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三个儿子送进了斯坦福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歌坛活跃着几位华人歌手的身影，一位是台湾的“野性歌后”欧阳菲菲，一位是以甜美声线著称的邓丽君，再就是走少女偶像路线的陈美龄。1972年，年仅17岁的陈美龄受日本著名歌手、作曲家平尾昌晃邀请，从香港来到日本发展，凭借清澈纯净的高音和露出虎牙的甜美笑容，迅速成为日本风靡一时的人气偶像。

陈美龄（Agnes Chan，1955—），作家、歌手、教育学博士，生于香港。在香港以《circle game》出道，14岁到日本发展，以《虞美人之花》等歌曲红透日本台湾香港。上智大学国际学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儿童心理学毕业，著有数十本教育类书籍。2015年，陈美龄的第三个儿子继大儿子和二儿子之后再次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引起轰动。

45年过去，当年的少女偶像而今已是三个儿子的母亲，写起了教育书，畅销香港。作为歌星，陈美龄在14岁时就发布了第一首歌，专辑销量超过了香港音乐史中的任何其他歌手，她曾受万众瞩目，在艺海沉浮，也曾饱受非议、退出歌坛。作为作家，她曾出版80余本书，在香港，她的名字几乎成为畅销的代名词。作为学生，她在最红的时候选择隐退，考入斯坦福大学，拿下教育学博士，成为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专家。作为母亲，她将三个儿子送入斯坦福大学，一时传为佳话。她积极投身公益，致力于维护妇女和儿童权益，1998年首任日本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协会大使。目前，她是香港教育局局长的热门候选人之一。

《50个教育法》的新书发布会现场，62岁的陈美龄依然魅力不减，始终保持微笑，有家长带孩子过来，她俯下身，双膝跪地，给小孩拥抱，“你好可爱，亲阿姨一下”。有孩子哭闹，她担心得蹙起眉头，念叨着日语：“没关系，没关系。”如今已做了父母的粉丝，拿来她过去唱歌的旧照，排队请她签名、合影，她一一应许，鞠躬，道谢，客气得不像个明星。她的小儿子也来到现场，他说：“我母亲是个永远充满热情的人，没办法。”

最红时隐退，重回校园

“钱财名誉如流水，知识不会被夺去”

1973年，年仅18岁的陈美龄凭借一首《草原光辉》夺得日本唱片奖新人奖，风靡全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适逢日本战后经济恢复的鼎盛时期，也是大和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阶段。在吸收西洋音乐元素的基础上，融合民族演歌成分的电子音乐，形成了成熟的J-Pop（日本流行音乐），席卷整个亚洲，其主角大多是蓬松烫短发、明眸善睐的偶像少女。有人称，当时的日本歌坛进入了少女偶像角逐混战的“战国时代”。陈美龄便和山口百惠、南沙织、西城秀树、野口五郎、邓丽君等歌手一起，成为这个时代最为耀眼的代表。

少年时期的陈美龄

“Like a snowball, keep rolling and rolling”，她这样形容自己爆红时的状态。每天工作20个小时，几乎没时间睡觉，早上不能按时上学，放学后就要去录节目，走在街上会被认出，不停有人找她上电视、做节目、拍戏、录音，“因为太忙，吃不好睡不好交不到朋友，旁边的人都顺着你，赚钱也多”。

就在各种事务应接不暇、歌唱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日，父亲却对她说：“钱财、名誉如流水。一旦出事立刻就会被夺走。但知识记入脑子，却不会被人夺去，它会成为你一生的宝物。所以在你能学习的时候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听从了父亲的劝告，陈美龄暂别歌坛，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社会儿童心理学。

初到加拿大，陈美龄终于不必活在众人的眼神里，“什么都能做，一个人逛街，这在日本根本不可能，可以不化妆，可以胖，平时穿什么都行，不用每天都洗头发”。从大红大紫的明星到无人认识的普通人，陈美龄没有丝毫失落或后悔，“奇怪，我没有那种‘拥有’的心态，从来不觉得有了成就之后，就要抓住不放”。如今再看，恰是这份心态拯救了她，也成就了她。

“美龄论争”

“放弃我的人有，伸手拉我的人也有”

1978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之后，陈美龄再次赴日并重回娱乐圈。1985年，应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在六万人的首体举办个人演唱会，以《原野牧歌》《假如》《爱的咒语》《旧日的恋情》等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同年，她和原经纪人金子力结婚，在加拿大诞下长子。

