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徐朗：《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笔下的福基昂形象之比较》

画作《福基翁的葬礼》

奈波斯和普鲁塔克 笔下的

福基昂形象之比较

徐   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1期】

福基昂（Phecion，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402年至公元前314年）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将军、演说家和政治家。他曾45次担任将军一职，是雅典历史上担任将军次数最多的人。作为一名雅典人，福基昂却与马其顿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多次劝说雅典人与马其顿保持和平。但在德摩斯梯尼等人的竭力说服下，雅典人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公元前322年，雅典在拉米亚战争（Lamian War）中战败，随即在马其顿人的要求下被迫废除民主制度，转而建立寡头政权。此时福基昂受到马其顿人的器重，成为雅典的领袖。但好景不长，雅典人于公元前318年利用马其顿内乱之机推翻了寡头政权的统治，福基昂及其同僚也随之遭到雅典人的审判和处决。

福基昂的事迹被同时期的一些史家所记载，例如伊多麦纽斯（Idomeneus of Lampsacus）、波列克图斯（Polyeuctus of Sphettus）、杜里斯（Duris of Samos）和卡雷斯（Chares of Mytilene）。但这些作家的作品目前只存残篇，研究价值相对有限。公元前1世纪史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在其著作《史集》中偶尔提到福基昂的一些政治活动。对福基昂事迹较为全面的记载来自于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的两位传记作家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和普鲁塔克（Plutarch）。两人都曾为福基昂单独立传，对福基昂的事迹进行了相应的史料收集、整理和重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传记的主人公虽为同一人，二人所载内容却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相反之处。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的《福基昂传》的讨论则更为少见。本文对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笔下的福基昂形象进行比较，分析两位作家在叙述上的异同之处，并由此讨论两人在写作目的和手法上的区别和联系。

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对福基昂政策的评价上。奈波斯指出，福基昂在其八十岁高龄的时候遭到雅典人的普遍痛恨，主要是因为他犯有三条过失。其一，他是雅典的叛徒，与他人合谋将城邦拱手献给马其顿人，并且将德摩斯梯尼等爱国领袖逐出雅典。其二，他对曾竭力帮助过自己的德摩斯梯尼表现出忘恩负义的态度。相比于前两点，福基昂最严重的一条过失是致使比雷埃夫斯港失陷。他身为掌握实权的城邦领袖，却对马其顿将领尼加诺尔（Nicanor）过度信任，对后者密谋夺取比雷埃夫斯港的行为置若罔闻。在尼加诺尔占领比雷埃夫斯港后，福基昂甚至还拒绝领兵对其作战。这些行为都令雅典人对其深恶痛绝。因此在福基昂的马其顿靠山卡山德（Cassander）失势后，他和他的同党迅速被逐出雅典，随后被押送回雅典接受审判。奈波斯将拉米亚战争后雅典建立寡头政权、德摩斯梯尼等人遭迫害的事实归结为是福基昂出卖城邦利益的结果，对福基昂政策的评价是完全负面的。

《希腊罗马名人传》书影

普鲁塔克对福基昂政策的解读则与奈波斯完全相反。首先，他将福基昂与马其顿交好的政策理解为是一种审慎务实的态度，是基于雅典的客观实际情况的考虑。在《福基昂传》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是福基昂劝说雅典民众从雅典的实际利益出发，不要贸然与马其顿开战。早在喀罗尼亚战役之前，福基昂就试图劝说雅典人与腓力保持和平。当雅典人因腓力遇刺一事而兴奋不已时，福基昂敏锐地指出，腓力一人之死根本不能消除马其顿对希腊的威胁。在腓力死后，继位的亚历山大继续重视对雅典的控制和利用。福基昂努力劝说雅典人不要激怒亚历山大，特别是满足他因为东征波斯而向雅典索要战船的要求，因为雅典在军事上的劣势地位导致他们“只能听命于强者”。最后，当亚历山大的死讯传到雅典，雅典人在莱奥斯提尼（Leosthenes）的率领下积极准备与马其顿开战时，福基昂再度表示反对，并且担忧雅典的人力和军备资源不足以与马其顿相抗衡。拉米亚战争的结局证实了福基昂的忧虑，雅典不仅再度战败，甚至在马其顿的强权干涉下被迫废除了民主制度。普鲁塔克在《福基昂传》中叙述了雅典自喀罗尼亚战役到拉米亚战争期间的主要历史事件，一方面向读者说明福基昂活动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也证明，福基昂力主和平的政治判断是正确的。在这段时期内，雅典人武力反抗马其顿的举动皆以失败而告终。相反当雅典与马其顿保持较为和平的关系时，城邦则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下。

