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某地区的一个乡，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的矿产值约40万。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 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
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矿工在矿里 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些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 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第二个故事：我去的一个贫困县，那里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 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地羞愧。很多人讲保护环 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1、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 。一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少数人代表"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 ，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不仅如此，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九十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
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2、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3、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4、金融制度
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从银行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5、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百分之八点四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6、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7、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 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也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 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8、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打工者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了，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 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 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9、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打工者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打工者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打工者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打工者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打工者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打工者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打工者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起媳妇的农民和打工者。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10、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同共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11、干部制度
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干部制度也是个抽水机。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12、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京城。很多人有理无钱，打得倾家荡产，最后走极端，结果有理打成无理，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
我们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健康证等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保卫人民，就得给他钱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13、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技术要追求高回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14、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度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15、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
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30000元，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钱买，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 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16、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我认为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们"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
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实 行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八十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 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17、监督制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药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彩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股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保险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银行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决呢？越来越多的人开的处方依然是——加强监管。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对监督，当然要监督。但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什么样的监督，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支付的监督成本谁在受益。我们现在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复杂，但总是见不到老百姓的角色，总是有权的人监督有权的人，最后的结果是合伙搞我们这些没有权的普普通通人的鬼。
监督是一种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总是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让多数人支付成本，而某他们自己的利益。监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养的"监督"越多；养的"监督"越多，监督的有效性越难以保证；越是难以保证，越要更多的"监督" 。这个"监督怪圈"让我们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上当，还不得不再一次又一次的出钱……
18、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这样的代表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
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
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农民世世代代都浪费掉了——农民同城里人相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歧视农民，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这么形成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大部分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像我一样的穷人，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穷，并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我根本就无法选择你所在的圈子和环节。同样，你会看到很多有钱人，他们显得那样的毫不费力，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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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先说两个故事。
第一个：晋惠帝执政时期，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善良”的晋惠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第二个：美国废除黑奴前，美国南方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特别喜欢榜出一个黑人模范，说他辛苦工作，任劳任怨，所以每个月可以多获得一些粮食和报酬。而对于那些吃不上饭，对奴隶主不满的人则批评他们工作不认真，没法养活自己的家人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够努力。
这两个故事，前一个傻，后一个坏。“为何不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以激励他们上进”这一问题就兼有前者的傻劲和后者的坏劲。
它不仅把穷人之所以穷完全归结于穷人不努力不上进，是活该，而且认为只要取消了对穷人的补贴，穷人就会上进努力工作，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为之提高。
我想，他们大概是把自己当成奴隶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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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喜欢标榜自己的痛苦。比如说早上七点钟起床去上班，晚上十点才回家，比如说为了考研笔记做了整整一抽屉，一大早去图书馆占座，把真题集一页页翻过去，唰，唰。
可是他们困了可以靠在办公椅上休息一会，饿了可以去学校食堂吃一顿再回来工作，在温度适宜的空调房里，书桌里，电脑前，做着和书籍有关的事情。
这就叫努力，这就叫痛苦了吗？
太原富士康的流水线员工忙的时候每个小时要加工900个产品，平均每个产品的加工时间不能超过4秒，整整十个小时的上班时间里，每一秒钟都必须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做着机械又重复的工作。很多员工承认，“感觉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然而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他们知道，富士康就是流水线工厂中的麦肯锡，离开了这里，他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单位了。几十米之隔的富士康保安常常羡慕地看着他们，表示自己也想去做工人，但因为犯错太多，只能来做保安。
2012年，一个普通的富士康工人如果一天只工作10个小时，那么他的工资是“令人羡慕”的1800元。所以他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超过60个小时。
大同黑煤窑的工人的工资就稍微要高一点。每天6点天没亮就要下去拉煤，一直拉到晚上没办法工作了为止。从地下七八百米的地方把几十斤重的煤运上来，一名工人每天可以得到一百元左右的报酬，大致等于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实习生每天的报酬。除了工作环境艰苦，工人们还要面对矿难塌方，老板拖欠工资，自己身体扛不住等风险。即使如此，在被问到是否辛苦时，从四川农村来的陈姓工人还是这样说：
“这里比在家乡要好上10倍，这儿干一年，比得上在家乡干６年”
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夏尔巴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提供向导服务。他们为登山者背负行李辎重，遇到危险的难以翻越的障碍搭人墙让雇主通过。这样他们每年可以赚取4000美元的工资。为了这换算成人民币4万元不到的收入，许多夏尔巴人都死在了登顶珠峰服务的路上。