为了给孩子喂奶，陈美龄背着儿子到电视台录节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日本女性都会在结婚生子后选择回归家庭，她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社会风气依然保守的日本备受争议。人们说她“太贪心”，“喜欢工作的话就不该有小孩”，“既然生了孩子就应该待在家里，不要带出来”。1988年年底，日本众多杂志大篇幅刊登并讨论——女人该不该带着孩子去上班？——这场围绕职业女性带孩子工作问题的争论，被称为“美龄论争”。连陈美龄自己也没想到，自己此举无意间打破了日本的社会禁锢，这场论争也成为日本实现《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和育儿休假制度的原动力。

陈美龄

“日本女人努力争取自由，但是男人却不合作。如今经济不好了，男人一人养不了家了，就说可以让女人去工作。但这些日本男人们都没想到，女人后面是背着孩子的。”从1987年到1989年，“美龄论争”持续了整整两年，陈美龄也因此受到日本右翼的攻击，“轰地炸向我，我懵了”。回望那段人生中最为低迷的时期，她说：“攻击我、放弃我的人有，可是伸手拉我起来的人也有，只要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定有人来帮我，我很相信这一点。”

果然，日后的转机佐证了这句话。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报道了这场论争，引起了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者迈拉·斯特罗伯（Myra H. Strober）博士的注意。他邀请陈美龄赴美读博士。

赴美留学

“读完博士之后，我说话，终于有人听了”

就这样，1989年2月，陈美龄带着两岁大的大儿子，肚子里怀着二儿子，飞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美龄论争”这一社会现象。

1994年，39岁的陈美龄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一边一个人带孩子，一边完成繁重的课业要求，上课时，2岁的大儿子送到学校里的托儿所，襁褓中的二儿子则由一位好友抱到教室外，饿了就出来喂奶。“真的很辛苦，没人能帮我，写论文真是寂寞得不得了，每个人都以为我只是去休息的、去玩的”。最难的时候，陈美龄耳边回响起已逝父亲的话：“在你能学习的时候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

1994年，她完成毕业论文，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顺利毕业。“可能因为我是唱歌的，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人看不起我，认为歌手是不正当的职业。”当年那个在众人的围攻下几无招架之力的陈美龄，花费五年的努力，终于有底气为女性说话了，“等我读完博士，回到日本，我说话，终于有人听了”。1998年，她被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邀请做大使，亲赴泰国、苏丹、东帝汶、菲律宾、伊拉克、摩尔多瓦等地，向世界传达当地儿童的境况，并提出改善现状的意见。

陈美龄出任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大使。

三个儿子进入斯坦福

“他们很棒，但这并不是一件多伟大的事”

2015年，继大儿子和平、二儿子升平之后，陈美龄的小儿子协平也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大儿子考进斯坦福的时候，我很骄傲；二儿子也考进了，我很惊喜；当小儿子也进了斯坦福的时候，我才发觉，这可能并不是偶然”。为了和人分享这份“不是偶然的事”，陈美龄受邀日本的朝日新闻出版社完成了新作《50个教育法：我把三个儿子送入了斯坦福》。引入香港后，半年的销量超过其他书一年的销量，登上畅销书榜首。而位列第二的也是由陈美龄所写——《40个教育提案》。

“教育，是一个教会孩子做梦的过程。告诉孩子世界上有许多可能性，给予他为实现梦想所需要的工具和知识，使他抱有朝着梦想大步迈进的勇气。并且教导他，即使遇到挫折也要有重新站起来的气势，即便达成了目标也要有不耀武扬威的谦虚。”她在《50个教育法》中写道。

《50个教育法：我把三个儿子送入了斯坦福》

作者：陈美龄

译者：陈怡萍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17年2月

表扬孩子的时候绝对不能说谎，明明字写得不好看却对孩子说“写得真漂亮啊”，这样孩子无法对自己正确评价；要不断鼓励，直到做到那个标准；无论如何不能进行体罚，那是最差劲的教育方式；家里的基本规则就是“不说谎”；孩子提问的时候自己在做饭，就关掉炉火，回答完问题再继续；并不是“做到了就是好孩子”，而是“努力过了就是好孩子”，孩子的价值不会因为他会干什么、不会干什么而有任何改变……在日本和加拿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和在斯坦福学的教育学帮助她完成了这本书。她自称为“教育妈妈”：“不是‘虎妈’，‘教育’不等于‘学习’。‘教育’有非常丰富的意义，我对自己是‘教育妈妈’一点都不觉得羞耻。”

回望自己过去的几十年，集歌手、作家、学者于一身的陈美龄说：“假如有一天，我不工作了、不唱歌了、不做义工了、不做老师了，我失去我所有的身份，也没有人认识我了，可是我还是妈妈，这个没有变。我最骄傲的身份还是母亲。”

陈美龄一家。

接下来，陈美龄要赴日本完成出道45周年的演唱会。她清澈纯净的嗓音和露出虎牙的甜美笑容依然不变，一如她的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