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 | 刘俏：高质量发展呼唤怎样的企业？

四十年，中国企业从小到大，上演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成长故事，也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这其中是否有堪称伟大的企业？ 如今，“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期，我们又需要怎样的企业？

刘俏： 每一年《财富》杂志都会有一个全球五百强的排行榜，我们既然有120家所谓的五百强企业，为什么我们还讲中国需要伟大企业？“大”跟“伟大”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规模上的“大”，与能够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它们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大家经常会问，你怎么定义伟大企业？如果从财务、从经济学角度讲，我们把那些能够长时间持续创造价值，给股东、投资方、消费者和员工提供合理回报的这些企业，称之为伟大企业。

大量研究显示，一个企业如果能够长时期保持比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具备创造价值的强大能力，那么这种企业可能就符合我们讲到的伟大企业的范畴。

回顾整个企业史过去的一两百年，什么样的企业真正做到了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成为大家公认的伟大企业？有两个例子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通用电气，就是GE。大家可以思考，过去130年时间里面，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产品，对人类的生活质量改变最大？电，电对人类生活改变是非常大的，通用电气是一个围绕电来做业务的企业。它最早的创始人是爱迪生，他有一个理念：凡是电所到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业务可以扩展的方向，我们通过电来给人类提供更美好的生活。

通用电气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一百年时间里，一直保持将近20%以上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就是每一块钱的资本投入进去，能产生两毛钱的税后利润。对于一个体量如此之大，业务品类如此之多的工业企业，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的盈利和估值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这是它成功的一个原因。

背后的秘籍在什么地方？ 原因很简单，它就围绕着“电”这个主线，来实现比较好的价值创造能力。

通用电气现在有很大的争议性，2018年6月，它现在因为表现不太好，最终被道琼斯工业指数踢出来了。咱们国内很多媒体，或者说是一些企业家认为，这表示通用电气的失败。但事实上，这家企业在过去130多年的历史当中，类似的调整有很多次。很长一段时间，通用电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业绩和将价值创造作为主要诉求的企业文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IBM。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在高科技领域做得比较好的企业。但IBM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20世纪90年代初，IBM有一些 “颠覆式创新”产品出现，比如个人电脑。个人电脑在性价比方面，在当时的运用能力方面，已经开始能够替代IBM传统产品，比如小型机、中型机甚至大型机。

大概从1990年到1993年，IBM连续亏损，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认为这个企业还能够复苏。这个时候，他们派了一个CEO，大家可能都听过，咱们中国人叫他郭士纳，他后来卸任的时候写了一本书——《谁说大象不能跳舞》，讲的是他接手IBM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

这次变革就一个主旋律： 怎么去提升它的价值创造能力，提升它的投资资本收益率。 包括2005年，把IBM的PC部门出售给中国的联想，果断地把IBM从一个制造商向一个服务商转型。它做咨询服务、做软件，这些行业资本占用金额非常低，但毛利非常高。IBM的业务进行重组之后，它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一下就上去了，现金流变成正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企业重新恢复了强大的价值创造能力，市值又回到了2000亿美金的水平上。

IBM这样一个业务品线非常多、多元化程度非常高的企业，在面临困境的时候选择重新回归到价值创造这条主线上，围绕着投资资本收益率来重组它的业务，最终通过瘦身，通过重新转型，跳出优美的舞步。 还有很多小而美、小而伟大的企业，很多能够长时期保持较高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都算是伟大企业。 由此可见，一家企业是否伟大，和它的规模大小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企业，是最基础的经济单元之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飞速成长，书写了众多传奇的财富故事。1984年，联想从20万元起步，2018年营业收入超三千亿元人民币；2018年初，贵州茅台流通市值首次突破万亿元，成为制造业的一杆旗帜；2018年，中国的三家能源公司继续保持《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前五的地位毫不动摇.....它们是否能称得上伟大？与伟大企业之间还有怎样的距离？

