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陈昱璇在路上花了快两天。火车到站后，她还得转三趟汽车，一路颠簸回村里。本来是奔波的旅行，因为一通电话而变得不同。
就在11月27日上午，已经在火车上呆了一晚的陈昱璇接到罗德理事会的通知。经过近一个多月的选拔，陈昱璇成为中国第二批罗德学者之一。回想当时的场景，陈昱璇说，她当时恨不得立马把消息“昭告天下”。
在浦东机场候机的徐铌也接到了通知。对方问是他否愿意接受罗德奖学金时，徐铌说自己激动到有种“被意中人求婚”的错觉。
除了徐铌和陈昱璇，黄钦和江熹霖也成为了今年中国地区的罗德学者。每年录取率只有0.7%的罗德奖学金，由这四位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获得。明年，他们将去牛津大学深造，5万英镑的奖学金免去了学费、生活费等大部分开支。
他们的前辈里不乏一些世界级大咖：美国第42届总统比尔·克林顿，青霉素的发现者霍华德·弗洛里和麦肯锡全球总裁鲍达民等等。
这可能是英国矿产业大亨西塞尔·罗德没想到的。112年前，根据他遗嘱设立的罗德奖学金，在一个世纪里培养了近8000名学者。这些人成为各个领域的领袖和精英，也做出过载入史册的贡献。去年，罗德奖学金来到中国，希望在这里的年轻人中“豪赌”一把，寻找未来可能成为领袖的青年们。
当然，他们也带来了严格的评选条件。申请人首先要达到牛津大学的录取基础标准，此外还需要有出色的学术素养、运动或艺术潜力、以及内在品格。申请人的年龄被限定在25岁以下，他们必须在第二年开学前完成本科学业。
能去牛津，一定是学神级的人物。事实上，这四位的本科背景就足以让毕业高中把他们的大头照放进荣誉栏里。
陈昱璇和黄钦同级，他们都来自清华大学。陈昱璇毕业于英语专业，因为对社会学和公共政策感兴趣，她去过英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孟加拉等国家，考察当地的公共服务和教育体系。
黄钦从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后，走了一条跨专业的学术之路。2015年他获得牛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去英国攻读政治哲学硕士。
徐铌和江熹霖则不同，他们正在经历本科的毕业季。徐铌在北大就读临床医学专业，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在国际顶级期刊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
江熹霖的履历看起来更像是优秀大学生的模板。在复旦生命科学学院，他的成绩常年排在年级第一。因为擅长中距离跑，在上海市大学生田径锦标赛里，他包揽过各类项目的奖牌。
即便这些成就牛得不像话，但他们对“学霸”却没有多少身份认同。
江熹霖认为自己成绩好只是因为“考试能力还不错”。他说这话时，还会腼腆地挠挠头。黄钦对“学霸”这词有些陌生：“好像从没有人这么评论过我。”陈昱璇听到这个问题笑出了声：“不，我是学渣。”而徐铌会稍显严肃的答道：“我是那种能考90分也不愿为满分多花精力的人。”
如果说学霸能为了考高分而拼命学习，那在国内的顶尖高校里，这样的人太多。他们是通宵自习室的常客，在图书馆有“固定专座”，不放过每一个课间跟老师聊几句，只要有学术交流机会就会冲到最前面。相比他们，这四位年轻人更像是活在主流之外。
黄钦刚进清华时，发现这里跟高中老师说得不太一样。“高考是结束了，但生活一点都没变得轻松。每个人都很着急，但我不懂他们在急什么。”在一群更优秀的人里，他有些找不准自己。身边的同学不仅成绩优秀，还有个人特长，会围棋、唱歌，有些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最恐怖的是他们还那么努力。”
黄钦复读过一年，虽然经历曲折，但目标很明确：“考上好学校，我的人生就解放了。”但上了清华他才意识到，找工作和买房也同样重要。大一上半年，黄钦常常去隔壁的人大找高中同学吃麻辣烫缓解压力，直到第二学期才和室友们稍稍热络起来。
在经济管理学院，有个放不上台面的排序。一流的毕业生去国际投行或私募公司，中等学生去做咨询或者国内投行，稍逊色一些的选择咨询公司和外企，最不济也得是国企、四大行。如果按照这个排序，黄钦认为自己就是个异类。