“我的朋友和兄弟都死了，事实上最后能活下来都靠运气。”夏尔巴人巴桑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唯一赚钱的方法。”
那么，当你吹着空调，坐着地铁，上过大学，用过电脑，在城市里做着还算体面的工作时，面对着这些为了基本的生存挣扎的底层人民又有什么立场说“应该取消穷人的福利来激励他们上进呢？”
你要知道，他们中的不少人，别说识字，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而你甚至可以用英语和外国人交流。
有的人可能每天都和中央领导一起去吃打卤面，有的人可能和正厅级干部说一句话就能回去吹上半年。
这就叫阶层，代表着受到的教育，接触到的信息，能触及的圈子完全不同。而以上三点，是影响赚钱的最大因素。
“美国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1998年，为了体验底层美国人民的生活，选择了六个地方，在不同的城市去打工。为了确保她能真实体验当地底层人民生活，每到一处她隐瞒自己身份，断绝和过去朋友来往，全靠1000美元的积蓄开始。不过她还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必须要有一部自己的车子，否则太不方便了。在美国养车成本真比国内便宜太多，这个有车族一样可以是穷人。
在这些地区，一个没有学历的普通人能找到的工作一般时薪是6~7美元，一天八小时工作下来，也就是50美元，一个月工作25天也就是1250美元。
但是如果想离工作地点近一点的话，往往房租就得占到600美元以上，这对一个月收入1000多美元的人负担太重了。
所以她不得不到离工作地点几十公里的地方租房，但这样养车的成本，还有吃便宜且没有营养的快餐，一个月还得400~500美元买食物和汽油。然后，然后就所剩无几了。
在一个陌生城市最开始找工作的几天会更难，因为还没找到稳定的住处，不得不去旅馆过渡几天，这几天的住宿会很快把1000美元积累耗光，等找到工作，拿到第一笔薪水，钱得赶紧支付房租。
芭芭拉在不同的城市，换了六种工作，有零售，有清洁，有老人服务，但是结局都一样：
她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困局：
1. 因为没钱，不得不住在偏远地方
2. 因为住在偏远地方，所以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
3. 因为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她用于提升自己和发现更好工作机会的时间越来越少
4. 为了应付房租和生活成本，她不得不说服自己承担更多小时工作或者兼职
5.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做各种劳苦的工作，她渐渐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无力做任何其它的事情，直到情绪爆发离开
然后换一个地方，进入下一个循环。
是的，换了六份工作，不管多么努力，也不能换来一个未来，在沃尔玛也不行。一个可笑的事实是，她们这些在沃尔玛做服务的人，买不起在沃尔玛做促销的商品。
这就是阶层。
当你看到一个贫寒子弟在北京辛苦打拼，最后终于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拿到20万每年的税前薪水，却因为要还全家人为了供他上大学借的债，照顾卧病在床的老父亲而不得不依然每天省吃俭用。而另一个富人子弟仅仅通过出租家里的房子就年入20万时。
当你发现马化腾的父亲是盐田港公司上市董事，97年的时候开着奔驰给马化腾做账。柳传志的父亲是人民银行，国贸委高层。王石岳父是广东省副省长时。
你会感到这就是阶层。
❖
叁
原先英国人也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是种罪孽，比如《贫困法》要求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在贫民工厂（Poor House）干活，工作条件比普通工厂恶劣得多、获得的薪酬也低得多。
目的就是刺激这些穷人走出去自食其力。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不要走近那里，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体。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进去。
后来经济危机一来，许多被大家公认勤劳节俭的“体面”家庭也破产，流离失所，和之前那些贫困的人没什么两样。
终于他们意识到，贫穷不是一种懒惰，不是罪孽。贫穷是一种不幸，需要救助。
一是因为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其实和底层的距离并不遥远。他们往往有着收入不算高但还算体面的工作，辛辛苦苦攒了十多年钱，终于还清了房贷，车贷，成功从一个底层后代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转而自信心爆棚，喜欢指责世界上的穷人为何不努力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
其实一场天灾，一场人祸或者一场大病就能让他们上演“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的闹剧。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既没有很快重新聚集起财富的能力，周围也没有真的可以无私帮助自己的中产朋友。自己有的只有一双勤劳的手，以及不断辛苦劳动攒下的点点积蓄。
现在这些积蓄没了，于是中产梦碎，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这时他们才像英国人一样意识到，贫穷离他们这些“伪中产”并不遥远。
所以啊，救助穷人不但是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是救助我们自己。
况且，真把无产者逼急了。听说过这句话吗？
“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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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以上是文章，以下是一些吐槽：
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兴起了一股屠戮底层人民的风气。
“你弱你有理”，“我为什么不给你点赞”，“我为什么不帮助你”“我为什么不借给你钱”“我为什么对你见死不救”，“你不过是圈子弱，家里穷，智商低”，“我为什么不和穷人交往”，“又穷又丑的男人肯定花心”，“穷人一定也人品坏”。
这些文章大行其道，每天每夜都在揭露或真或假的所谓“穷人原罪”，先是把底层人民的心态充分解构，然后明确指出不要和底层人民来往。最近又冒出来“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这样的论调，开始诛底层人民的心。
于是那些起早贪黑，为了生存努力挣扎的底层人民就这样被他们打入了懒惰，贪婪，不值得帮助，没有智商没有情商活该灭亡的无间地狱，仿佛把他们打到底层还不够，还要踩上千万只脚才罢休。
这些人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自己姓赵吗？
如果不是。
灰烬与尘埃又为什么要互相憎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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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残酷的世界：你没穷过你不懂！
这不是鸡汤，也不是砒霜。
只是从纷繁复杂的现状中，抓住背后的暗潮涌动，分析我们将面对的未来：
社会即将分层，你将会在第几层？
