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无诗”：明人宋诗观的逻辑悖论 | 薛泉

“宋无诗”是明人在承袭宋元时期诗学观的基础上，精心建构出的一个内涵丰富的重要诗学批评议题。它与“诗必汉魏、盛唐”相辅相成，不仅导致明代中叶主流诗风发生转向，还成为其后多种诗学理论的触发点。可以说，前七子之后，明人诗学理论的阐发，多与“宋无诗”有一定的关联。作为一种逻辑悖论，“宋无诗”本身即蕴含着“宋有诗”的因子，从而为“宋有诗”观的推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唐宋派的推崇宋诗、公安派诗“在宋、元诸大家”、钱谦益“祧唐祢宋”等诗学观的形成，皆与“宋无诗”之激发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无诗”是有明一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诗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同时还成为清代宋诗学之先鞭。因此，研究“宋无诗”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目前，对此虽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其在明代诗学批评史上的体量与地位，尚不能匹配。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证“宋绝无诗”由何人提出，以及“宋无诗”发展演变轨迹与成因等方面，而对明人“宋无诗”观的生成过程、理论内涵及渊源等问题，尚缺乏较深入细致的梳理；更鲜有研究者从逻辑悖论的维度，审视“宋无诗”对明中后期诗学理论的触发与阐释。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明人宋诗观研究的深入，故仍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提及 “ 宋无诗 ” ， 研究者自然会联想到前后七子。的确 ， 此一诗学观是在明代特定的复古文化背景下 ， 由前七子巨子李梦阳、何景明于弘治、正德年间 ， 正式命名推出的。李梦阳《潜虬山人记》有曰 ： “ 山人商宋、梁时 ， 犹学宋人诗 ， 会李子客梁 ， 谓之曰 ： ‘ 宋无诗。 ’ 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 ， 曰 ： ‘ 唐无赋哉！ ’ 问汉 ， 曰 ： ‘ 无骚哉！ ’ 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 ” 此处的 “ 山人 ” ， 指徽州歙县商人佘育。针对佘氏的 “ 学宋人诗 ” ， 李梦阳提出 “ 宋无诗 ” 观。它与 “ 唐无赋 ” 、汉 “ 无骚 ” ， 是三个相对独立的文学范畴。相较而言 ， 何景明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则更具逻辑性、系统性 ， 其《杂言十首》其五即云 ： “ 经亡而骚作 ， 骚亡而赋作 ， 赋亡而诗作。秦无经 ， 汉无骚 ， 唐无赋 ， 宋无诗。 ”“ 宋无诗 ” 可视为前七子 “ 诗必汉魏、盛唐 ” 的另一种表述或者补充 ， 它意味着对包括宋诗在内的盛唐以降诗歌 ， 尤其是宋代理学诗的极力排斥与否定。《明史 · 李梦阳传》即有言 ： “ 梦阳才思雄鸷 ， 卓然以复古自命 …… 倡言文必秦、汉 ， 诗必盛唐 ， 非是者弗道。 ”“ 非是者弗道 ” ， 即 “ 劝人勿读唐以后文 ” 。此处之 “ 文 ” ， 包括诗歌在内。何景明更明称 ： “ 宋人书不必收 ， 宋人诗不必观。 ” 王廷相《刘梅国诗集序》也称 ： “ 古人之作 ， 莫不有体 …… 又变而为陈子昂 ， 为沈宋 ， 为李杜 ， 为盛唐诸名家 ， 大历以后弗论也。 ” 大历以后的诗歌尚且 “ 弗论 ” ， 更遑论宋诗。

前七子之“宋无诗”观一经提出，在当时就引起许多文人学士的强烈共鸣。崔铣即称道：“弘治中……其时北郡李梦阳、申（信）阳何景明，协表诗法，曰：‘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二子抗节遐举，故能成章。”崔氏不仅赞同“宋无诗”观，还能身体力行，其“初年陋萎文之习，抗志古昔，自唐以后弗屑也”。胡缵宗更不止一次宣称：“唐有诗，宋、元无诗”，“唐以降无诗”。游潜进而坐实胡氏此说：“近又见胡缵宗氏作《重刻杜诗后序》，乃直谓：‘唐有诗，宋、元无诗。’”在当时，这种声音是相当普遍的，孙鑛《与余君房论文书》即云：“自空同倡为盛唐、汉魏之说，大历以下悉捐弃，天下靡然从之，此最是正路，无可议者。”孙氏所谓“天下靡然从之”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嘉靖初年。由于唐宋派的登场，“宋无诗”观遭到不小的冲击，影响力开始减弱。

嘉靖中后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崛起于文坛，他们高举前七子复古旗帜，重申“宋无诗”观。《明史·李攀龙传》称“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殷士儋也称李氏“盖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诗自天宝以下，“无足观”“不忍为”，自然无论宋诗。诸家所言确然，李攀龙《报刘子威》即云：“汉魏以逮六朝皆不可废，惟唐中叶，不堪复入耳。”“唐中叶”诗尚且不堪入耳，遑论宋诗。无怪乎王世贞称：“于鳞生平，胸中无唐以后书。”李攀龙所编《古今诗删》，于唐诗后不选宋、元诗，而直接以明诗，即是其躬践“宋无诗”的绝好明证。

