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考入北大的那些法律人

陶景洲是安徽人，童年在乡下度过，父母不常在身边。1977年，他来到北京大学，和他一同从安徽去北京的还有李克强、张恒山。他们和来自全国的年龄各异的青年，一起加入了77级北京大学法律系这一传奇的大班。

1971年冬天，界首一中校墙上结了层白霜，一叶无存的老杨树看上去比夏天干净。陶景洲嘴里冒着白气，穿着养妈缝的棉裤，直挺挺地晃进了教室。

养妈的针线活好，棉鞋底纳得结实，唯独没办法踩雪，陶景洲就等冰面变成暗灰色。沙颍河源出嵩山南麓，支流众多，隆冬河上结起厚冰，半个月也不见化。捡块大石头砸上去，纹丝不动，三轮车也能过。

13岁的陶景洲和同伴们在冰面上跑，跑得脚胀起来，脚底心丝丝痒。找块空地，他把书包一放，作业本上扯下两张纸，对折几下，后角压前角，最后变成四个角相互叠压的正方形“面包”。一个同伴将面包平放在地上，另一个就用自己的面包砸，谁把对方的面包打翻面儿，就赢他一个面包。日落黄昏，陶景洲裤兜里塞满面包，看一眼西边的天，到点了，一溜烟跑回家。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陶景洲背着书包出门，装模作样地喊一句“上学去了”，其实是野地里放风筝、弹弹珠去了。他没想到班主任会找上门，事情败露，父亲暴怒，抬腿就是一脚。那可是当年打过解放战争的腿，陶景洲脑子“嗡”得一下，身体已经飞到院里的轱辘井旁。脸上，手上全是泥灰。从那之后，他再不敢逃学。玩心收了，人又聪明，成绩不在话下。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安徽县城，陶景洲在窄门的这边，世界在那边。

他还不知道火车是什么，去趟淮南就是出远门了。他不知道沙颍河以北还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冬天冰结得更厚，冰期更长。而若干年后火车将载着他穿过那些大小河流，到达另一个世界：北京大学。

2017年5月27日，北京东三环中路，空中有几个黑点被塔吊操纵着沿“中国尊”外立面往上升，有条不紊。两个月后，这座北京第一高楼将实现结构封顶，高528米，地下7层，地上108层。

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没有一座楼超过10层，最高的建筑是烟囱。每天晚上7点，产业工人把运货的大卡车停好，灯一盏盏熄灭。低矮的化工、机械厂回归静寂，一片黑暗中，最亮的是星星。

近40年来，这里的夜幕愈发璀璨，北京CBD的街道正变成峡谷，在阳光下仰起头会有奇幻感。国际金融巨头、跨国公司总部纷纷入驻，北京每年有50%的国际会议在这里召开，入驻企业3万余家。

中国尊以北，嘉里中心28楼，是陶景洲日常办公的地方。

当他驱车行驶在中国各大城市，总能看到那些熟悉的公司：麦当劳、家乐福、欧莱雅、LG、松下、日本电气、宝洁、微软、道达尔、纽约人寿…几十家外商独资品牌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中国市场，他挺欣慰。

28日中午12点，陶景洲刚刚结束一场仲裁。走进约定的餐厅，他对厨师礼貌地点头，熟练点餐，铺好餐巾，要了杯冰水。

话题进行没多久，他变魔术一般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枚学生证。正红色的封面烫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翻开内页，褪色相片里，依稀看见一张清俊的脸。

1978年2月，19岁的陶景洲背着棉被，从蚌埠上火车。15个小时后，他拖着两条站得酸痛的腿走出了车厢。火车的力量和速度还在他脑子里轰鸣，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沙颍河，麦地，家门口的篱笆院，他喝干净的白酒瓶子，在绿皮火车的另一边迅速后退。月台上的风横着吹过来。他看见自家房檐上挂着的冰溜子最后滴了几滴水，便再也没影了。