1、你的下一代将被迫逃离家乡？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句话出自《圣经·马太福音》25章29节，后人以此为典故，归纳了“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马太效应是世间最冰冷的规则，却又无处不在。
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在网上大热时，以各省人口流动的大数据为依据，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
1. 大都市就像抽水机，不停地从落后省份抽取劳动力，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无数村庄和城镇凋零衰败，但东京和大阪都市圈繁华依旧。
2. 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大都市将毫不留情地吸干周边地区的血液，以便自己能够生存。
3. 残酷吗？不，因为这是年轻劳动力自己用脚（投票）投出的结果。
（图片来自“城市数据团”）
大都市拥有优质的政治资源、商业资源、教育资源、人力资源……
这些优质资源吸引着无数优秀的年轻人，而优秀的年轻人将推动大都市的繁荣发展，从而让大都市获取更多的资源，于是形成了一个优势迭代的良性循环，这就是马太效应中的强者愈强。
而由人口迁徙引申出来的推论，则更加触目惊心：
1. 你还能在这些选择（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中犹豫，说明你无比幸福，因为你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可能不会再有任何选择的机会。
2. 假如你最终选择留在了一个生活安逸风景如画的小城镇上，你也许会幸福地过完一生；
3.但在你的子女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可能他们有且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逃离他们终将衰落的家乡。
文中所谓的“无比幸福”其实“无比残酷”。
因为大都市在攫取优秀人才的同时，也在用高额的房价和户籍制度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挤到繁华都市的边缘，将他们赶到逼仄的地下室，脏乱的出租房，直到他们梦碎的那一天，收起行囊，滚回家乡，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再背起行囊，逃离家乡。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另一面，弱者愈弱。
2、越有钱收入增长越快！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汤玛斯·皮克提认为，当今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大于经济的增长率，这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
也就是说，越有钱收入增长越快！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验证了这一点。
最近30年，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收入都有所增长，但是高收入群体（政企管理者、金融从业者、IT从业者）的收入增长更快。
投资财富的积累犹如滚雪球，同样的速度下，雪球越大体积增长越快。
当王健林“先赚它个一个亿”的小目标刷屏时，你有没有算过：王健林身家2600亿，一个亿只占他总资产的0.04%，对他而言真的只是一个小目标啊！
而对于没有家产且年收入十万的年轻人而言，一个亿的小目标也不算太难，也就是不吃不喝工作1000年而已。
3、寒门再难出贵子
1980年，一个农民家的孩子踏进了北大的校门，邻里乡亲都以他为荣。
可他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
1.自己没读过课外书，跟不上同学的聊天话题；
2.穿衣搭配非常土，女生找他扛包打水，理由居然是为了让自己的男朋友休息一下；
3.做个自我介绍，也被当众嘲笑，说他普通话讲得像日语；
4.除了插秧是能手，他一样都拿不出手。
就是这样一名农家子弟，他创办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机构，他入选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业领袖”，他的名字叫俞敏洪。
寒门出贵子，逆境出英才，俞敏洪的人生经历书写了读书改变命运的传奇。
（俞敏洪照片对比）
可是，如果俞敏洪再晚生几年会怎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2005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
1. 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时代，三成以上的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2.90年代中期农家子弟的比例开始下滑；
3.2000年之后，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仅占一成多。寒门子弟进名校的通道正变得越来越窄。
农家子弟的名额都被谁占了？
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于2012年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
报告通过研究50年数据，得出了一个让全社会哗然的结论：
90年代后，考上北大的精英子弟比例快速攀升，这些社会精英只占全社会人口的1.7%，却有40%的北大学生诞生于这样的精英家庭。
寒门再难出贵子，精英扎堆进名校，这是马太效应的又一次胜利。
为什么80年代是农家子弟的黄金年代？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太效应日趋明显。
4、绝望的底层，高喊读书无用
前几天，有读者转给我一篇“半城”的文章，标题是《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在此之前，我早已在朋友圈刷到了这篇文章，因为标题实在太刺眼，而刺心的是，它反映的难道不就是现实吗？
作者余秀兰借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
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认同比例最高，于是作者用了这样的小标题来描述底层人民对待教育的态度——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作者的结论对吗？
对，虽然情理难容，但却在意料之中，不信我论证给你看：
论据之一：家里越穷，读书的代价越高。
2014年《经济学人》的一项报告指出：包括书本费用在内，高中三年的学费动辄数千美元——这往往超过了贫困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
论据之二：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2014年，瑞典隆德大学的薄家珉(Benjamin Lillebrohus)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
2012年复旦大学新招收的农村学生占比为10.36%，同济大学占比18.98%，天津大学28.14%，吉林大学32.27%，西北师范大学59.85%，南昌大学43.68%，喀什大学（原喀什师范学院）56.98%。
就像《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的那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难以被逆转。