刘俏： 1978年，我们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我们有的只是计划经济下完成指令计划的行政部门。那么短短40年时间，我们把这些完成指令计划的行政部门变成充满活力的、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经济单元。

另外一方面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在过去40年，我们看到四次比较大的创业浪潮，从1980年温州的章华妹领到第一张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开始，整个八十年代看到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出现了很多企业和企业家，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任正非、张瑞敏、鲁冠球等。

第二波浪潮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们看到一些学者、政府官员下海，形成新的市场派，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陈东升、郭广昌这样的一些人物。

第三次创业高峰出现在1990年代末期，互联网浪潮高峰时期，像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再加上京东，基本上是这个时期的产物，那么我们有了像李彦宏、马云、马化腾等代表性人物出现。

第四次创业高峰期，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双创时期”，这个阶段还在延续之中。这里面什么样的企业能变成伟大企业，或者是这种未来引领世界的企业？我们还需要时间去观察、去判断。

用一句话来总结：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在微观基础方面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我们中国大企业的崛起。 1996年我们有两家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五百强的排行榜，其中一家是中国银行，另一个是中粮集团。

到2018年，包含台湾地区，中国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数量是120家，几乎每一年是以5-6家的速度在增加，而美国基本上从最高峰时期的近两百家一直往下走。 按这样一种趋势，在未来的两年，我们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拥有财富五百强上榜企业最多的国家。

我想强调一点，刚提到的五百强企业是按照销售收入排列的。2018年我们进入五百强的120家企业的前40名，这里我把大陆企业列出来，大家看到非常有趣的两个现象是： 第一，它们大部分是央企或者地方国企； 第二，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提供资金、能源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领域。

如果我们看上市公司，这个特征就更明显了。2018年年底，选出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A股市场十家最大的上市公司里，有六家是金融机构，它提供资金；有两家是能源企业，它提供石油或者天然气这样一些能源；那么还有一家是茅台酒，茅台酒在我的理解中，其实也是提供重要的生产要素。我想这个特点跟美国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美国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行业结构会更加多元化一些，而且有将近五家企业是高科技企业，其中有消费品公司、金融机构、能源企业等。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高歌猛进，我们做大量的投资，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生产要素——需要资金、能源、原材料等，那就使得这些领域的企业能够迅速地崛起，形成一些大企业，这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个伟大成就。 但回到第二个问题，这些企业是不是伟大企业？“ 大”就一定是伟大吗？ 规模大的企业它是不是一定能够创造价值？

这是从1998年到2017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一个衡量情况。 那么这20年平均只有3%，3%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我们这些上市公司你给它一块钱的资金去做它的主营业务，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它一年之后税后利润其实只有三分钱。

美国在完成工业革命这个时期，就是从1870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应该是10%以上，我们是3%。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五百强企业，我们120家，它平均的总资产收益率只有1.65%，而美国是4.79%，是我们的2.9倍。 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规模很大，但是在创造价值方面并没有展现出足够好的表现？ 为什么我们的高速增长没有催生出伟大企业？

刘俏：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企业家认知方面，都有一些局限性，使得我们的企业往往把“规模”放在“价值创造”的前面。 这里面原因主要有五点： 第一 ，我们在一 个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里，强调要素投入。 地方政府是用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指标； 对企业而言，它把规模做大之后，基本上有条件有前提可以得到更多资源。 资源占有导向型这样一种经营思路，就必然使得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把规模放在投资资本收益的前面。 但这后果本身也比较严重， 企业如果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的话，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企业的债务率会越来越高，就是我们讲的杠杆率会越来越高。

中国整个宏观杠杆，到2018年3月，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这个数字，整个债务（包括企业的债务、家庭债务、政府债务）是我们GDP的2.6倍，但其中这种非银行的企业债务是我们GDP的1.64倍。那么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64倍意味着什么？假如说我们企业的平均资金成本，就一年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如果是6%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些企业一年时间里面， 它需要用来偿还利息的资金相当于我们GDP的10%，这意味着我们整个国民产出的10%是用来还这个利息的，因为背后是大量的债务来支撑的企业运营的格局。