其次，普鲁塔克认为福基昂从未主动出卖过雅典的利益。普鲁塔克在叙述中不可避免地提到雅典在公元前322年被迫建立寡头政治、反马其顿人士遭到迫害这些历史事实，但他认为福基昂直到此时仍旧竭力为同胞争取权益。普鲁塔克提到福基昂在战后与马其顿人和谈时曾试图为雅典争取宽松的条件，但迫于马其顿摄政安提帕特（Antipater）的坚定反对而作罢。虽然福基昂是因马其顿人的扶植而成为城邦领袖，但普鲁塔克提到他在执政期间采取温和的政策，不仅使雅典很快恢复了安定的局势，更是令许多雅典人免受流亡之苦。普鲁塔克还谈到福基昂为实现社会的稳定，吸纳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长期参与城邦管理，同时劝说“游手好闲之人”专心务农。所谓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实际上是指财产高于2000德拉克马的雅典人。在与雅典人进行和谈时，安提帕特的条件之一即是在雅典实行财产核查，只有财产高于2000德拉克马的人才能保留雅典公民权。由此可见，大部分贫苦的人即便获准留在雅典，也只能沦为“游手好闲之人”而无权参与城邦政治。然而，普鲁塔克所关注的并非是福基昂政权的寡头性质，而是他对同胞的关爱，特别是他在维护雅典政局稳定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奈波斯指出，比雷埃夫斯港的失陷是福基昂政权倒台，以及他在审判时遭到雅典人痛恨的重要原因。普鲁塔克同样认为福基昂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妥。在谈及福基昂盲目信任马其顿人时，普鲁塔克评论说，“仅就个人而言，福基昂此言显得他品德崇高且受人尊敬。但他这样做的后果是危害国家的安全，而且我认为，担任将军职务的他也未能履行一项更为重要的义务，即维护他的同胞们的利益”。“福基昂拒绝逮捕尼加诺尔并非是担心城邦会因此而陷入战争，而是表明对友人的信任和正义，从而令尼加诺尔恪守和平，不会为害雅典人。”普鲁塔克不 否认福基昂的举动令雅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尤其是他身为城邦领袖，更应当以城邦利益为重。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福基昂保护尼加诺尔的举动是出于友谊和正义，未曾预料到后者反而危害到雅典的利益。尽管福基昂此举为雅典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普鲁塔克依旧强调他性格中的美德，其对福基昂的积极评价态度可见一斑。