虽然无法理性地想清楚，但是他产生了一种直觉，他是真的离开家乡了。

1978年春节，高考完的陶景洲等了快两个月都没收到录取通知书，眼看着身边人一个个收到全国各个大学的通知书，欢天喜地地过年，心想，完蛋了。有天夜里，天气冷得要命，他喝得烂醉，让同学背着自己去教育局局长家睡觉。真的没考上？还是不甘心，吐了人家一地。谁知就在第二天清晨，教育局的叔叔把一封厚厚的牛皮纸袋塞到了他面前。

“赶紧醒醒吧，你的通知书来了，北京大学政法专业！”

北大法律系77级只有一个班，分为8个组，陶景洲所在的第四组有同学11人，其中男同学8人，女同学3人。入学没多久，陶景洲注意到同班同学里有个人，也讲着一口安徽话，1米76的样子，皮肤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还有点卷。

陶景洲的室友何勤华也在新生通讯录里注意到了这个人，他的学号紧挨着自己，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但这个人是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

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何勤华问坐在身旁的同学：“李克强是谁？”

“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一个干脆的声音传来。陶景洲也记住了这个名字。

李克强比陶景洲大三岁，出生在合肥。1974年，李克强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插队，四年中的多数时间，为生存而忙碌。高考结束，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而陶景洲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被母亲偷偷改成安徽大学。所幸发现及时，他又悄悄改了回来。

无独有偶，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周振想报的是中文系，陈兴良也没有报法律系。

最终，各路英雄都被绝密的北大“政法专业”选中了。

多年以后说起李克强，陶景洲觉得，那是一个勤于实践，不事张扬，具有法治精神的青年。有一年，两人都选修了一门“海商法”，涉及海上事故处理等实际问题，他们一同去天津港考察。上码头，登轮船，查勘卸货区。李克强仔细了解货轮装卸货的各个环节，一路上，工作与沟通能力极强。

当然也有苦恼的事情。进校时，他们几乎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掌握英语成为刚需。陶景洲发现，李克强两个裤口袋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总鼓鼓囊囊的。上去一摸，好家伙，塞了一堆小卡片。正面写英文单词，反面写中文解释，他到哪儿都揣着看。陶景洲想，原来你是这样刻苦的人。

大三时，李克强已经开始翻译英文原版法律文献，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近二十年来，与正当程序相关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已经成为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最重要立法。

2013年的那场中外记者会上，李克强以新任国务院总理的身份，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陶景洲特地将李克强会上的回答仔细看了一遍，在陶景洲眼里，克强还是那个克强，自信且真诚。

刻苦的人，他们的存在就足以成为学习的动机，随之而来的就是竞争。当年，陶景洲在班里年纪小，考不到第一名，心里不服气。有阵子他特沮丧，站在北大宿舍楼门前，朝南望，南边是家的方向。“为什么老考不到第一？”

一个年长他10岁的老大哥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身边，也许是担心这小伙子想不开，说：“能来咱北大的不都是全国各地的尖子么？哪能像在老家？”

这一说，陶景洲放松了。

当年的“黄埔一期”，个个都是才俊，他们一腔热情，拥有知识与精神的双重饥渴，试图介入社会现实。

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直觉：这个社会很快会有大变革，非常大的变革。

在陶景洲办公室里，我见到了那本著名的《未名的七七》。他利用业余时间与同班同学取得联络，将当年的照片、明信片、同学语录集结成册，封底写着“定价：无价”。

如今，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早已成为风云集体。纪念册里着朴素中山装的他们，许多都成为国之栋梁，有王绍光、陈兴良、姜明安、何勤华等中国法学界赫赫有名的名字，但也有人，早早便离开人世。

陶景洲还记得8年前，他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夏夜平静。他本想多留几日，但次日一早，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小陶啊，赶紧回来，哥们儿今晚上得聚聚，多少年没见了。”老同学的电话让停留的计划泡汤，他随即搭乘飞机驶离地窝堡国际机场。

