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余杭，治水营城五千年！

杭州，一座因水而生的城市。

不同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这些大河文明，受天目山余脉水系的馈赠，杭州始于湿地之上。

若从“水脉”梳理杭州建城史，从良渚古国辉煌起步，到径山小古城商代水上都市；从余杭古城筑起城市千年防洪大坝到五代十国钱镠铸城；从南宋临安城繁花似锦再到明清格局稳定，杭州的建设一直沿钱塘江北部C型盆地发展，文明延续的轨迹清晰。

杭州市委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汤海孺说，治水营城是为杭州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5处世界遗产。这标志着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良渚古城正是杭州城的光辉起点。

良渚都城的选址为什么会选择天目山余脉这样一个位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目领队王宁远介绍，由于良渚社会是以玉器为特征的宗教来维系的，所以良渚的选址不仅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宗教的影响。良渚将都城选址在山地与平原的交界处，是基于对玉矿、建材和交通等多方因素的考虑。

作为营建在湿地上的早期都市，良渚特别关注水利、堆墩、湿地营城的技术与规划。“良渚人为了调节水量，特地在河流的上游修建了堤与塘，在丰水季节蓄水，枯水季节放水。”王宁远认为，良渚作为中国史前的一个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发轫，建设了完备的外围水利系统。 

5000年后的考古发现让全球惊叹。良渚人修建的阶梯式水利工程系统，庞大而复杂，它由谷口高坝、连接小山的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人工坝体、泄洪道和天然山体共同组成，储存起相当于四个西湖约6000余万立方米的水；古城遗址的外围水利系统灌溉面积超过100平方千米，是迄今所知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说，良渚人先开凿出宽敞水道将聚落群周边水系与外围水利系统，连接成了一张运力强大的水网，再将大量石材、矿产、竹木以及稻谷粮食等源源不断地运进古城。同时城内精美的手工制品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运往城外各地。“良渚古城的九个城门中，八个是水门。功能强大、结构明晰的良渚古城内外水利工程系统，为良渚古城建设和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根据碳十四测年证实，良渚古城城墙营建的年代比水坝营建的年代要晚。王宁远说，这套水利工程系统，在良渚建城之初就已经提前部署妥当了。“这是一个综合的交通、用水、调水体系。它跟城市是匹配的。没有这套水利工程系统，城市就无法运作。”

良渚文明之后，杭州这片土地似乎沉寂了1000来年，之后有明确文献的记载，就是吴越争霸的历史鸿篇。幸好距离良渚遗址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的径山发现了小古城遗址，或许能填上这段“消失的历史”。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小古城考古项目负责人罗汝鹏介绍，目前推测小古城有4个城门，都是水门。北城墙东侧的水门已经发掘，这是一处南北走向完整的木制结构设施，宽2-3米，内含结构清晰的木构件遗物，对木头的加工痕迹也保留得很好。“像水门这样的建筑，虽然在中国城市史上常见，但已发掘出的仅有个位数，而有三千年历史并且完全由木构搭建的遗迹更是极为珍贵。”罗汝鹏告诉我们，小古城北城墙的水门遗迹是国内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同类型遗存。

小古城遗址是杭州地区唯一一座已发现的商代晚期城址，年代大约距今3400—3000 年左右。它是一个“水上城市”，并且很可能是3000年前的“杭州地区的政治中心”。随着小古城的考古研究深入，或许可以为我们逐步提供当时社会是如何开展筑堤、修河、浚塘等更大规模改造自然活动的新证据。

一场史前洪水送走了良渚文明，之后就迎来了治理水患的大禹。传说中，为纪念这位天下共主的来访，当地人把他弃船上岸的地方命名为“禹航”（余杭）。这就成了杭州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名字，也是现在余杭区得名所在。

公元前222年，秦推行郡县制，设余杭县和钱唐县。此后2000多年，余杭县城几乎未变城址。

余杭县在东苕溪上游，上接天目山万山之水，下连杭、嘉、湖三府。苕溪水流至余杭，襟带山川，地势平坦，极易形成洪涝，历来“余杭之人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廓”。