王世贞也颇为推崇前七子之“宋无诗”观。他曾说：“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其《宋诗选序》更是直言：“近体非显庆而下至大历，俱亡论也。”鉴于此，他还对一些一时传诵的宋代名家名作进行了批评。他以为，林逋“一时传诵”的《梅花》诗，“暗香”“疏影”景态虽佳，然“已落异境，是许浑至语，非开元、大历人语”；至于“霜禽”“粉蝶”，乃“直五尺童耳”。欧阳修曾“自言《庐山高》《明妃曲》，李、杜所不能作”，王世贞却断言“此非公言也”，若欧阳修果真如此，也不过“是一夜郎王耳”。断定读苏轼诗，虽“见学矣，然似绝无才者”，不如读其“小文”“小词”：“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及小词，亦觉神王”。以为黄庭坚“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其诗“已堕傍生趣中”；南渡以后，陆游“颇近苏氏而粗”，杨万里、刘过“俱弗如也”。

徐中行对“宋无诗”观更是信奉至极。结识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后， 他 “遂取旧草悉焚之， 而自是诗非开元而上 ， 文非东、西京而上 ， 毋述矣 ”。其《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即有言：“王元美与余辈……听其执言惟谨， 文自西京以下 ， 诗自天宝以下不齿 ， 同盟视若金匮罔渝 ”。即谓李、何之“宋无诗”观， 经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竭力推扬 ， 已成为后七子及其追随者的共识。而且 ，“王、李之视李、何， 抑又甚焉 ”， 以至于奉之为金科玉律 ， 而 “罔渝”。对此， 廖可斌有精到的论析 ：“前七子复古派也正因为持论不十分严格， 从而分化出六朝初唐派与中唐派 ， 并最终导致了复古运动的自我泯灭。后七子复古派作家鉴于这一教训 ， 持论更严 ， 趋向更专一 ， 然而又因此走进了题材、体裁、风格更加狭窄单一的死胡同。李攀龙在复古派阵营内像一个专横的家长 ， 稍持不同意见的成员 ， 如谢榛 ， 都要受到严厉处罚。 ”

经后七子之悉力宣扬，“宋无诗”得到更多明人的呼应，一度成为晚明主流诗学观。胡应麟称：“语诗于宋、元，卑卑甚矣，即以亡诗，夫孰曰不然。”“孰曰不然”，即谓皆然，事实确然。尹守衡即云：“今天下学士大家言文者，独周、秦、东西京止耳，唐以后无文；言诗者，独唐有耳，宋、元以后无诗。”周诗雅《宋元诗三刻序》亦云：“今之言诗者，首汉、魏以及唐，辄云其道大备，至宋以后，无诗矣。”不仅如此，这种“宋无诗”观还渗透到孩童启蒙教育中：“今世五尺之童，才拈声律，便能薄弃晚唐，自傅初盛，有称大历以下，色便赧然。”足见“宋无诗”观影响之普泛、深广。即便经公安、竟陵派之冲击后，“宋无诗”观仍葆有一定的市场。天启四年（1624），马欻《小草斋诗话序》即云：“卑卑乎宋人无足论矣。”直至明末清初，陈子龙尚称：“终宋之世无诗焉。”可知，“宋无诗”观从前七子推出至明末，一直延绵不绝。

可以说，“宋无诗”在当时是一种流行时尚，这是在明代特定的复古文化背景下，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对“言理不言情”宋诗的一种特别的审视与观照，主要动机在于为“诗必汉魏、盛唐”张本，以建构其所憧憬的“盛明”文学图景与书写范式。

明人所谓“宋无诗”有其既定的言说语境，并非说宋代真的无诗。李梦阳在推出“宋无诗”观时，即有阐释：“山人尝以其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 李梦阳以为，宋人为诗不具备诗之“七难”，使诗不“昌”，流于“非色弗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是“无诗”的。同时也暗示出，“宋无诗”非宋无诗。

