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19岁的陶景洲背着棉被，从蚌埠上火车。15个小时后，他拖着两条站得酸痛的腿走出了车厢。火车的力量和速度还在他脑子里轰鸣，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沙颍河，麦地，家门口的篱笆院，他喝干净的白酒瓶子，在绿皮火车的另一边迅速后退。月台上的风横着吹过来。他看见自家房檐上挂着的冰溜子最后滴了几滴水，便再也没影了。
虽然无法理性地想清楚，但是他产生了一种直觉，他是真的离开家乡了。
1978年春节，高考完的陶景洲等了快两个月都没收到录取通知书，眼看着身边人一个个收到全国各个大学的通知书，欢天喜地地过年，心想，完蛋了。有天夜里，天气冷得要命，他喝得烂醉，让同学背着自己去教育局局长家睡觉。真的没考上？还是不甘心，吐了人家一地。谁知就在第二天清晨，教育局的叔叔把一封厚厚的牛皮纸袋塞到了他面前。
“赶紧醒醒吧，你的通知书来了，北京大学政法专业！”
北大法律系77级只有一个班，分为8个组，陶景洲所在的第四组有同学11人，其中男同学8人，女同学3人。入学没多久，陶景洲注意到同班同学里有个人，也讲着一口安徽话，1米76的样子，皮肤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还有点卷。
陶景洲的室友何勤华也在新生通讯录里注意到了这个人，他的学号紧挨着自己，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但这个人是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
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何勤华问坐在身旁的同学：“李克强是谁？”
“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一个干脆的声音传来。陶景洲也记住了这个名字。
李克强比陶景洲大三岁，出生在合肥。1974年，李克强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插队，四年中的多数时间，为生存而忙碌。高考结束，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而陶景洲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被母亲偷偷改成安徽大学。所幸发现及时，他又悄悄改了回来。
无独有偶，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周振想报的是中文系，陈兴良也没有报法律系。
最终，各路英雄都被绝密的北大“政法专业”选中了。
多年以后说起李克强，陶景洲觉得，那是一个勤于实践，不事张扬，具有法治精神的青年。有一年，两人都选修了一门“海商法”，涉及海上事故处理等实际问题，他们一同去天津港考察。上码头，登轮船，查勘卸货区。李克强仔细了解货轮装卸货的各个环节，一路上，工作与沟通能力极强。
当然也有苦恼的事情。进校时，他们几乎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掌握英语成为刚需。陶景洲发现，李克强两个裤口袋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总鼓鼓囊囊的。上去一摸，好家伙，塞了一堆小卡片。正面写英文单词，反面写中文解释，他到哪儿都揣着看。陶景洲想，原来你是这样刻苦的人。
大三时，李克强已经开始翻译英文原版法律文献，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近二十年来，与正当程序相关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已经成为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最重要立法。
2013年的那场中外记者会上，李克强以新任国务院总理的身份，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陶景洲特地将李克强会上的回答仔细看了一遍，在陶景洲眼里，克强还是那个克强，自信且真诚。
刻苦的人，他们的存在就足以成为学习的动机，随之而来的就是竞争。当年，陶景洲在班里年纪小，考不到第一名，心里不服气。有阵子他特沮丧，站在北大宿舍楼门前，朝南望，南边是家的方向。“为什么老考不到第一？”
一个年长他10岁的老大哥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身边，也许是担心这小伙子想不开，说：“能来咱北大的不都是全国各地的尖子么？哪能像在老家？”
这一说，陶景洲放松了。
当年的“黄埔一期”，个个都是才俊，他们一腔热情，拥有知识与精神的双重饥渴，试图介入社会现实。
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直觉：这个社会很快会有大变革，非常大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