复次，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分歧还在于福基昂和德摩斯梯尼的关系。奈波斯特别提到，德摩斯梯尼不仅在福基昂从政时给予帮助，尤其是在他遭人控告、面临审判时多次为他辩护，使他免遭处罚。然而当德摩斯梯尼陷入危险时，福基昂却置之不理。甚至在他的倡导下，雅典人通过决议，将德摩斯梯尼等人驱逐出城邦。在奈波斯的描述下，福基昂是背信弃义之徒，也是德摩斯梯尼等人遭到迫害的罪魁祸首。普鲁塔克则从未提到德摩斯梯尼与福基昂之间曾经存在过密切的关系。在他的《福基昂传》中，德摩斯梯尼对亚历山大进行羞辱，以此鼓动雅典人与马其顿作战。就此来看德摩斯梯尼可谓是福基昂的政治对手，但福基昂从未因政见不同而对其进行加害。当亚历山大兵临雅典城下、要求雅典交出包括德摩斯梯尼在内的反马其顿演说家的时候，福基昂曾劝说雅典人应该在此时服从亚历山大的要求。然而在普鲁塔克的描述下，他的言论并无任何政治斗争的色彩：福基昂没有主动利用这次机会去攻击政治对手，而是在雅典人的反复恳求下才登台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强调雅典面对马其顿处于劣势，应当吸取之前底比斯因反抗而毁灭的教训。此外，福基昂虽然主张交出这些演说家，但他并未严厉指责这些人，而是提到在相似情况下自己愿意主动为国献身。从普鲁塔克的描述来看，福基昂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并不能说明他与德摩斯梯尼之间处于敌对关系。就德摩斯梯尼之死而言，普鲁塔克在《福基昂传》中只是提到德摩斯梯尼和另一位演说家叙佩利德斯（Hyperides）遭到迫害。在《德摩斯梯尼传》中，他明确指出雅典人是在演说家德马德斯（Demades）的提议下，通过了处决德摩斯梯尼等人的议案。普鲁塔克并不认为福基昂应当对德摩斯梯尼之死负有责任，这与奈波斯的记载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两人叙述的福基昂受审的经过也值得关注。奈波斯提到，当福基昂等人被押送回雅典时，雅典人“按照法律”对其进行审判。在庭审的过程中，愤怒的雅典人不准福基昂开口为自己辩护。在福基昂被判处死刑后，雅典人先是按照法律流程履行相关程序，最后才将他处决。奈波斯笔下的雅典民众尽管表现出情绪化的一面，但并未因此而忽视法律规定。然而在普鲁塔克的描述中，对福基昂的审判有违于雅典常规的法律流程，因为雅典人允许妇女、外邦人和奴隶旁听这场审判。普鲁塔克同样提到雅典人面对福基昂表现出愤怒的情绪，不允许他进行辩护。但雅典人的情绪化行为不止如此。在宣读审判结果时，民众头戴花环起立庆祝，而当福基昂被带往监狱时，甚至有人公开羞辱他。在普鲁塔克看来，这场审判的恶劣程度不亚于当年的苏格拉底审判。“福基昂的命运让希腊人再一次想起了苏格拉底，他们认为雅典人在这两次审判中所犯下的罪过和为之承担的不幸是相似的。”普鲁塔克特别提到，雅典人事后为他们处决福基昂的举动感到后悔，积极为他恢复名誉。这种强烈的前后对比，所凸显的正是雅典人当初审判福基昂时有违公正。

有关福基昂生平的记载在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传记中出现了不少相异甚至相反的说法，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原因自然值得思考。有学者在单独分析这两篇传记的时候指出，两人的史料来源各不相同。奈波斯文中表现出对福基昂的批判和对德摩斯梯尼的同情，很可能是受到德摩斯梯尼的侄子德摩卡雷斯（Demochares）的影响。普鲁塔克所使用的史料则对福基昂怀有积极的态度，很可能是取材于福基昂的朋友、日后的雅典僭主法勒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的记载。

普鲁塔克素描像

这种说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并无确凿的证据可佐证。普鲁塔克明确提到了四位作家是他的史料来源，其中并不包括法勒隆的德米特里。奈波斯的史料来源目前尚不得而知。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分别对福基昂表现出鲜明的贬低和褒扬态度，这并不能说明两人的记载必定是一真一伪。如此强烈的评判态度表明他们在写作时并非只是记录和照搬已有材料，而是结合各自需要对史料进行整理筛选，对福基昂其人其事乃至雅典历史进行重构。因此，对二者差异性的讨论，除了考虑到史料来源的不同，还需要结合两位作家各自的写作目的进行理解和研究。

以往的研究在谈及奈波斯时，往往提到他在传记中注重向罗马读者普及希腊历史和文化知识。这是因为奈波斯多次提到，自己的读者是“不熟悉希腊文献的人”。但除此之外，奈波斯同样重视历史的教诲作用，尤其是利用前人的事例来为罗马读者提供教益。例如在《阿吉西劳斯传》中，他明确称自己希望罗马将领们效仿阿吉西劳斯（Ageeilaus）服从命令、以城邦大局为重的做法。又如在《攸美尼斯传》中，奈波斯指出攸美尼斯（Eumenes）手下的士兵骄横跋扈，不服从主帅的命令。他特别提到这种行为与今日的罗马士兵别无二致，警示罗马现存的危险。这些例子一方面反映出奈波斯具有强烈的比较意识，将古代与当下、外族与罗马相对比，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写作时关注历史的功用问题，重视通过历史事例为后人提供教诲。