实际上， 李梦阳之前的贝琼 ， 对这一问题就有较直接的诠释 ， 其《乾坤清气序》有曰 ：“宋诗推苏、黄， 去李、杜为近 ， 逮宋季而无诗矣。非无诗也 ， 于二子之诗 ， 嗜而不知其味 ， 故曰无诗。 ”“宋季”与“宋”仅为时间断限长短而已， 在 “无诗”这一点上， 二者并无区别。所以谓之 “无诗”， 因此时诗作者 “于二子之诗， 嗜而不知其味 ”。“二子”， 指李白、杜甫。贝琼以为 ， 宋末之诗已缺少李、杜那种 “约乎情而反之正， 表里《国风》而薄乎《雅》《颂》 ”的诗美特质，“故曰无诗”。方孝孺《读朱子感兴诗》也有类似表述：“《三百篇》后无诗矣， 非无诗也 ， 有之而不得诗之道 ， 虽谓之无 ， 亦可也。 ”既然“《三百篇》后无诗”， 则宋诗自在其中。所谓 “不得诗之道”， 是说宋诗已背离 “增乎纲常之重， 关乎治乱之教 ”的风雅旨意。较之贝琼， 方孝孺的论说范围已经扩展到涵盖宋诗在内的《诗经》之后的诗歌 ， 同样也寓含 “宋无诗”非无诗之意。安磐《颐山诗话》则直接声明，“宋无诗”并“非真无”诗：“汉无骚， 唐无选 ， 宋无律。所谓无者 ， 非真无也 ， 或有矣而不纯 ， 或纯矣而不多。虽谓之无 ， 亦可也。 ”“宋无律”， 即宋无律诗。安氏所谓的 “无”， 实是有而不纯 ， 或者纯而不多 ， 故可忽略不计。所谓 “纯”， 也是就《诗经》风雅比兴而言。在《颐山诗话》中 ， 安磐列举出为诗在赋比兴方面的诸多难处后 ， 接着说道 ：“诗之难如此， 《三百篇》尚矣。 ”可见， 安氏论诗以《诗经》为立论根据。他承认宋诗虽不离诗比兴传统 ， 但不够纯正 ， 或虽纯但不多。不够纯正 ， 也就是 “杂”， 马欻《小草斋诗话序》即有曰 ：“谈诗者谓诗亡于宋。宋非诗亡， 诗杂也。惟其杂 ， 往往以臆出而弗轨于正。 ”

相较而言，胡缵宗对这一问题的诠释，学理性更强些：“汉、魏有诗，梁、陈、隋无诗；唐有诗，宋、元无诗。梁、陈、隋非无诗，有诗不及汉、魏耳；宋、元非无诗，有诗不及唐耳。不及唐，不可与言汉、魏矣；不及汉、魏，不可与言风雅矣。”胡氏强调宋“非无诗”，是有而不及唐。不及唐诗，即无论与汉、魏相较；不及汉、魏，那么诗之风雅也就无从谈起。即宋诗之风雅，远不及于汉魏、唐诗，故曰“宋无诗”。胡应麟称“东京后无诗矣，非无诗，诗之至弗与也”，其意也大略相同。明末的朱长春依然秉承此说，其《诗自序》有曰：“古体绝于正始，近体绝于大历，非其比咏声华之绝，施不谐而持不正也。要以古人言志理情，则为无诗。”风雅之道缺失，诗歌便易流于言理而不言情，故曰无诗。李梦阳《缶音序》早就指明，“宋人主理不主调”“主理作理语”，导致为诗缺少真情实感。诗歌本应“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何景明《汉魏诗集序》也指出：“唐诗工词，宋诗谈理，虽代有作者，而汉魏之风蔑如也。”宋诗因为谈理，少比兴而乏情致，易流于“格卑气弱”，由此而言，宋也是无诗的：“今之言诗者，首汉、魏以及唐，辄云其道大备，至宋以后，无诗矣。非无诗也，格卑气弱。”以上各家所论，比较而言，李梦阳、何景明、胡应麟注重诗之比兴传统的同时，对诗艺的关注更多一些。

可见，“宋无诗”论者多以风雅比兴作为衡量诗歌优劣的准则，以为宋诗于此或有缺失，或有而不纯，或“不及”，或“诗之至弗与”，故有“宋无诗”之论。

概而言之， 明人所谓的 “宋无诗”， 并非说宋代没有诗歌 ， 而是说宋代没有如同汉魏、盛唐那样的可供后人欣赏、学习的一流诗歌。这是很长时期内为明人所广泛接纳的一种宋诗观。这一诗学观的推出 ， 主要是为倡导汉魏、盛唐诗风 ， 使为诗不致落于 “宋调”。这是前七子为纠补当时为诗之弊病而推出的一种带有偏激性的诗学观。此诗学观的推出， 需以阅读相当数量的宋诗为基础。 释氏有言 ：“欲破彼宗， 先善彼宗。 ”“欲破彼宗”， 也应了解 “彼宗”。“宋无诗”观的推出者， 自然也熟知相当数量的宋诗。至于 “宋无诗”观的追随者， 其中多有望风捕影者 ， 盲目跟风 ， 坚信 “宋无诗”观， 而不读宋诗。明人不读古人全书 ， 不识诗文之变化 ， 与此难脱干系。屠隆《论诗文》即云 ：“李、何从宋元后， 锐志复古 ， 可谓再造乾坤手段。近代后生慕效之 ， 涉猎西京 ， 优孟《左》《史》 ， 不读古人之全书 ， 不识文章之变化 ， 亦李、何启之也。 ”