1年前，还是夏天，他去法国尼斯，在英国人大道上散步。行程较短，没等到国庆日就离开了。结果到了国庆日，一辆血腥的白色大卡车闪现了，它碾向英国人大道上的人群，制造了震惊全球的“7·14尼斯恐怖袭击事件”。

陶景洲继续说，他坐过的一架飞机在刚起飞时驾驶舱起火，所有人在疏散后脸色惨白。还有一次飞机降落时跑道不够长，机身重重摩擦地面，不得不又飞起来。

“如果晚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如果。

陶景洲说这就是他的命，他知道自己幸运，须对得起这命运。他在朋友圈写：“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京畿繁华，须知乡村荒芜；施惠宇内，勿忘西部大凉。”

至于律师这个职业，真没那么简单。也许在别人眼中，陶景洲总是西装革履，在红酒与星光璀璨中来往，和一些人拥抱，碰杯。但是那些伏案工作的日子，查阅卷宗，为一份合同熬得眼睛通红，以及开庭后短暂的放松，不小心流露的疲惫，都是属于他的劳碌命。

2008年，他作为北京奥运会临时特别仲裁庭的仲裁员，在奥运会开幕前的几个小时还在审查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接到通知，拿到3厘米厚的英文申诉书，3人小组，临时仲裁庭在24小时内给出结果。这一连串的过程半点都不能耽误。一个疏忽，就可能造成金牌归属失误，国与国之间的不愉快。

如今他把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管得挺好，几件主要的业务领域如国际仲裁、国际兼并收购、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等，正是他当年想要的“实务为国”。

置身于一个“难歇”的环境，却不被压垮，应了他说的一句话，“人要以平常心，积极地活着。”

1978年12月，诗人北岛在一本著名诗刊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思想解放，西学优先，极聪明的个体生命的盛开是大势所趋。虽然怀抱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态度，但他们都有同样的忧患意识、价值关怀和使命感。

北大法学系80多位老师，共开20多门课，好课都是口口相传。有一回，陶景洲听说有位开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课的老师，叫龚祥瑞，上课嬉笑怒骂，幽默风趣，无所顾忌。他心下好奇，想听听这位新潮老头的课。

陶景洲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他总提前10分钟到教室，也不点名，头发掉了不少，但梳得锃光瓦亮。年逾古稀，还穿牛仔裤，但不管怎么穿，都干净整洁。他声儿大，人也易激动，学生被引得笑，他也跟着笑。有次一激动，嘴里的假牙掉出来，隔壁同学都听到那震破天花板的笑声。

陶景洲发现，这位老人和底下的年轻人是一样的，都充满热血。

能够上龚祥瑞的课是有福的，本来对民商法、法律思想史、刑法感兴趣的人，如李克强、陈兴良、王绍光、姜明安、李启家、刘凤鸣、王建平等人，最后都钻进了龚祥瑞的课堂。陶景洲的上铺兄弟何山后来专门带照相机去教室，为的就是拍龚祥瑞的表情。

再后来，这群法学青年已不满足于课堂。许多下午，他们约着一起去中关园东边的老楼，那是龚祥瑞教授的家。一个老人，一群青年，一个小庭院，院子里开着红色的月季。他们从欧美政治和宪法聊到中国的法治进程，直至月明星疏，老人拿出一瓶白酒，学生买来毛豆和花生米。酒酣人乏，月落西窗，青年们睡得东倒西歪。

老人成了盲人奥里翁，青年得到了光亮，他们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如果太阳不升起来，他们愿意变成唯一的光。当太阳出来时，他们就化在那光里。

1982年，“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4人留校，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等7人留学。

巴黎像一个生态平衡的岛屿，陶景洲觉得自己成了突降的蚂蚁。他只会说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下了飞机，他站在快餐店门口，走了几个来回，有种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谁都看不见蚂蚁，蚂蚁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连路都不会问。