东汉年间，这里启动了一项划时代的水利工程，改变了整个杭州地区的水文地理环境。而带头推进这项工程的竟然是个县令。

公元173年，余杭县令陈浑发动十万民众在县城西南筑塘围湖，建成了南湖，以分杀苕溪水势。同时还在苕溪右岸修筑大堤，使南苕溪、中苕溪和北苕溪的滔滔洪水，在瓶窑汇成东苕溪，折而向北，解除了大堤以东平原的洪涝灾害。这条大堤因位于杭州之西，加之水势凶险，被后人称为西险大塘。

苕溪洪水得到控制，余杭也迈出了成为浙北重要产粮区的关键一步。

苕溪主干道改道后，在那个陆路不发达的年代，余杭县和钱唐县还留下了一条重要的漕运通道，那就是余杭塘河。杭州市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志坚说，余杭塘河应该是东苕溪主干道北流后留下的一条支流。陈浑在开挖南湖后，还有一条下泄的西溪河，我们现在也叫沿山河，这条东去的水道与余杭塘河一南一北，共同灌溉了余杭-钱塘两县之间的千顷良田。至此，余杭县、钱唐县原本不宜农耕的滩涂，变成了肥沃的耕地和富饶的平原，人烟开始稠密起来，渐渐有了早期城市的模样。

中国水利博物馆原副馆长俞建军说，今天的苕溪是浙江八大水系中唯一向北的水系。东汉苕溪改道向北，是杭州城区格局的定鼎之作。

公元589年，隋文帝设州，州治余杭，次年平定战乱后，将州治移到了西湖边的凤凰山麓，之后大将杨素发动居民于江干之柳浦西，依凤凰山建造杭州城垣。这是杭州历史上最早建城的记载。此后千余年，吴越定首府杭州、南宋以临安为都城，杭州的中心就一直留在了那里。杭州州治的变迁，也印证了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杭州城从良渚起步，由山向水、自北而南，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随着人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与社会经济发展，杭州终于从苕溪走向江海之畔。

隋文帝开皇之治末年，隋帝国在南方所收取的税负激增。如何将这些税粮转运至北方都城大兴（西安）成了一个问题。在此背景下，隋炀帝开始组织修凿沟通的江南运河，联通杭州和镇江。

早在秦始皇南巡会稽郡时，就曾下令修建一条“通陵道”，这是江南运河的最早形态。隋炀帝充分利用历代修建开凿的水道，加以集中统一的拓宽、疏浚和沟通，这段运河成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无论在“人”字形的隋唐大运河时期，还是“弃弓走弦”的京杭大运河时期，杭州都是大运河这幅史诗般历史长卷的落款。

通过京杭大运河，浙江西端经由洛阳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东端利用运河延伸段杭甬运河将商路延伸至明州（今宁波），通向大海。杭州终成为马可·波罗笔下“世界上最华美的天城”。

从隋朝开始，钱唐和余杭两县往来不断。隋大业年间，余杭塘河为漕运而疏浚，其上游接苕溪、南湖，下游通大运河。此后，余杭、临安、於潜等地竹木山货，至余杭集散，通过余杭塘河进入钱唐县卖鱼桥等地售卖。而到南宋，两地的交往更加密切。余杭县有一个叫“灵源”的地方，建成了便民仓，一旦临安城中有需要，粮草便会通过余杭塘河迅速运抵。久而久之，灵源这一地名也被改成了“仓前”，仓前古镇因此得名。

元末，张士诚为方便往来苏杭，拓宽官塘运河，自塘栖开河至江涨桥。上塘河成为支流，新开运河取代了临平故道。明朝，新开河由杭州辐射周边的航道基本定型。清代也几次大规模浚治西湖及杭州城内外河道，给运河商旅辐辏带来极大的方便。

民国，漕运时代结束，大运河经济意义式微，但杭州段依然是交通最为繁忙的内河航道之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运河杭州段依旧是连通上海、江苏繁忙的水上运输要道。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水文化研究院教授李海静看来，目前“包邮区”四通八达的路网，就是当年江南水网密集的河道的升级版。

今天的杭州，美丽富饶，走在繁华的街道，也许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地方都曾在汹涌的钱江大潮之中。