无论如何，“宋无诗”自始就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缺陷，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难以自圆其说。其一，从逻辑上说，“宋无诗”的表述是不周延的。浩瀚的宋诗中，焉知未有几首堪比或胜出唐诗者？其二，“宋无诗”推出者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存有很大落差。一方面，他们反对宋诗，倡导“宋无诗”；另一方面，创作上又不免多少染指宋诗，沾染些许“宋调”。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即云：“今仆诗不免元习，而空同近作，间入于宋。”叶燮《原诗》释之曰：“李不读唐以后书，何得有宋诗入其目中而似之邪？将未尝寓目，自为遥契吻合，则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尽非邪？既已似宋，则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进退前人邪？其故不可解也。窃以为李之斥唐以后之作者，非能深入其人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仅仿佛皮毛形似之间，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门户，压倒唐以后作者。而不知已饮食之，而役隶于其家矣！”叶燮认为，李梦阳为诗染指宋诗，有“似宋”者，无非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教人不读唐以后书，而自己却在读，故其为诗有不自觉而似宋者；其二，“遥契吻合”，即与宋人诗暗合。李氏排斥包括宋在内的“唐以后作者”，不过是欲自高其位置，以立门户而已。其学唐“仅仿佛皮毛形似之间”，排斥宋诗反而“已饮食之”，即何景明所谓的“间入于宋”。而何氏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杨慎《升庵诗话》记载，何景明“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一日，杨氏以张耒《莲花》、杜衍《雨中荷花》、刘才邵《夜度娘歌》、寇准《江南曲》四诗询问何景明：“此何人诗？”何氏答道：“唐诗也。”杨慎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何景明沉吟良久，又道：“细看亦不佳。”谜底已经揭开，事实摆在面前，何氏尚且强词夺理，真“可谓倔强”。何景明宁可违心，也不愿承认这四首诗为宋诗。这一方面见出何景明坚持“宋无诗”态度之“倔强”与绝对；另一方面也表明，有些宋诗佳作，何氏客观上也是认可的。

“宋无诗”的推出者尚且如此，盲目跟风者更可想而知。方弘静以类似杨慎的方式，诘难“以宋为诟”者，就颇能说明问题：“自北地言宋无诗，今始操笔者，以宋为诟矣；而未能辩其为唐、为宋也。余颇厌之，试举宋诗佳者，示之曰：‘此当代名卿之作，视古何如？’皆以为不减唐音，远过宋调也。余笑曰：‘此宋诗也，聊以相试耳。’自是不敢言宋无诗。”“今始操笔者”这种自我打脸的矛盾言行，客观地表明，宋诗中的一些佳作同样为七子派追随者所欣赏，尽管其内心不愿意承认。这清楚地说明，七子派及其追随者，并非缺乏诗歌鉴赏力，而是狃于“宋无诗”观之牢笼。这暴露出七子派“宋无诗”内涵的不周延性与矛盾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人“宋无诗”的观点实是一种逻辑悖论。逻辑学上所说的悖论，通常是指这样一种命题，即依据公认的逻辑推理方法，可推导出两个对立结论。其形式为：如果事件A发生，那么可推导出非A；若非A发生，则可推导出A。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宋无诗”论者，往往一方面全盘否定宋诗；另一方面，又在无意间肯定宋诗中的一些佳作，创作上甚至还有“间入于宋”的现象。

或许因此，“宋无诗”观的推出者、倡导者，晚年意识到其缺憾，便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微调。李梦阳在近四十岁时，“始悟昔年非”。他认识到一己之诗非真诗后，“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在“真诗乃在民间”理念驱使下，他开始向民歌学习。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脱却唐、宋诗之限制，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染指宋诗。

前后七子之中，王世贞之微调最具典型性。《艺苑卮言》称：“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他的这一改变发生在四十岁后，其跋李东阳拟古乐府称：“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的确，晚年的王世贞对自己过去不屑一顾的宋诗，重新予以审视，其宋诗观也发生了些许转变。其《宋诗选序》曾有言：“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而已。此语于格之外者也。”在为“惜格”而“抑宋”的同时，本着“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原则，王世贞晚年开始对苏轼的诗文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王锡爵即称其“晚而始好子瞻也”。王世贞晚年生病卧床时，“犹恒手子瞻集”。对苏轼诗文的爱好，多少会影响到其晚年诗学观与诗歌写作。孙鑛即称：“凤洲气脉本出子瞻……自谓出《国策》，正是子瞻所祖耳。”袁宗道亦称：“此老晚年全效坡公。”姑且不论王世贞诗文是否“气脉本出子瞻”，“晚年全效坡公”，但其已问鼎宋调，毋庸置疑。尽管如此，王世贞“抑宋”的观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只是有限度地接纳宋诗，这种接纳仍以“宋诗信不及唐”，“宋诗不及于唐，固也”为前提。有鉴于此，明人多主张学古应从“第一义”入手，“诗必汉魏、盛唐”，理所当然是首选。他们以为，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师古而不“乖”，在达到“效《风》《雅》，类《风》《雅》；效《离骚》《十九首》，类《离骚》《十九首》；效诸子，类诸子”效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七子派 “ 宋无诗 ” 观在引发诗坛翕然宗之的同时 ， 也有明人发出诸如 “ 谁谓宋无诗 ” ， “ 岂曰无诗 ” ， “ 不可云宋无诗也 ” 之类的不同声音 ， 尽管相对微弱。他们极力寻绎宋诗与唐诗之内在关联 ， 精心挑选出其中的类唐诗篇、诗句 ， 以对抗 “ 宋无诗 ” 观 ， 从而客观上建构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反 “ 宋无诗 ” 的逻辑言说体系。