在《福基昂传》中，奈波斯通过细节描述介绍了福基昂从执掌城邦最高权力到遭到审判和处决的过程，其中同样表现出历史的教诲作用。在谈及福基昂的政治失败时，奈波斯反复强调雅典民众对福基昂的不满甚至憎恨。他所列举的福基昂的三条罪状中，其中两条直接损害了雅典人的利益。尤其是比雷埃夫斯港失守一事，福基昂不仅过度信任马其顿人，对旁人的警告置若罔闻，甚至在雅典民众自发武装后仍旧拒绝领导作战。奈波斯进一步解释说，当时在雅典存在两个党派，其中之一是平民派，另一个则是贵族派，福基昂和法勒隆的德米特里都是后者的成员。奈波斯将公元前322年之后的雅典政治理解为是贵族和平民的党争，显然是以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模式来解读希腊历史。但从中可看出，他将福基昂置于民众的对立面，这也解释了为何福基昂会忽视民众的意愿。当福基昂被押送回雅典接受审判时，奈波斯尤其提到，“大部分人对他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因为他有出卖比雷埃夫斯港的嫌疑，特别是他在如此高龄之际损害了民众的利益”。在福基昂被处决后，“民众对他的憎恨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无人敢去埋葬他，最后由奴隶所为。

奈波斯像

奈波斯突出描写了福基昂种种违背民意的行为，以及雅典人对他的强烈憎恨，向读者明确了其中蕴含的因果关系。雅典人在审判福基昂时禁止他为自己辩护，以及福基昂死后仍遭人厌弃，这些事件看似表现出雅典人的极端情绪，却在奈波斯的描写下具有合理性。福基昂的悲剧下场正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

奈波斯在《福基昂传》中并没有提到福基昂在八十岁之前的任何政治或军事活动，而是重点叙述他生平最后几年从掌权到失势的过程。他显然认为，福基昂的政治失败对读者而言更有警示意义，表明政治领袖不可一味地忽视和违背民众的意愿，否则将自食其果。类似的观点在《米太亚德传》中同样有所体现。奈波斯提到雅典人怀疑米太亚德（Miltiades）未能攻下帕罗斯（Paros）的原因是收取了波斯的贿赂，于是判处他有罪并课以罚款。米太亚德无力支付罚款，遂被投入监狱，不久后去世。此说与希罗多德的记载较为相似，奈波斯很可能参照了后者的记载。但他随即补充说，除了未能攻占帕罗斯之外，个人声望和势力的增加同样是米太亚德遭到控告的重要原因。米太亚德因先前的功绩而在希腊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特别是他在凯尔索尼苏斯（Chersonesus）成为僭主，这些都导致雅典人对他感到恐惧。奈波斯特别提到，米太亚德在凯尔索尼苏斯的统治是“公正的”，他本人也是“无辜的”，但雅典人仍旧难以容忍。相比于福基昂，米太亚德并未有过损害雅典民众利益的举动，却依旧被雅典人所猜忌和处罚。这说明平民大众的利益甚至情绪都需要政治家予以关注和重视。奈波斯特别补充这一段，一方面向罗马读者解释米太亚德受到雅典人审判的多重原因，另一方面也以此提醒罗马人，民众的意愿和利益是不容忽视的。

奈波斯对福基昂的叙述以他的政治活动为主。在谈及福基昂与德摩斯梯尼的关系时，奈波斯提到他对先前曾多次于他有恩的德摩斯梯尼表现出忘恩负义的态度。此事固然属于政治家之间私人交往的范畴，但奈波斯将两人的关系转变同样解释成福基昂政治失败的一个原因。他将德摩斯梯尼等人描述成“对城邦有益之人”，并且说明这些人是因福基昂的提议而被逐出雅典。此处再度证实福基昂的举动损害了城邦的利益，自然也有助于解读雅典人对他所怀有的恶感。奈波斯的写作是基于福基昂被审判和处决的历史事实，结合他所掌握的史料对福基昂遭遇政治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由此为罗马读者提供教诲。福基昂作为失败者和负面典型而出现，其形象自然呈现出消极的一面。