论据之三：学校越差，越难找到好工作。
当社会的教育起点越来越高，应届毕业生越来越多时，好工作的门槛也必然越来越高。
毕业生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人才市场中所有竞争同一岗位的人，所以对于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已不再是笑话。
另一方面，无论寒门学子为上大学背了多少债，付出了多少代价，企业顶多只会表示遗憾，仅此而已。
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导致了他们对教育的绝望。
5、海淀拼娃是怎么拼的？
当“读书无用”的声音在底层日益高涨时，社会中上层却在教育的投入上更加疯狂。
今年上半年，一篇名为《北京的无奈：海淀拼娃是怎么拼的》的文章在各路家长的朋友圈疯狂转发。
当主流媒体炮轰课外班是培养应试教育的机器时，作者透露了他孩子在辅导班的课程：
语文由北大的老师上课，孩子读的是《大学》和《春秋》，但很多内容讲的其实是历史，而且是把中国历史发生的事情与外国历史横向对比，带有文化和哲学的启蒙。
英语则是新东方的名师上课，孩子从自然拼读开始，不再是死记硬背，而是在讲英语故事。
数学则是国内985名校的毕业生授课，小学低年级的奥数就足以让文科生缴枪，但孩子学会了就会有乐趣。
作者称儿子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晚上八点课外班下课，赶回家还要写作业，做完作业还要看课外书，一般是儿童读物，一周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完一套，内容包括科技、历史、地理等等。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的家长很残酷，居然把孩子逼得那么苦，说好的快乐教育呢？可更残酷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孩子自己要求的。
一般控制他晚上十点要睡觉，但他经常会比这个睡得晚，孩子才七岁啊！真的很担心，每次都对他说你不想学了课外班就不要上了，但他总是不愿意，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赢了老爸，要有他会他老爸不会的内容。
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耐人寻味：成功真的不是一代的积累。
更耐人寻味的是：龟兔赛跑，如果兔子拼命向前跑，会怎么样？
答案依然是马太效应。
6、社会越发达，阶层越固化
《人生七年》是BBC的一部纪录片，它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英国孩子，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7岁开始，每七年记录一次，一直到他们的56岁。
这项历时49年的研究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依然是富人，阶层在代际间得到了传承。
7岁本该是个天真烂漫的年纪，但不同阶层孩子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上流社会：John和Andrew就已经养成了阅读《金融时报》、《观察家》的习惯，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会上顶级的私立高中，然后读牛津大学，再然后进入政坛。
中产阶层：男孩会拥有自己的理念，如反对种族歧视，帮助有色人种；女孩则想着长大嫁人生子。
底层社会：有人希望当驯马师赚钱，有人希望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而贫民窟出生的Paul，甚至把“吃饱饭、少罚站、少被打”当成了自己的人生愿望。
49年之后，他们已是56岁。
上流社会：John成为了企业家并致力于慈善事业，Andrew成为了律所合伙人，他们的孩子继续接受着精英教育。
中产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是中产，也会有个别滑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底层社会：Paul成为了泥瓦工，Symon则成为了司机，他们生了一大堆儿女，儿女中的大部分人继续在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弯道超车，一夜暴富都成为可能，但社会一旦进入到发达又稳定的阶段，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将变得日趋明显。
哈佛公开课《公平的起点是什么》中指出：“即使是努力本身，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幸运的家庭环境。”
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布什家族”四代都是耶鲁校友，小布什在竞选的时候甚至开玩笑说：“我继承了我父亲一半的朋友。”
上层社会的人脉、财富、精英意识、教育资源等等，父传子，子传孙。
而社会中下层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所谓的“快乐教育”后，构成了新一代的社会中下层。但不管怎样，发达社会至少能为他们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
这是社会稳定的另一种形态。
7、社会即将分层，你将会在第几层？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获2016年的雨果奖。
雨果奖是世界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堪称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可《北京折叠》与其说是科幻，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社会隐喻：
顶层操控规则，中层高节奏工作，而底层的穷人，将连被剥削的价值都不再会有。
当底层人民对着邻里乡亲高喊读书无用时，阿尔法狗已经战胜了李世石，一场“人工智能”的革命正悄无声息地到来。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换人”是必然的趋势，当一批又一批“自动XX机”进入各行各业之后，社会对蓝领的需求将大幅降低。到了那一天，那些放弃教育的底层人民，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这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而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社会还有打破阶层的可能吗？
有，当然有！
即便是在阶层高度固化的英国社会，在纪录片《人生七年》中，依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阶层的天花板成功晋升精英，他就是Nicolas ——一个农夫的儿子，他考上了牛津大学，然后成为了美国名校的教授。
十四分之一，从概率上来算，约为7%。
无独有偶，全球复杂网络研究权威、美国物理学会院士巴拉巴西在《爆发》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行为的93%是可以预测的，而剩下的那7%无法预测的人则改变了世界。
书中没有给出7%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至少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世界上永远存在这样一类人，他能够超越自己的家庭、血缘、环境，他能够挣脱时代对他的束缚，让世界另眼相看，这一类人被称为英雄。
那么问题来了：社会即将分层，阶层正在固化，而你，能成为英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