“宋无诗”的反驳者以为，宋诗中有少量“近唐”诗作。胡应麟就称，张耒诗在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之间，“颇自闲澹平整，时近唐人”；宋郊、宋祁之“富丽”，晏殊、夏竦之“和整”，梅尧臣之“闲澹”，王安国之“丰硕”，“虽时有宋气，而多近唐人”。“时有宋气”，表明这些“近唐人”诗作，尚不够纯粹，即“不纯唐调”。胡氏就称王珪《元宵》、杨蟠《金山》、米芾《潮》、苏舜钦《长桥》，“不纯唐调”，尽管此“四诗皆全篇可观”。胡应麟批评七言诗时，挑选出诸多宋人佳句，并谓之曰“皆七言近唐句者，此外不多得也”，再次表明其所称道的宋诗，实为不可多得的“近唐人”之作。直至明末，谢肇淛尚称韩琦的《雪霁登秘阁》《重九别诸亲》诗，“才情声调，差为近唐”。许学夷也称：“东坡云‘欧阳子诗赋似李白’，此以诸体近唐调者言之。”所谓“唐调”诗，即费经虞所称道的“秀润温厚蕴藉，高洁闲雅，不涉议论，使人悠然自适”之作。可知，诗“近唐人”实是明人批评宋诗的一条重要准则。

那些“近唐调者”中，又“往往有可参唐集者”，再往前一步便是“不减唐人”，明人于此尤其热衷。瞿佑《鼓吹续音》即称：“故于序文备举前后二朝诸家所长，不减于唐者。附以己见，而请观者参焉。”单宇也称刘子翚《汴京纪事绝句》二十首中的四首（首句分别为“空嗟覆鼎误前朝”“万炬银灯锦绣围”“梁园歌舞足风流”“辇毂繁华事可伤”），“可谓不减唐人”。王朝佐认定，翁卷的《游雁荡》诗“不减唐人”。杨慎也认定，寇准的《南浦》诗“妙处不减唐人”。直至明末，赵士喆尚称文天祥的“五言律七言绝，其佳者不减唐人，五言古七言歌行，遂逼真老杜矣”。“遂逼真老杜”，亦即“不减唐人”。“不减唐人”又与“不减唐调”意同。谢榛引《闲谈录》即称葛天民《尝北梨》中的“甘酸尚带中原味，肠断春风不见花”诗句，“意婉味长，不减唐调”。李维桢也称林逋的“夕寒山翠重，秋净雁行高”“青山连石埭，春水入柴扉”“桥边野水通渔路，篱外青山见寺邻”等五七言诗句，“已不减唐调”。

“不减唐人”“不减唐调”，自然也就无愧于唐人。杨慎就称赞刘敞“凉风响高树，清露坠明河。虽复夏夜短，已觉秋气多。艳肤丽华烛，皓齿扬清歌。临觞不肯醉，奈此粲者何”这首《喜雨》诗，“无愧唐人”，并因此而声称：“不可云宋无诗也。”胡应麟随即附和道：“此首杨谓无愧唐人，在刘尤不易也。”都穆也断定，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范成大、陆游等人，“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这就是说，在一些明人看来，有些宋人诗已达到唐诗水准。江盈科《雪涛诗评》即称岳飞《送张参谋北伐》一诗，“绝是唐调”。“绝是唐调”，即谓之已“脱尽宋人本色”。杨慎又称岳飞《湖南僧寺》中的“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诗句，“唐之名家，不过如此”。胡应麟转引杨氏此评语，表述稍微有差异：“杨用修摘其‘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以为唐名家不能过，信佳句也。”但这不妨碍二人称誉岳飞此诗已经达到唐诗名家水准。

宋人诗中，不仅有“唐名家不能过”者，还有超越唐诗之作。杨慎以为，谢翱《鸿门宴》一诗已胜过李贺同名作品：“此诗虽使李贺复生，亦当心服。李贺集中亦有《鸿门宴》一篇，不及此远甚，可谓青出于蓝矣。”周诗雅称苏轼“奔流浩放”、黄庭坚“峭激严核”之作，“杂之于唐，且逾晚而中、盛矣”。唐顺之也称黄庭坚诗“真有凭虚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尝食烟火食者，唐人盖绝未见有到此者也。虽韦苏州之高洁，亦须让出一头地耳，试具眼参之”。在唐氏看来，黄诗之“高洁”已远在唐人之上，连韦应物也无出其右，甚至还开拓出唐诗未有的境界。胡应麟《诗薮》言之益明：“南渡人才，远非前宋之比，乃谈诗独冠古今。严羽卿崛起烬余，涤除榛棘，如西来一苇，大畅玄风……刘辰翁虽道越中庸，其玄见邃览，往往绝人，自是教外别传，骚场巨目。刘坦之虽识非高邈，《风雅》一编，大本卓尔，初学入手，所当亟知。三家皆唐世未有。”三家之中，严羽“大畅玄风”以禅论诗，倡“妙悟说”，刘辰翁与之一脉相承，“自是教外别传”；刘坦之《风雅》一编，以道德学问为根本。论诗与诗作上，“三家皆唐世未有”，唐人自然无法与之比肩。这是已具有“宋调”的开拓性超越，外透出胡应麟对“宋调”一定程度的认可。