第二，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方面缺乏效率。 过去将近20年时间，我们两个板块：国有板块和民营板块，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民营企业相对而言投资资本收益率会比国企会高一些。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国企可能有很多社会责任，而民营企业不需要去承担。但从客观事实上讲，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会更高一些。但我们的金融体系在配置资金的时候，还是把超过50%以上的资金，配置到这些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较低的一些部门和板块。这样就导致一个后果，整个经济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企业层面上，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会低一些。

第三，企业家在经营管理的认知上还有很大偏差。比如说多元化，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企业，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一定要做金融。

给大家看这个图，我们根据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板块数，把它跟这个企业自身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做个比较，是一个线性下滑的关系，是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当你的多元化程度开始提升的时候，你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是在下降的，就是说，规模本身并没有带来价值创造能力的相应提升，甚至是背道而驰。

第四，公司治理问题。大家看到这个图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把整个中国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质量问题暴露无遗。这是我们整个上市公司（到2018年3500多家，我们看到是2014年到2016年）根据年报所汇报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情况。这里面很有趣的特点，就是大量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是在0的右边，就比0高一点点。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我们很多企业在汇报财务报表的时候，有意识地要把它的财务情况放到0的右边，避免亏损。

美国在同期的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的分布情况，相对而言更像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正态分布，也就意味着它有好企业，也有很多企业或者因为经营情况，或者因为市场竞争，表现不太好。但不管怎么讲，它相对真实地把企业的运营情况汇报出来了。我想， 中国这个比较奇怪的分布反映出的是公司治理机制上的一些缺失。

第五，税负问题。 我们企业面临大量的制度成本，还有税收跟各种各样费用的成本，使得企业税负很重。如果税负做些调整的话，上市公司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也能够提高到4.3%的样子，从3%提升到4.3%，能够增加将近30%到40%。

对企业而言，当投资有回报，就能够形成自我循环，能够有自我的造血机制，这样整个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基本状况会发生很大变化，资本市场上也会有更多高质量、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供投资者去选择、去投资。

2008年，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中国经济逐渐放慢脚步。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4%，经济形势继续面临严峻挑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挑战、新机遇，企业如何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

刘俏： 为什么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一定要强调投资资本收益率，强调伟大企业，而不是单纯规模大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建立了索洛增长模型，他解释一个国家增长的时候，认为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力和资本来驱动的。对那些劳动力和资本不能解释的部分，他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就在于我们完成了工业革命，背后很大程度上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前三十年，保持4%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速度，因为美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它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只有2.1%左右。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下降了。那么就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未来我们要寻找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或者说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需要把这个动能从简单的要素投入，转换到要素的使用效率上来。

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特别重要？ 我们做了一个估测，当2035年我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假如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从现在的43.3%，要达到美国当时的65%，我们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比美国同期的速度要高1.95个百分点。美国现在年均将近1%。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十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达到年均2.9%的水平。

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意味着我们的企业，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应该做出很大改变。 我们不能再靠过去那种高歌猛进的、简单的投入来拉动的增长，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到怎么让这些生产要素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需要的伟大企业，是一大批能够非常好地把这些资源、要素组织起来，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并创造价值的企业。

那么它最终会反映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上。 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什么是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我想，在中国这个阶段一个正确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产生一大批了不起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1987年，任正非集资2.1万元创立华为公司，三十年后销售收入七千多亿元人民币；1999年，阿里巴巴从杭州起步，二十年后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零售平台；2010年，小米在北京一间租来的小办公室正式成立，到2018年市值超过四千亿元人民币，仅仅用了八年。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大陆拥有近3500万户企业，它们谁将成长为中国未来的伟大企业？创造伟大企业的行业机会又在哪里？

