的维度。《望春风》的突出之地是写出乡村伦理无法解释的幽微的存在，暗存于人心的历史和外在的历史多么不同！作者描述各类人物都能以中性的笔触为之，即便明显有瑕疵的人物，也都是悲悯地看其过往之迹、隐显之形。丑陋、洁白、善意、阴险，在人性之网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他没有像莫言那样翻滚的激情，也无阎连科那样的残酷。在与不同的灵魂对话的时候，他隐蔽了自己的好恶，发现的快慰多于判断的快慰，一面过污浊的河，一面悲悼着失去的光阴。那些曾经有过的人与事，最后都消失在残破的暮色里，似乎一切都是一场长梦。当人影消失的时候，何为意义之类的表述，才有了一种可能。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我们在这里聆听到了一曲挽歌。这里没有知识人自恋的话语，那些固定化的价值在慈悲的目光里统统融化了。在生存的挣扎里，我们所知道的只有爱与死亡带来的遗迹。格非从人的沧桑体验里，写出存在的空无，又于凝视空无的片刻，捕捉到精神的实有。无论死亡与我们多么接近，余存的爱意乃希望的火种。格非珍视这样的存在，所以作品的结尾以微弱的口吻说出肺腑之言。在寂寞里可以瞭望，可以冥想，即便望见的是梦中之影，我们便不会彻底滑落。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失去了什么，还在于我们在空漠里能瞭望到什么。

（《望春风》，格非著，译林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