当然，有“唐调”的宋诗中，明人更中意那些追摹盛唐的诗作。这从周诗雅称苏、黄之诗“逾晚而中、盛矣”的话语，可约略窥知。杨慎称谢翱的“驿花残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气浮秋井，阴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鸡啼苎萝”，“戍近风鸣柝，江空雨送船”，“邻逋灯下索，乡梦戍边回”等律诗句，“虽未足望开元、天宝之萧墙，而可以据长庆、宝历之上座矣”。这已暗示出：宋诗中的直追盛唐者，方为上乘之作。“直追盛唐”的一种境界是“去盛唐不远”，即“近盛唐”。胡应麟就称梅尧臣“山色临关险，河声出地长”“陇云连塞起，渭水入关流”诗句，“皆去盛唐不远”；称宋祁“春色依林动，晨烟傍戍浮”，刘筠“雨势宫城阔，秋声禁树多”诗句，“亦颇近盛唐”。“颇近盛唐”若再上一个台阶，即为“不减盛唐”。杨慎便称杨简《慈湖抚琴行》“不减盛唐”。“不减盛唐”再前进一步，便是极类盛唐。张琦《论诗》即谓严羽“学盛唐，律绝极类真”。而“极类真”者，方有可能“优入盛唐”。胡应麟云：“胡武平：‘西北浮云连魏阙，东南初日满秦楼。’上句用‘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语，下句用‘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语，联合成句，词意天然，读之绝不类引用昔人者。而兴象高远，优入盛唐。”胡武平，即胡宿。这两句诗出自胡氏《津亭》诗。“优入盛唐”，即出类拔萃，与“盛唐所同者”。故胡应麟又称王安石“地盘三楚大，天入五湖低”，欧阳修“万国车书会，中天象魏雄”，唐庚“关河先垄远，天地小臣孤”，石延年“独乘金厩马，遥领铁林兵”等诗句，“得杜之正，盛唐所同者也”。也正因此，此类宋诗杂之于盛唐诗中，可以乱真。杨慎就曾称许文与可《咏闲乐》《过友人溪居》《晚次江上》《玉峰园避暑值雨》《极寒》《江上主人》《咏梨花》《咏杏花》八首诗，“置之开元诸公集中，殆不可别”。

不过，明人这些论调，皆基于宋诗整体不及唐诗的特定前提之下，只是有限度地认可宋诗中的“类唐”者而已。故而他们称，此类“有唐味”的宋诗并“不多得”，可谓宋人“趋步唐人”的“间得音响”，应属于唐诗的范畴，不当以宋诗视之。 杨慎就明言：“谢皋羽《晞发集》诗皆精致奇峭，有唐人风，未可例于宋视之也。”这等于是说，有唐人之风的宋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宋诗，不可以宋诗的标准衡量。胡应麟也指出，若梅尧臣之学唐，陈与义之学杜，“皆铮铮跃出，庸讵可以宋概耶”？因文天祥《吟啸集》《指南集》《集杜诗》，“其佳者不减唐人”，赵士喆也索性直接宣称：“不可以宋人目也。”退一步说，即使“稍异唐人者，情致不足”的宋诗，也“不可全以宋目之”。明末清初的陆世仪将此类宋诗命名为“宋人唐诗”。陆氏反对诗分唐、宋，其“意欲选唐人宋诗、宋人唐诗，以破当世之成见”。所谓“宋人唐诗”，即“有唐人风”的宋诗。钱锺书“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之论，或许由陆氏启迪而发。

反“宋无诗”者，还刻意发掘唐诗中的“极恶劣者”，来驳斥“诗必汉魏、盛唐”，以瓦解“宋无诗”的理论根基。杨慎《劣唐诗》即有曰：“学诗者动辄言唐诗，便以为好，不思唐人有极恶劣者。”杨氏以具体的诗人诗句为例，将唐诗中的“极恶劣者”分为三类：其一，“盛唐之晚唐”，即盛唐诗人写出具有晚唐格调的诗者，如薛逢、戎昱；其二，“晚唐之下者”，如罗隐、杜荀鹤；其三，晚唐之“下下者”，如李山甫、卢延逊。此为杨氏一家言论，不见得公允。如被其视作“下净优人口中语”的“水牛浮鼻渡，沙鸟点头行”诗句，也算不得下等劣诗。尽管如是，却道出了唐诗并非皆为佳作的事实。费经虞也颇认可此说：“殊不晓晚唐亦有如许不佳处。”岂止晚唐诗有“不佳处”，初、中、盛唐，亦有之。稍早于费经虞的陈仁锡，其《续古文奇赏序》就称“唐诗不尽佳”，尽管其认定“唐以后无诗”。从本质上说，“唐诗不尽佳”可认为是对“宋无诗”的一种间接性否定。如果说，对宋诗中“有唐人风”者的称许是明人客观上建构反“宋无诗”的“立”的一面，那么“劣唐诗”就是其“破”的一面。