普鲁塔克对福基昂事迹的叙述同样有其目的。他在不止一篇传记中提到，自己通过写作《名人传》来宣扬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言行及其背后所展现出的品德，使读者学会惩恶扬善，促进道德品质的提高。普鲁塔克的叙述重点在于传主的个人品德，这一点在《福基昂传》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普鲁塔克在传记的开篇即提醒读者，“但是在一段悲伤和动荡的时期中，福基昂的美德遭遇挑战，希腊的命运令他为人所遗忘。”此言表明，福基昂是一位品德高尚之人，但他生不逢时，以至于后人并未对他的品德给予应有的评价。与此相呼应的是，普鲁塔克在传记中多次流露出对福基昂道德品行的赞扬。例如普鲁塔克提到福基昂担心儿子在竞赛取得胜利后沉迷享乐，于是送他去斯巴达接受严格的训练。又如福基昂曾拒绝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女婿辩护，因为后者有受贿的嫌疑。这些事例虽然都只是简短的轶事，但足以表现出福基昂具有高贵的品德。普鲁塔克甚至认为，福基昂能够多次被选为将军也和他的品德有关。福基昂从未有过谄媚民众的行为，相反他在公开场合 多次反对雅典民众的意见，因此外人十分不解为何雅典人仍旧屡次选举他担任将军。对此普鲁塔克解释说，雅典人清楚将军是一个对城邦极其重要的职位，因此要选举城邦中“最严厉和理智的人”担任此职，以便能够遏制他们的欲望和冲动。将军一职因其重要性而对候选人的品德有着严格的要求，而福基昂能够屡次当选此职，说明他的优良品德得到雅典人的普遍认可和信任。

在写作的过程中，普鲁塔克不可避免地要叙述福基昂从城邦领袖沦为阶下囚的过程。但普鲁塔克并未侧重于分析其政治失败的原因，而是详细解读这些事件中所表现出的福基昂的品德。如前所述，普鲁塔克在叙述中强调福基昂在与马其顿人和谈时为雅典争取宽松条件的努力，以及他在治理雅典时的温和施政，表明他具有爱国情怀和和善品性。福基昂之所以对尼加诺尔密谋夺取比雷埃夫斯的传闻不予理会，则是因为他对后者心怀信任和正义感。与奈波斯的记载相类似，普鲁塔克也提到雅典人在审判福基昂时表现得群情激奋。但二者在叙事目标上却存在明显的区别。奈波斯着眼于雅典人的反应，以此强调民众对福基昂的恶感。相比之下，普鲁塔克所重点叙述的是福基昂面对此情此景的平静和坦然。他提到福基昂面色如故地面对愤怒的民众和哀哭的亲友，并且平静地安抚那些与他一同遭到处决的人。他的遗言中并没有任何对雅典人的不满和愤怒，而是劝告他的儿子不要向雅典人复仇。

普鲁塔克笔下福基昂之死的情景和苏格拉底的临终时刻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而且他也特别指出雅典人处决福基昂的举动让人联想到当年的苏格拉底审判。由此推测，普鲁塔克在描述福基昂之死时，很可能参照了他人尤其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记载。他对福基昂审判的叙述源自历史事实，但借鉴了前人的叙事模式，所交代的都是与福基昂道德品行密切相关的事例。他对雅典人言行的细节描述，也是为了衬托福基昂的卓越品德。普鲁塔克最后强调雅典人为福基昂 恢复名誉，也是在向读者表明，像福基昂这般品德高尚之人即便在生前遭遇不公的待遇，终究还是 会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上述这些记载说明，与奈波斯对治事件的记载和分析有所不同，普鲁塔克《福基昂传》的主题是道德教育。他对福基昂持以积极的评价，原因在于他将福基昂塑造成具备诸多优良品德的道德典范，为读者提供借鉴模仿的榜样。

