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幽默”是个外来词。
中国人向来轻近贵远，“幽默”仿佛比本土的“滑稽”、“诙谐”要高级，甚至深刻些。这得益于林语堂，他将“humor”音译为“幽默”，大加推广。他的理由是，“humor”是幽隐的“滑稽”，令人静默中寻味，方可得之。
其实“humor”的原意，倒是有“装疯卖傻”的意思，林语堂先生提纯得有点过分。鲁迅就曾质疑过这个译法。
最早将“humor”引进中国的其实是王国维。早在1906年，王国维出版了《屈子文学之精神》一书，书中将“humor”音译成“欧穆亚”。王国维一代宿学，给世人的印象是木讷沉静，殊不知年轻时也是很“欧穆亚”的。清末名士蒋黻曾集杜诗为门前春联云：“傍人错拟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人家自比汉代的大学者、南北朝的大诗人，王国维却在夜半将对联改为“傍人错拟杨雄宅，半夜须防石秀刀。”新年大吉的时候，用《水浒》掌故喻这家里有人偷汉子，小心被捉奸杀人。玩笑开得实在过火。
放弃林语堂玄之又玄的读解，还是康德说的好，幽默是对紧张情绪的瞬间消解。
从这种角度来说，古代颇有些幽默的大人物。
比如说孔子，强调礼仪，但也会用调侃把弟子的情绪从师生关系中拉出来。孔子有一天感慨：“我的治国之道行不通的话，就去海上漂泊流浪去！跟随我的，只能是子路了。”子路听后很高兴。孔子接着说：“子路好勇斗狠，不能留下危害社会啊。”（子曰：“道不行，乘浮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有一天孔子又说：“君子可不是个器物。”子贡问：“你觉得我这人如何？”子曰：“你就是个器物。”问：“那……是大器吗？”子曰：“就是个饭桶。”（子曰：“君子不器”。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孔子在历史上不以幽默显名，或是孔子的幽默比较纯粹，只是抖个包袱的玩笑而已。而史书则推崇通过幽默来讲道理。孔子同时代的齐相晏子就颇有盛名。
晏子辅佐的齐景公是个文艺青年，偶尔对着风花雪月会伤春悲秋，一日对着大好河山突然哭了起来，“人生怎么像流水，离开这美好的山河而一去不回呢！”身边的两个大臣艾孔、梁丘据听着也哭了。晏子在身后突然笑起来，齐景公怒问其故。晏子说，因为见到了个无聊的君主和两个谄谀的大臣。
齐景公喜欢玩鸟，但养鸟的烛邹不慎让景公的鸟飞逃了。景公大怒，下令处死。晏子在旁边骂烛邹：“你有三大罪你知道吗？你为主公管鸟却让它逃走，此其一；使主公为了鸟而杀人，此其二；这事传出，让天下人认为我国重小鸟而轻士人，败坏了主公的名誉，此其三……”景公在旁边说：“算了，我知道错了。”
两个故事都出自《晏子春秋》，后一个应是从优孟的故事转化而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辟出《滑稽列传》专章，为滑稽艺人“俳优”立传。俳优以逗笑君王、为他们排遣无聊为己任，但也利用了滑稽的讽刺功能对君王进行谏言。 优孟是楚庄王的俳优，而楚庄王好养马，给马披上绸缎，牵入华堂，喂果脯，结果马因肥胖而死。庄王很伤心，要以大夫的级别给马下葬，结果群臣鼎沸，纷纷反对，庄王说，再有谏言者，杀无赦。优孟听说了，来到堂上大哭，说大王的爱马死了，怎么只按大夫之礼下葬呢，应以国君的级别，建陵墓，发万户去守陵，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重马而轻人。庄王这才醒悟。
因为“优谏”的存在，德国的社会学家达伦道夫甚至把中古宫廷内的俳优(fools)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
中国知识分子和俳优关系微妙而复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抱怨汉武帝以倡优看待自己。而汉武帝的另一个俳优之臣东方朔，堪称幽默大师了，成为相声行业的祖师爷。东方朔字曼倩，所以以前又管相声叫曼倩艺术。
翻译家李青崖曾写信给林语堂，主张将“humor”译为“语妙”，但幽默并不只是语言艺术，也是行为艺术。在魏晋时代，涌现一大批行为艺术者，刘义庆就是以段子的写作方式记录的整部《世说新语》，都在勾画这些幽默的人与事。
比如竹林七贤里年纪最小的阮咸，在族中家境一般。时至七月七日，按风俗将晒衣，四邻的族人都将纱罗锦绮晾晒出来，阮咸则高挂自己的粗布大裤衩。旁人惊怪，他说，未能免俗耳。到今天。粤语里的“晒”，还留存着那时“显摆”的意思。
但在科举诞生后，知识分子就没那么幽默了，俳优文化也降步到教坊民间了。唐代的幽默者多是民间艺人。比如唐代的教坊艺人胡趱就留下一些事迹：胡趱常骑驴去友人家下棋，一下一天，完了骑驴回去。一日教坊急召，中途罢棋动身，才发现自己的驴在朋友的后院拉磨。原来以前朋友一直是这么“善待”他的坐骑的。后来胡趱再去下棋，便不骑驴了。朋友问，你的驴呢？胡趱说，病了，得了晕眩症，整夜的转圈，奇了怪了。
但在宋朝却诞生了一个幽默的大知识分子，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就是太聪明了，连一些大文豪都上了当。王安石写了本文字学的著作《字说》，将“笃”字拆解为以“竹”鞭“马”的意思。苏东坡便调侃：“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王安石无语，只好请教别的字：“‘鸠’字从‘九’从‘鸟’，有证据乎?”苏东坡说：“《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王安石信以为真，很久以后，才知受了戏弄。苏东坡惊采绝艳，但官场却不顺畅，因为像王安石、司马光这样对立的士林领袖，都认为苏东坡“老不正经”，失之轻薄。他实在是文化史中的一个异数。
而到了晚明，知识分子忽然幽默起来了，诞生了袁枚、张岱、徐文长等众多的幽默大家。明末清初的金圣叹，除了留下诙谐文字外，在刑场上都幽了一默，直追嵇康古风。金圣叹因苏州“哭庙案”被囚，并被判处斩刑。他在写给妻子的绝笔中说：“字付大儿看，腌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憾矣。”在刑场上，正值大雪纷飞，金圣叹临死前还作了一首打油诗：“天悲悼我地亦忧，万里河山戴白头。明日河山来吊唁，家家户户泪长流。”吟罢，面对屠刀笑道：“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乃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异乎？”
中国在四个时代诞生了最多的幽默人物，分别是春秋战国之交；魏晋之交；明清之交和晚清民国之交。这四个时代是中国最坏的时代，也是中国最好的时代。越紧张的时世，越需要优秀的幽默人格来排解，他们是这几个时代迷人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