真正大力宣称宋诗优于唐诗者，要等到公安派的袁宏道登上文坛。诗“在宋、元诸大家”说的问世，标志着论者开始将宋诗与唐诗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宋诗终于有机会摆脱与唐诗比附的命运，向创建属于自己的评判标准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即所谓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也为明人进一步深入探讨宋诗，提供了可能。 至此，明代反“宋无诗”者实已客观上建构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反“宋无诗”的逻辑言说体系，大致可归纳为：“谁谓宋无诗”—“不减唐人”—“无愧于唐人”—“唐名家不能过”—“唐人不及远甚”—“唐世未有”—诗“在宋、元诸大家”。简言之，即接近唐诗—追平唐诗—超越唐诗。当然，此仅就少数宋诗之优者而言。

明人反对“宋无诗”者所精心择选出的“有唐人风”的宋诗，无疑要受个人学识、眼界等因素的制约。杨慎于此感触良深：“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如此，反“宋无诗”者之所选所评，不免带有些许偏颇。至于首倡诗“在宋、元诸大家”的袁宏道，其论说之偏激更不言而喻。虽然如此，这一相对完整的逻辑言说体系，仍不失为考察明人诗学批评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

“宋无诗”观虽由明人正式命名推出，但其理论渊源有自，大致可溯至南宋时的唐、宋诗之争，即首先始于宋人对本朝诗的批评。对此加以发掘，可对明人之宋诗观及诗学批评有更深入的理解。

张戒是较早批判本朝诗人诗作者，其《岁寒堂诗话》卷上云：“《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张氏以为，诗“坏于苏、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以议论作诗”与用“奇字”：“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其二，“用事押韵之工”：“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以上二者略有交叉，用“奇字”就有涵盖“押韵之工”的因子。之所以开列如此，主要为行文之便。这种批判意识，包恢表现得益趋浓厚，且主要聚焦于押奇韵、用巧字与书写内容之狭窄。《书侯体仁存拙稿后》即曰：“尝闻之曰：江左齐、梁，竞争一韵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风云之形状。至唐末，则益多小巧，甚至于近鄙俚。迄于今，则弊尤极矣。”包恢为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其谓宋诗“弊尤极矣”，为南宋中后期之事。此时宋诗之“小巧”“近鄙俚”积弊已深，更有甚于唐末。刘克庄也有不看好宋人诗的一面，其序林希逸《竹溪诗》即云：“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者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自二三巨儒及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在刘氏看来，宋人有关“尚理致”“负材力”“逞辨博”之类的诗，不过是“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根本算不上诗，虽多犹无，故他直接将其拒之于诗苑之外。这差不多否定了除少数“巨儒”“大作家”外的所有宋诗。

相较而论，严羽对宋诗的批评更具深度与理论性。其《沧浪诗话·诗辨》称：“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严氏此论虽是在前人基础上而发，但更具学理性、系统性。此论主要聚焦于江西诗派及其末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可谓号准了宋诗的脉搏。也正因此，导致宋诗言理不言情，比兴风雅缺失。至于其末流，更流于“以骂詈为诗”，成为诗之“一厄”。既然如此，宋诗自不必学。陆文圭《跋陈元复诗稿》即云：“诗未易学也。《骚》《选》而下，徐、庾不必学；盛唐而下，温、李不必学；苏、黄而下，江西不必学。下是，非诗矣。”陆氏断言，苏、黄而下的江西诗派，其诗不必再学，“下是”者，即“非诗”。此说源于朱熹，故其又补充道：“非吾之说，考亭之说也。”“非诗”，实即“无诗”。宋末元初的熊禾，隐约地提出宋末“无诗”说：“近代诗人，格力微弱，骎骎晚唐、五季之风，虽谓之无诗，可也。”“虽谓之无诗，可也”，针对的主要是宋末，系就时人学晚唐诗风所致“格力微弱”而言。这与下文要提及的明初人“宋季无诗”说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妨视为明人“宋无诗”观之滥觞。可以说，熊禾之说奠定了明人“宋无诗”观的理论基石。

总体上看，宋人从表现手法、诗作内容、艺术风格等层面，较为全面地批评了宋诗。这为明人“宋无诗”观的推出，提供了诗学批评实践与理论基础。

关于明人“宋无诗”观，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由明初刘嵩提出，主要依据于永乐十一年（1413）黄容为孟桓撰《江雨轩诗序》所引刘嵩话语：“近世有刘嵩者，以一言断绝宋代，曰宋绝无诗。”然而现存的相关文献中，除此却查检不到刘嵩另有“宋绝无诗”之言论。故刘氏是否真有此说尚不得而知，毕竟孤证难立。但刘嵩确有与之相关的宋诗“不足征”言论。洪武十三年（1380），其为林鸿所撰《鸣盛集序》有言：“诗家者流……至开元、天宝间……于是气韵、声律，粲然大备。及列而为大历，降而为晚唐，愈变而愈下。迨夫宋，则不足征矣。”宋诗“不足征”，或许为黄容批评刘氏“宋绝无诗”之所本，指宋诗不足以供后人取法，故不值一提。刘嵩因不取法宋诗，遭到黄容极力排击：“若刘子高不取宋诗，而浦阳黄容极非之。”“不取宋诗”，即谓宋诗“不足征”。