总体而言，普鲁塔克对福基昂的政策表现出肯定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他的希腊人身份相关。在普鲁塔克生活的年代，希腊知识精英对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希腊地方贵族和知识分子有资格觐见罗马元首，获得罗马公民权，甚至跻身帝国统治阶层。普鲁塔克本人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不少希腊知识精英仍旧难以对罗马帝国的统治产生政治认同。罗马对希腊的统治是不争的事实，随之而来的便是由外族统治所激发的强烈民族情感。但这些希腊人也很清楚，当前的希腊已经不可能实现过去的光荣和自由。接受罗马帝国的统治，妥善处理和罗马上层阶级的关系，才是希腊维持和平安定局面的关键。普鲁塔克所主张的正是这种观点。在政论文《政事要则》（praecepta gerendae reipublicae）中，他谆谆教导希腊官吏，虽然他们在当地有权进行治理，但实际上控制希腊的是“元首的代理人”，即罗马派来的总督。对此希腊人不仅要注重言行，更不可生出傲慢之心，因为“罗马士兵的鞋子时刻悬在头顶上”。他还特别警告希腊人，不要再沉浸在对往昔光荣历史的回忆中，以希腊先辈抵御外敌的事例来煽动民族情绪的做法更是不可取的。普鲁塔克借此劝诫希腊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应当时刻保持谦卑和谨慎。祖辈抗击外敌的光荣事迹只是遥远的历史记忆，当下的希腊则要避免和罗马统治者发生冲突。

普鲁塔克在《福基昂传》中强调福基昂为促成雅典与马其顿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而做出的努力，可谓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反映。福基昂所面临的困境，所表现的正是强弱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弱者的处境。面对马其顿的威胁，雅典在军事实力和后备保障上都明显处于下风，盲目开战势必会给城邦造成严重的损失。福基昂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妥协求和，不失为是维护城邦利益的做法。普鲁塔克在《政事要则》中要求希腊官吏在罗马人面前安分守己，特别是极力劝阻希腊人与罗马统治者发生冲突，说明他认为当时的希腊人同样处于一种弱势的处境。因此，他将福基昂塑造成一位审慎务实的政治家，从主和派的角度理解雅典与马其顿的关系，也映射出他对现实中希腊和罗马关系的回应和思考。特别是他反复提及雅典人对福基昂劝诫的无视，并通过历史事实来证明后者判断的准确性，以此来警告读者特别是希腊人以史为鉴，不要因为狂热的情绪而损害自身的实际利益。普鲁塔克认可福基昂的政策，正是因为他的经历能够为身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提供经验和启发，引导他们妥善地处理和罗马人的关系，从而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得以安身立命。

以上论述从各自的写作目的出发，分析了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对福基昂形象刻画的差异性及其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传记之间在内容上也存在一些重合之处。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均 为古代重要的传记作家，而且两人之间存在明确的学术联系。从两位作家各自对福基昂事迹的记载中，也能看到两人在写作手法上存在一些共性。

两篇传记的相似性首先表现在，奈波斯和普鲁塔克两人都记载了一则福基昂拒收礼物的轶事。奈波斯提到，马其顿国王腓力曾遣使向福基昂赠送众多礼物，但遭到后者的断然拒绝。腓力的使者们屡次劝说，甚至建议福基昂将这些礼物留给子女使用，但福基昂依旧不为所动，宣称自己的子女们无需财富也能成长为品德高贵之人。这一事例同样出现在普鲁塔克的《福基昂传》中，只不过赠送礼物的人从腓力变成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据称亚历山大曾向福基昂赠送价值一百塔兰特的礼物，但福基昂声称这对他而言无用且无益。除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别外，两人记述的主要内容几乎一致，都提到福基昂尽管生活贫苦却拒收赠礼。此外，两位作家都在叙述中引入福基昂与马其顿使者的对话，通过再现情景的方式向读者生动地描绘了福基昂的清廉和正直。

在传记叙述中插入轶事是奈波斯常见的写作手法。在《福基昂传》中，他还提到福基昂在临死前曾与一名友人进行对话，自嘲称雅典人中的杰出人物几乎都遭此下场。对于奈波斯而言，这些个人轶事显然能够增加传记本身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便于不熟悉希腊的罗马读者更好地了解福基昂其人。此外，奈波斯一向重视与传主性格特征密切相关的事例。他在《伊巴密浓达传》中明确地表达了对传主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关注：“既然我要描述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的生活和个人习惯，我就不能错过任何与此相关的事情。所以我将首先讲述他的出身，接着是他所接受的教育，而后是他的性格和天赋能力，以及其他值得记录的东西。最后才是他的功绩，也就是大部分作家认为比灵魂良善更重要的内容。”这里奈波斯表明，传主的性格和个人生活同他的政治军事活动一样值得记述。与《福基昂传》类似，奈波斯也记载了伊巴密浓达严词拒绝他人贿赂的故事，其作用显然也在于展现传主的清廉性格。普鲁塔克同样认可轶事对于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意义。他在《亚历山大传》的序言部分提到，“最为辉煌的壮举并不总能揭示美德和邪恶。微小的琐事如一句赞美或一个玩笑，时常比血腥的战争、金戈铁马和攻城略地更好地展现人物的性格”。与此相对应的是，他的《名人传》中几乎每篇传记都包含与传主相关的趣闻轶事。在《福基昂传》中，普鲁塔克所引用的典故和轶事据统计竟有62处之多。