【哪些行业值得期待？】

刘俏： 回归到内因，有四条非常重要： 第一，一定要找有这种增长性的行业，就是需求端会决定供给端。 到2030年我们做最保守估测，未来12年，如果我们保持5.5%的实际GDP增长，达到将近160万亿元，人均GDP很可能会达到1.9到2万美元，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消费需求将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那么什么样的一些企业，什么样的一些行业，能够对这种变化的需求做出非常及时敏感的回应？比如说金融行业，现在的金融行业业务模式比较同质化、 比较单一。到了2030年金融资产的规模大致上是我们整个GDP的4倍，要按不变价格来计算，就是640万亿元金融资产，这里面有多少可能的行业机会？

比如医疗健康行业， 欧盟平均医疗行业的GDP占比是10%-11%，美国最高达到18%，2018年中国的大健康行业占整个GDP比例约为6.2%到6.3%。如果2030年我们达到一个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的10%，这10%意味着什么？16万亿的一个行业会崛起。

因为医疗行业非常难，但如果长期坚持，我们会看到一批提供医疗服务、医疗器械、制药，甚至是提供研发的这种企业在中国整个这个体系里面集体崛起。

未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就是我们人口结构。 到2030年，整个中国劳动力人口里面，完成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数量是2.5—2.7亿左右，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这2.5—2.7亿人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话，这将是全世界在21世纪前50年无可争议的、毫无对手的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除此之外，互联网、高端制造业、跟制造业相关的新兴工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门类。 那么在这些领域我们都会有几倍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样一种成长机会，那么这些领域我想通过创新，通过企业家精神，通过商业模式的不断打造，能够涌现出一批投资资本收益率很高的企业。

【苦练什么内功最有效？】

刘俏： 第二，坚持不懈地研发和创新非常重要。 还是举一个例子，华为。华为的研发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它销售收入的15%，它历年在10%以上。华为2017年销售收入6000亿元人民币，9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30亿美元)在做研发，高于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企业，占中国研发金额的5%以上。华为创造价值的能力，它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显然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我们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向华为学习，增加研发投入。

有很多企业家很着急，希望我今年投了很多钱之后，大概2-3年时间就要看到效果。如果看不到效果，就把这个项目砍掉，诸如此类。 这些企业家需要在理念上去调整，研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这种投资是值得的。 日本在2000年前后提出：第一，要增加研发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比；第二，强调基础科学和基础技术的研发。日本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在2050年之前，就是21世纪的前半叶，要产生30个诺贝尔奖科学奖的获得者。日本从2001年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我们最近看到，过去十年，日本基本上每年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学者、获奖的科学家大部分在日本本土工作，很多是日本本土的机构培养出来的。

在当前发展阶段，如果我们能强调对基础技术、底层技术、基础科学研发的投入，同时保持比较耐心的科学态度，我觉得也就十年时间，就能看到大量诺贝尔奖级的研发成果出现在国内各个领域，包括医疗健康领域等。

【企业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什么？】

刘俏： 最后， 企业在经营管理上一定要把投资资本收益率、把价值创造放在追求规模之前。

大家讲，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韭菜很多、投资者基本上没有赚到钱的市场，但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效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则，像巴菲特一样，去挑选基本面非常好的企业。假如说你1999年5月份拿到1998年的报表，你算一下这个投资资本收益率，挑出那些投资资本收益率最高的20%的企业的股票长期持有，你不做任何调整，或者一年为周期调一次，那么这1块钱到了2017年年底会变成9块9，年化收益率是12.8%。换句话讲，如果你奉行这样一种投资策略，你基本上能跑赢实体经济。

我们从企业家或者企业经营者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如果说你在经营管理一个企业的时候，核心目标是创造价值，是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那么你是可以给股东们提供一个跟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相匹配的股票市场表现的。这说明你是创造价值的，你的企业很可能是一家大家认可的、尊重的，有可能成为伟大企业的一家企业。

【未来哪些企业能脱颖而出？】

刘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