当时持此观念者大有人在，且已形成一种风气。与刘嵩同时而稍早的周霆震，其《刘遂志诗序》即曰：“近年风气益漓，士习好异，妄庸辈剽闻先进一二语，遂谓宋诗举不足观，弃去之惟恐不远，专务直致，傲然自列于唐人。后生小子争慕效之，相率以归于浅陋。诗之道固若是乎哉？”周氏言论有为宋诗鸣不平之意，从中亦见“妄庸辈”对宋诗的全然否定。“妄庸辈”所谓“宋诗举不足观”，与“宋绝无诗”本质上别无二致。此论还引发“后生小子”的争相慕效，这在同时代的贝琼那里可得以佐证。洪武十年（1377），贝琼为林显之撰写的《陇上白云诗稿序》，在称道李孝光、杨维桢、张雨、张翥等人“以乐府唱酬，金舂玉应，骎骎然有李、杜之气骨”的同时，还谓“熙宁、元丰诸家为不足法”。苏轼、黄庭坚等为熙宁、元丰之大家，其诗尚且“不足法”，勿论他人。贝琼本人也赞成“宋无诗”，尤其是宋末无诗，其《乾坤清气序》就称：“诗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诗，称李太白、杜少陵而止……长庆以降，已不复论。宋诗推苏、黄，去李、杜为近，逮宋季而无诗矣。”贝琼虽不全拒宋诗，但其强调的“宋季无诗”较之于“宋无诗”，仅是压缩了时间断限，且与“宋无诗”的正式命名仅一步之遥。

永乐九年（1411）春，林环序王恭《白云樵唱集》，又有“宋、元而下，不论也”之言论：“永乐四年，朝廷方开石渠，广延天下士，先生以荐至，相见于玉堂之署……因坐与之谈诗，其论五七言长歌、律、绝句，则一欲追唐开元、天宝、大历诸君子，而五言、五选，则时或祖汉、魏、六朝诸作者而为之，宋、元而下，不论也。”这不妨视为“宋无诗”的一种别样表述。与此相近，董纪又提出了诗“坏于宋”之说，其《题瞻山赖实父诗集后》称，“诗自《三百篇》后，变而为五、七言，盛于唐，坏于宋，不易之论也”，并着重指出，至宋理宗宝祐年间（1253-1258），“诗法坏已极”。这与贝琼的“宋季无诗”说，大略相同。

瞿佑在成书于洪熙元年（1425）的《归田诗话》中批评当时文坛风尚时，也言及诗“坏于宋之说”：“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辞，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于宋则弃不取”“坏于宋”，皆等于说“宋无诗”。此也非个别现象，而是“众口一辞”。瞿氏之论虽有涉夸张，但也呈露出当时“宋无诗”观影响之广泛。既然诗“坏于宋”，那么宋诗理应摒弃不学。周叙成书于正统十三年（1448）的《诗学梯航》即有言：“宜将宋人之诗一切屏去，不令接于吾目，使不相渐染其恶，庶得以遂吾之天。不然一论于彼，虽竭大湖波，徒费煎涤矣。”将宋诗“一切屏去，不令接于吾目”，俨然是“宋无诗”论调。周氏也尤为憎恶宋末之诗：“逮末年，咸淳之声出，诗之厄运已极，质之风雅，盖荡然矣。”“咸淳之声出”句下有注语：“宋末年至咸淳，诗文大坏，时谓之咸淳声。”咸淳（1265-1274），南宋度宗赵禥的年号。此论可视为“宋季无诗”、诗“坏于宋之说”的诠释与翻版。

可知，“宋无诗”观萌芽于南宋，在前七子之前，“宋无诗”已有其实，但尚未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称谓。李梦阳、何景明在前人言说的基础上，正式命名推出了明人“宋无诗”观，并加以绝对化。后七子又重申之，且更趋于极端化。

明人“宋无诗”观的正式推出，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探索过程。在明代特定的复古文化背景下，在承袭宋、元人批判、否认宋诗的基础上，其由李梦阳、何景明正式凝结，这是对宋、元以来扬唐抑宋诗学理论的一种高度总结。其与“诗必汉魏、盛唐”的诗学主张相得益彰，成为七子派倡导汉魏、盛唐诗风，建构其所企慕的盛世文学蓝图与书写范式之利器。明中后期主流诗风之转向，与此密切相关。明人“宋无诗”观的表述有其特定的言说语境，主要针对汉魏、唐诗而论，并非说宋代真的没有诗歌，而是说宋代没有汉魏、盛唐那样的可以供效法的第一流诗歌。明人“宋无诗”观实质上是一种逻辑悖论，其言说本身又蕴含“宋有诗”的因子，这为反“宋无诗”者提供了反驳的契机，进而在客观上建构起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言说体系，尽管其有不尽合理处。 作为一种逻辑悖论，明人“宋无诗”观为“宋有诗”观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与触发点，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明人宋诗观的理论内涵，成为考察明人宋诗观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它同时也为有清一代宋诗学之兴盛奠定了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当然，对于明人“宋无诗”观所引发的某些负面效应，也是不应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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