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的五种常用手法

“非虚构文学”概念的生成主要受到美国非虚构小说的启发。1959年美国堪萨斯州发生一起震惊全美的凶杀案，作者受《纽约客》杂志之托到堪萨斯撰写报道整个谋杀案件的纪实文章，卡波特与助手哈珀在当地开始了细心调查，意图从当地人身上找出藏在这起谋杀案背后的故事。他们花了六年的时间调查这起案件，首先跟踪调查了被害者的邻居、被害者的雇员的反应，同时，也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耐心而投入地与两位蹲在大牢里等待被处死的凶犯详细长谈。杜鲁门·卡特波以独特的写作视角、全新的文学手法、厚重的社会良知，将一出真实的灭门血案的调查结果写成《冷血》。这部作品取材于真实的案例，但作者是一个小说家，使用文学的手法对之进行了改编，导致这一事件具备了新闻报道与法律陈词所无法表达的复杂性，卡波特干脆称之为“非虚构小说”。这一名称沿用至今，成为一种文学类型的重要命名。

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也属于“非虚构小说”。1951年1月的礼拜一上午，马尔克斯的朋友卡耶塔诺被奇卡兄弟杀死。为了讲述这桩案件，马尔克斯重返当年事故发生的小镇，一一寻访事故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在被刺杀的朋友的母亲、因不洁之身被退回娘家的曾经的新娘、直接导致凶案的两兄弟和所有事先知晓即将发生凶杀案的小镇居民等人的口中慢慢拼凑出事实的真相，经过30年的调查和思考，马尔克斯终于找到这出悲剧的关键。1981年3月，马尔克斯写成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是他继《百年孤独》之后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小说，为作家隔年（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非虚构写作中，不能只是通过对事件的概括和总结来记述故事，而应该通过一个个场景来展现情节的发展。 还原场景，是非虚构叙事具有可读性最重要的一个诀窍。 比如李娟的《羊道》，此文虽然是对日常生活的记述，但不仅没有陷入流水账，反而十分吸引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她的文字的着力点始终是放在对场景的描写之上。例如，在《羊道·夏牧场》第二节:我们刚搬到冬库尔之时，邻居让两个孩子（一个三四岁、一个五六岁）给我们送来酸奶和食物：

这时大的那个先走到地方，找了一块空地小心翼翼地放下暖瓶，为防止没放稳，还用手晃了晃，挪了挪位置。然后去接小妹妹手里的餐布包。她一转身，脚后跟一踢……噼啪!哗啦啦……只见浅褐色的香喷喷、烫乎乎的奶茶在草地上溅开，银光闪闪的瓶胆碎片哗啦哗啦流了出来——刹那间什么也不剩下了!亏她刚才还小心了又小心!

我们第一反应是太可乐了，便大笑起来。转念一想，有什么可笑的啊，又冷又饿又正下着雨，茶也没得喝了，多么糟糕的事情啊!于是纷纷垮下脸叹气不已。

但是叹了一会儿气，又觉得实在是好笑，忍不住又笑了。

但是，半个小时后，两个孩子的怀孕的母亲，又亲自拎着暖瓶送来奶茶。

作者通过这两个场景的描写，就生动而又自然地表现了哈萨克族淳朴的民风，读者读到此，不仅为这两个孩子而感动，也会忍不住对哈萨克族的民风发出赞叹。

新闻写作极少运用对话，绝大多数时候是“直来直去”。故事性较强的新闻也只是偶尔少量运用对话。小说中大量运用对话，其目的是塑造人物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但是， 非虚构写作中的对话，往往为了还原故事的本来状态，就充分让人物发声，让故事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在对话中得到自然呈现。 对话越是充分的非虚构叙事，越是接近小说。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盖楼记》《拆楼记》《生死十日谈》，等等。

虽然这算不上什么新技巧，但是非虚构写作“已经使这种描写达到了不同寻常程度的心理深度”。 正是这一技巧，使得作者的文字和读者的心灵能够抵达新闻报道和小说想象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比如在《羊道·冬牧场》“最重要的羊粪”一节，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羊粪对于人和羊群的作用、人们清理羊圈的辛苦、反复扩充羊圈的烦琐，等等，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出现……在写到牧人在沙漠中所住的地窝子的情况时，李娟是这样描述的：

“生活在羊粪堆里”听起来很难接受，事实上羊粪实在是个好东西。它不但是我们在沙漠中唯一的建筑材料，更是难以替代的建筑材料——在寒冷漫长的冬天里，再没有什么能像动物粪便那样，神奇地、源源不断地散发热量——最深刻的体会是在那些赶羊入圈的夜里，北风呼啸，冻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脸像被揍过一拳似的疼。但一靠近羊圈厚厚的羊粪墙，寒意立刻止步，和平的暖意围裹上来。

在这里，作者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天然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直接感受到游牧民族生活的艰辛与性格的坚韧。

作者“通过特殊人物的眼睛向读者呈现所有的场面，使读者感觉到像是进入了人物心理的内部”“这种描写是通过其他人物的一些观点，即通过各种不同角度的观察来使读者了解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特征的”。

在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中，也十分强调不同的观察角度，从不同角度表现人物和事情。这也符合生活的逻辑，不同人面对同一对象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想法。这一点在《梁庄》的写作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例如，在《梁庄》的“现任支书：谁干谁累死”一节，通过现任支书的诉苦和自我美化的倾向，乡党委书记对村长的态度，父亲、哥哥对村长的不同看法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一个乡村干部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具有代表性。而在未删节的单行本《中国在梁庄》中，还有父亲、老支书和县委书记对于乡村政治的看法，与现任支书的讲述一起构成了“多声部”，全面揭示了乡村政治内在的变化和种种难以破解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