大二时，他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全是和经管不搭边的通识课，《心理学概论》、《中国文明》和《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等。“怎样的社会是好的？好像突然意识到不能粗暴地通过个人好恶、利益权衡和有限经历去思考这些。”
大三去海外交流时，黄钦的课程表里五门有三门是哲学，暑假时还申请去牛津的课题组做研究。毕业季，当身边人们忙着找高薪工作时，他离开了这块“就业高地”，彻底走了另外一条路。
江熹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虽然常常常被称“学霸”，但他发现自己也不是什么都擅长。
他对生物的启蒙课是从初中抓螳螂开始。“每一只都不同，他们的拟态很神奇，藏在树枝里的就真的和树枝一模样。”
直到进大学后，他才发现当初的热爱显得有些天真。生物学研究是门体力活，学术成就多半建立在做了多少实验上，而他高估了自己的定性。
或许是精力太旺盛，或许是性子太急，江熹霖发现为一个实验结果等上半个小时，中间什么都不能做，“这很令人烦躁”。生物学惯有的学术“套路”也让他有些不解。“生物体那么复杂，为什么我们的关注点大部分却围绕在单个分子或细胞上？”坚持把实操内容学完后，他决定换个方向。
江熹霖考虑过转数学系。他在抽象的公式和模型里能找到挑战感。“每天花两小时，一本生物书一周就能读完，但数学书上的一个定理可能就得花上三、四天。”然而，纯粹的数学理论也似乎不对他的胃口。“我会老想着，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直到大三接触生物统计学时，他才找对方向。同样是在毕业季，身边人忙着出国申请、找工作时，他还在学校补修数学课。
按照顺理成章的专业发展，黄钦和江熹霖都没有走寻常路。而另外两位也没那么典型。陈昱璇说自己毕业之后一直陷在“Gap Year”(间隔年)中，而徐铌为了把研究做下去，还以病假为由头休学过一年。
特立独行是他们被罗德选中的关键吗?这样解释未免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找准方向前，没有随大流
徐铌的人生规划从上高中就开始了。通过生物竞赛，他拿到北大医学院的保送资格。因为对脑外科感兴趣，接触神经生物学之后开始了疼痛研究。
反转的是，大二那年，他自己成了一名病患。每天腹泻6-10次，便中带血，检查后发现是患上溃疡性结肠炎。针对这种慢性病的治疗，病程漫长，期间还会反复发作。“每天吃药跟吃饭一样。”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到大三把医学基础课程学完，并且将疼痛课题的研究也捣腾出了眉目。
此时，他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医学院安排的流程紧凑，学生大四就开始去医院实习，但徐铌的研究还没有完成。如果去实习，研究就会断档，两年成果只有打水漂。这时，他还申请到牛津的研修机会。再三考虑之后，他决定以生病为由休学一年，带着200枚药片和一堆行李，踏上了去牛津的路。
白天结束了实验室的工作后，徐铌会马不停蹄的钻进图书馆，一直到深夜。实验室的前辈都很震惊：“这个中国小伙子怎么老呆图书馆啊？”他的研究成果最终顺利在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发表,不仅揭示了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机制，还研发出新型镇痛药物。在牛津的这一百多天里，徐铌只在生日那天出过牛津校园。
这段经历让他对“疼痛”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在后来转向精神病学的研究时，他总是能很耐心的跟病患沟通对方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感觉。实验有时候进展不太顺利，在为罗德奖学金申请做准备时，他也被托福考试虐得很惨，但这些他都熬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