头两年他过得很苦，他想念那个热气腾腾的北大，7人一间的破宿舍。

“课上不知所云，课下也有口难言，难以与同学交流。相比今天的很多留学生，即使有着良好的语言基础和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尚且难免因时时袭来的陌生感和落寞而恐惧、顾影自怜。而当时的我，不仅语言不通，而且囊中羞涩，那种孤独、压力与无助，现在想想还感到后怕。”（陶景洲《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

但巴黎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法国法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在世界法制史上地位重大。国家派他来学习，他怎么都得镀层金回去。

他开始提着录音机去上课，回去一遍遍地听。有一阵子，他像宿舍楼道上的幽灵，在夜里“咚咚”地敲同学的门，挨个儿敲。“这句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理解这儿？还有这里？”直到得到满意的答案，他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一笔笔记下来。

就这样过了半年，语言不再是问题，法律之门正式对他敞开。两年后，陶景洲进入法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每天清早去事务所，晚上八九点回家。他告诉自己，你应该务实，好好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中国需要律师。

那年他27岁，在法国做律师，制定合同，处理纠纷，保护客户利益，对未来问题做预测。同时，他也研究中国律师制度与中国最高法院，中西法律在他的脑子里贯通了。1年后，他协助意大利时装界巨子贝纳通进入中国。

几年后，这位才华横溢的律师拥有了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已在东方与西方不同社会应付自如。1991年9月9日，他离开了巴黎，回到北京。彼时，祖国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度接纳外国投资者。他随之接掌一系列反倾销案件，协助世界知名企业在中国的兼并收购，审理数以百计的国际仲裁案件……种种成就，不一而足。

1982年毕业前夕，李克强曾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事实上，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曾有一位媒体记者描写陶景洲：“回国近20年来，他无疑在不断实践着自己实务为国的诺言。他说，每个人每天都站在凯旋门广场，面对12条大道，选择不同的路，都是选择了不同的可能性。而陶景洲只是坚持着自己选的路，法律实务。”

在陶景洲的职业生涯中，理性，周全和预判成为惯用的思维工具。他喜欢看鲁迅的书。那一代读着鲁迅作品长大的人，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家国之思。他们试图介入现实，对社会有所助益。西方文化中秩序、规则、逻辑，包括幽默感，巧妙地混合在他身上，但同时，他仍像故乡人一样喜爱热热闹闹，爱吃，爱酒，只是越发喜欢红酒，也不太会喝醉了。

50岁的时候，他说自己干到60岁就退休，写写文章，到处走一走。“你明年就60岁了”，我说，瞅着他依然乌黑的头发。

“不行啊，还得再忙7年。”他说，“你看，我这头发还黑着吧，没染过。”

“真的退休了，怕也没法全歇下来。”他说，“也许会找个安静地方，和几个老友，一杯红酒话平生。”他下意识地转了转玻璃杯，冰块借水浮起来，又渐渐融化在水里。

前不久，陶景洲去浙江德清转了转，四合院里乘凉，绿树成荫。他想到孟郊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有多少年没回界首，记不清了。北京成了家乡。

不少次经过北大，一个恍神，陶景洲看见一个熟悉的藏青色的背影。

是个少年。他背着硕大的行李走进一幢3层高的宿舍楼，推开黄色的窄门，笑嘻嘻地往床上一坐。武树臣趴在桌上翻《唐律》，上铺何山正打着呼，一咕噜翻起来，“你小子回来啦？克强可与你一起？”

何勤华裹着暖腰带，拿着扇子蹲在门口煮米饭，忽然闻到一股清甜，“王志勇给我们送福建荔枝来了！”

等到姜明安趿拉着军用胶鞋从图书馆回来，他们骑着自行车，到颐和园看露天电影。晚上喝了几瓶啤酒，躺在床上闲扯。庄宏志开始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讲完了，四下一片寂静。“他妈的，你们该不是又睡着了吧？！”他吼完，盖上被子。

“十年后，我们一定要在天安门前的红旗下相聚。”不知谁最后说了一句，便再没声了，窗外，黎明悄悄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