在普鲁塔克看来，福基昂拒收马其顿人赠礼的举动充分表现出他的清廉、正直甚至不惧权势，具有鲜明的道德教育意义。因此他在故事的结尾评论说，“福基昂的举动向希腊人说明，拒绝接受这些财富的人实则比提供它们的人更为富有。”他以此告诫读者，心灵品德上的高贵要胜过物质生活上的富有，就此而言福基昂堪称希腊人中间的道德楷模。奈波斯虽然在传记中没有表现出如此明确的道德教育目的，但他同样表达了对福基昂道德品行的认可。他在《福基昂传》的开篇即提到，福基昂虽然在雅典多次担任将军一职，但他的道德品行实际上比他的军旅生涯还要出名，因此享有“好人”的称号。奈波斯还特别强调，虽然福基昂多次担任城邦要职，不乏获取财富的途径，但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此处特意插入福基昂拒收赠礼的轶事，显然也是为了佐证前文对福基昂安贫乐道生活的描述。此后奈波斯在谈及福基昂被押送回雅典接受审判时也提到，当时仍然有人怀念福基昂此前的良好名声。奈波斯在传记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并谴责了福基昂在执政时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但他并未完全否定福基昂的所有行为，相反对他在个人品德上的优点同样加以介绍。

事实上，奈波斯在多篇传记中都表现出对传主道德品行的重视。他在《特拉西布鲁斯传》的开篇即提到传主特拉西布鲁斯（Thrasybulus）的优良品德无人可及。在《伊巴密浓达传》的结尾，他再度概括称自己所记载的是伊巴密浓达的品德和生平。特别是在《攸美尼斯传》中，奈波斯明确地宣称“以品德而非运气来衡量一个人伟大与否”。因此有学者认为，奈波斯写作传记的目的在于令读者获得道德借鉴，甚至说“奈波斯的目的明确地是道德的”。就道德说教的程度而言，奈波斯显然无法与普鲁塔克相比。正如在《福基昂传》中所见，他只是在叙述中穿插介绍了福基昂的品德，并未对此大肆渲染。但即便如此，奈波斯在传记中普遍重视对传主道德品行的记录，也是学者们在研究时所不应忽视的。

两篇传记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奈波斯和普鲁塔克都记载了福基昂从执政到受审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在内容上存在诸多重合之处。两人都提到尼加诺尔密谋夺取比雷埃夫斯港、福基昂拒绝对马其顿用兵、福基昂被逐出雅典后前往马其顿求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两位作家的一致性甚至还表现在一些细节上，例如两人都提到法勒隆的德米特里是福基昂的政治盟友，以及当时执掌马其顿实权的人是波吕伯康（Polysperchon）。这首先表明，两位作家在写作传记时都注重将人物刻画与历史叙事相结合，在叙述中适时插入与传主相关的历史背景。实际上，奈波斯和普鲁塔克都意识到传记与历史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并且明确说明自己所写的是传记而非历史。奈波斯在《佩罗皮达斯传》的开头提到，他对于如何进行写作感到疑惑。“因为我所担心的是，假如我详细记录他（佩罗皮达斯）的所作所为的话，人们将认为我写的是历史而非传记。但如果我只是提及一些要点，我又担心那些不熟悉希腊文学的人无法明白，佩罗皮达斯是多么伟大的人”。普鲁塔克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果我没有讲述这些人物的所有著名业绩，更不用说没有详细描述每一个细节，而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略写的方式，读者们不至于对此加以抱怨。因为我所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由于传记与历史在体裁上的截然不同，再加上读者群体的特殊性，奈波斯声称自己在写作时需要同时兼顾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历史事件的描述，使二者保持相对平衡的比例。普鲁塔克并没有刻意地强调读者群体的需求，但他在《名人传》的写作中实际上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在每篇传记中，普鲁塔克都对传主生活年代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加以介绍，尤其是关注相关历史事件与传主个人命运之间的联系。