苕溪治理后，适合耕种良田多了，随着人口稠密，向钱塘江“要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东汉年间，得益于华信等人所修筑的“防海大塘”，陆地在西湖东北一带展开，钱唐县治也顺势迁到今龙游路一带，并长期稳定下来，迈出了杭州滨江而建的第一步。

不过隋朝虽然设立了杭州城，建立了“东南大郡”，其实当时也不过就万余人家。这个城市的第一次大规模建设，发生在唐末五代时期，钱镠做了杭州刺史后。

钱镠是第一个把杭州作为“家”来系统管理这座城市的人。他首先从治水开始，以最大的力量来修筑杭州外围的海堤，这个海塘从六和塔一直到艮山门。这一来，作为杭州最大的生态威胁被降伏了，人们称他为“海龙王”。1983年，在杭州南星桥附近的江城立交桥施工现场，人们发现了五代钱氏捍海塘的遗址。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对钱塘江的治理就没有杭州城。怒潮被制服，再治理西湖。他以一个军事指挥官的风格设置了大批“撩湖兵”，疏浚西湖，在城内建百余口水井，解决了杭州城市居民饮用水的问题。当然，钱镠治水最终还是为了营城。他先后分三次建了杭州的夹城、罗城、子城，尤其是罗城的修建，奠定了杭州易守难攻的腰鼓城格局。这一城池规模为此后的宋、元、明、清的杭城奠定了基本格局。

在唐末五代这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杭州因钱王治理而成为乱世中的乐土。公元1002年，柳永路过杭州，沉醉于杭州的繁华秀美，写出了千古名篇《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钱镠王鼎盛时期，杭州城已经有居民十万户人口近50万。之后吴越纳土归宋，浙江未经战乱而入新朝，宋仁宗赵祯美名杭州“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经过多年的修缮整理，瓶窑一带的苕溪形成了独特的风景线，两边是砌得高高的大坝，坝顶有路，人可通行，如绿丝带般的苕溪水清澈见底，极富诗意。苕溪是余杭人民的母亲河，是良渚文明的滥觞地。因为有了西险大塘，苕溪以东区域才从洪水泛滥冲刷的支离破碎中解脱出来，才有了如今的余杭、杭州，乃至整个杭嘉湖平原的安宁和繁华。而如今，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余杭区西险大塘达标加固工程还在紧张进行中。工程将拼宽堤身、实现全线防渗、固基增稳等，解决原堤坝防洪标准低、存在渗漏、滑坡风险隐患等问题。完成后，防洪标准从100年一遇提高至200年一遇。

“对于西险大塘沿线6个镇街的群众来说，未来西险大塘除了重要的防洪功能外，沿岸的景致更值得期待。这里还将兼具文化、景观、休闲、运动等多元功能。”苕溪管理所原所长胡洛敏对此充满了期盼。

与此同时，在余杭中泰街道，可以见到南湖边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那里正在挖一条‘巨龙’，它将在55米深的地下，连通城西的四处低洼地带，形成一条高速水路，在汛期汇集城西的洪水，经西部群山，从九溪排入钱塘江。”胡洛敏介绍，这条“巨龙”就是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西部通道工程（以下简称“城西南排工程”）。“杭州城西的地势就像个锅底，遇上汛期，周边洪水就会聚集。随着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沿线未来科技城、之江实验室、浙大重力实验室等重大战略布局相继落户，建设与之相适应的防洪排涝工程体系显得尤为紧迫。城西南排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水文化研究院教授李海静说，“从某种意义上，这条‘巨龙’也让‘分手’1800多年的苕溪和钱塘江再次握手相连。苕溪上游的山洪水，在地下分两路可以分别汇入钱塘江。现代水利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千百年来形成的钱塘江北岸不开口子（不设排水通道）的治水历史，排水通道、西险大塘加固等水利工程建设在拱卫杭城的同时为杭州2035发展规划保驾护航。”

无论是良渚先民治水营城，汉代民众从苕溪、钱塘江夹击中突围建城，或是隋唐年间，杭州依托大运河一路繁花似锦，再到现在杭州的投入数百亿的西险大塘达标加固工程和城西南排工程。杭州的建城史，就是一部人类逐水而居、依水而兴的奋斗史。在杭州，水依城、城傍水，5000年岁月流淌，城和水的故事，依旧在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