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英杰 | 微思客撰稿人
袁鹏老师在《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做了非常深入地探究和极富有意义地分析，让人看后颇有通透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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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可知的未来，人们总是报以无穷的好奇与想象。但未来却往往总是以一种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独特面貌出现，冷峻的否定人们对它所有“仿佛充满逻辑性”的假设。就像一战后的人们，似乎不会想到仅仅20年后，一场更恐怖的大战将全面降临，并彻底摧毁旧的世界；80年代，笼罩在苏联红色帝国庞大阴影下的人们，似乎也无法想象仅仅几年后，冷战就在一夜间终结了。未来的国际秩序会呈现怎样的面貌，这是个寥寥数语的问题，但问题越简短，答案越庞杂，无疑值得写上万本书来作答。人类的理性极其有限，问题只有一个，角度成千上万，无数个角度最终构成了对一个问题不甚全面的回答。
21世纪开端的这十几年，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的黄金时代。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在短短十几年间渗透到整个世界，以至于但凡探讨国际秩序，中国总是成为核心话题。正如英国塑造了18世纪、德国塑造了19世纪、美国塑造了20世纪，那么中国是否有这样的历史机遇来塑造21世纪呢？
从发起“一带一路”战略、成立亚投行、带头签署巴黎协定、到召开G20国际峰会，中国愈发显示出重塑国际秩序的强烈自信和使命。至少在其官方话语中，目前的国际秩序依旧充满了不公正与不平等，亟需要代之以北京所倡导的“互利共赢”的新秩序。
但是，归结到一点，中国在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塑造中所拥有的构想和将发挥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中国希望从这个秩序中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取什么样的利益。
毫无疑问，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核心是经济交往的方式。经济交往方式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社会分工的程度和资源配置的广度。而当前国际秩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全球化，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在无形中，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被纳入到一个极其庞大的分工体系中，各类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极其高效的配置。
经济全球化发轫于殖民地时代。欧美诸国对全球的殖民化进程，塑造了一种宗主国—殖民地的早期经济全球化模式。宗主国占据殖民地的自然资源所有权，通过国家经营、公开拍卖等方式，将其转让给本国政府和企业家进行开发。而殖民地原住民则无法享受到资源开发所得到的相应收益，或者因为政治权利的缺乏，在收益的分配中所占份额非常低。宗主国—殖民地模式让西方国家获得了一个可廉价获得多种资源的稳定供应地，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在这种模式下，列强期望通过不断扩大殖民地，来构建一个拥有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形成经济自循环发展的庞大的经济体，不受其他强国限制资源供应的影响。宗主国——殖民地模式只是庞大的殖民帝国内部的自由贸易，因而也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因而，不断扩大殖民地就能不断扩大资源、人口所代表的经济规模和国家实力，对于殖民地的争抢，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战的爆发。
二战后的民族主义革命，诞生了一大批新兴国家，政治精英们普遍以民族主义作为政权之本，以强大国家实力来推行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客观上推动了本国基础设施的提升、国内市场的统一和扩大、资源开发的深入以及本国新兴中产消费阶层的兴起，世界市场据此得以不断扩大、消费规模持续攀升，宗主国——殖民地模式下有限的资源配置，被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复杂的人口、资源、资本的自由流动所取代，经济全球化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实现。经济的全球化，让世界各国被纳入到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当中，自由贸易成为全球共识，世界秩序呈现出一种既夹杂多元矛盾、又难舍难分的状态，这样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叉模式确保了战后的长期和平。
聚焦于中国对未来世界秩序变革可能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要深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全球关系和国际秩序的独特需求。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是依赖于国家对基本要素资源的垄断，并通过对资源的国家定价，引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体现着国家的巨大主导力。改革开放的出发点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力的约束，通过释放高度集中的资源支配权，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自由市场，提高社会产出、增加市场供给，满足庞大人口的物质需求，进而改善政权的生存环境。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决策层对经济改革的理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即通过进一步放松对经济资源、要素流动的管控，扩大社会生产规模，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自给自足生产各类产品，最大限度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甚至进一步打入国际市场。在这一理念之下，国家主导投入大量资本，建立重化工业体系，为大规模的制造业提供半成品，并通过低价供给土地、资源、资本，压低劳动力价格等方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各类轻工业制造体系，补充国有资本未能涉足的领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
但是，由于国家对要素资源的高度垄断，以及长期以来压低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社会分配向资本严重倾斜，民众的收益长期处于相对被剥夺状态，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严重，产业体系也逐渐面临极其困难的升级压力。产业的升级，从本质上而言就是打破原有的资源分配方向，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的组合，以构建全新的生产体系。但是，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要素的流动不完全按照价格信号的指挥，传统产业凭借低价要素供给，总能在国内外市场获得价格优势，社会整体的创造性受到巨大压制，产业的转型升级异常艰难。
中国政府为了维持这一产业体系的持续运转，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抓大放小，重点扶持他们认为相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并通过国家对资源的掌控力，引导要素向一些新兴产业流动，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再造。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竞争，以及依靠政府低价资源扶持而产生的大量寻租现象，新兴产业发展步履蹒跚，缺乏足够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随着产出与投入的巨大缺口不断扩大，经济陷入巨大的潜在风险。
在这一经济现状之下，中国希望看到的国际体系显然是以其为主导构建的，一个完全开放的、规则弱化的纯粹自由贸易体系，削弱对知识产权、产品质量等方面的严格要求，让以低价取胜而缺乏核心产权、质量参差不齐的中国产品依然能够源源不断的出口国外。同时，由于国内资源开发潜力、人口红利的耗尽，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支撑经济发展的低价资源条件不复存在，为维持前期构建的庞大产业体系不至于崩溃，亟需获得源源不断的低价资源供应。这也印证了中国在非洲地区对资源开发的大量投入。中国期待一个稳定的资源供应地，这就需要对资源供应国形成一种长期和有效的政治控制，而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支持代理人。实际上，中国所期待的国际秩序，类似于一战前德国的构想，即一种势力范围的瓜分。或者，用一种更加直观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将当前中国国内的秩序架构国际化，让全世界或者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化”，用西方媒体的用词来概括就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秩序观。
很显然，中国希望能够构建对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圈和经济控制圈，这对于其而言是一个战略的缓冲区。同时，他希望获得对非洲和部分中东国家的政治影响，这是其资源低价获取的重要区域。中国很大程度上会接纳与美国瓜分对世界的政治影响范围，并无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一霸。当然，中国若果真要推进这一国际秩序构建的进程，将面临极其巨大的国际阻力，甚至直接爆发与美国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