诚然，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对历史的记载都存在一些讹误之处。奈波斯将福基昂划归为“贵族派”，强调“贵族派”和“平民派”的党派对立关系，表现出他对希腊历史尤其是雅典政治制度的不熟悉。普鲁塔克认为福基昂可以随意干涉雅典官员的任命，完全忽视了其他寡头派领袖的作用。诸如此类的历史错误令两人长期以来备受史学家的诟病。但两位传记作家记录历史的目的显然不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而是借助相关历史事件来讲述传主的品德和行为，并且引导读者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理解和评判。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对雅典内部矛盾的描述有助于读者意识到福基昂政权的不稳定性，由此理解福基昂在关键时刻的抉择对他个人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两位作家都补充提到了马其顿将领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这些马其顿将领对雅典的不同态度，从而向读者解释了马其顿的政局变化对雅典特别是对福基昂的直接影响。通过阅读这两篇传记，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传主所处的外部历史环境的急剧变化，从而把握公元前4世纪末期雅典城邦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处境。

就两篇传记在内容上的重合而言，普鲁塔克在写作《福基昂传》时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奈波斯的作品。事实上，奈波斯、普鲁塔克对福基昂审判的叙述，与狄奥多罗斯在《史集》中的记载也较为一致。由此可见，普鲁塔克对前人的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涉猎。单就《福基昂传》一部传记而言，他就明确提到四位史家是他的史料来源。但普鲁塔克并非只是对史料进行简单的堆砌，而是展示出一定的钻研和考辨精神。例如他对有关福基昂出身的史料进行了严肃的考证，驳斥了伊多麦纽斯关于福基昂出身卑微的说法，同时也质疑了福基昂年轻时曾在柏拉图学园接受教育的观点。又如在谈到福基昂和亚历山大的良好关系时，他同时列举杜里斯和卡雷斯两人的说法作为证据。奈波斯并未在《福基昂传》中表露出他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但他同样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在《地米斯托克利传》中，他提到自己在众多史料中最相信修昔底德的记载，因为修昔底德的生活年代距离传主地米斯托克利最近，而且两人同为雅典人。在叙述地米斯托克利之死时，奈波斯再次强调，“关于他的死众说纷纭，但我还是同意修昔底德的说法。”这些言论表明，奈波斯在写作这篇传记的时候搜集了关于地米斯托克利的多种史料，并且对史料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由此可见，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在创作人物传记时都具有严肃的写作态度，对史料进行相应的汇集、整理和考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承认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在写作手法上存在这些共性，并不意味着将两人的作品归于同一类。奈波斯所创作的是主要面向罗马读者的通俗传记，以介绍历史知识和名人逸闻为主。普鲁塔克则试图完成融合多种要素的综合传记，其中包括史学撰述、道德说教，甚至哲学思辨和文学创作。但两位作家在写作手法上的这些相似性也反映出奈波斯对普鲁塔克的启发和影响。奈波斯将通俗的历史信息与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典故轶事相结合，并且对人物的道德品行给予一定的关注。普鲁塔克同样注意在刻画人物性格时补充必要的历史记述，并且以传主的道德品行作为写作的重点，在传记中表达出明确的道德说教目的。虽然两位作家分别代表了西方古代传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两种潮流，但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仍旧值得后人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奈波斯的《福基昂传》主要记载了雅典将军福基昂生平最后几年的事迹，描述了他背叛城邦、罔顾民意的一系列举动，从而解释了他为何遭到雅典人的痛恨和审判。奈波斯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试图向罗马读者描述和分析福基昂遭遇政治失败的原因。普鲁塔克的《福基昂传》则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教育色彩，将福基昂塑造成一位具有多种优良品德的政治家。此外作为一名希腊作家，普鲁塔克也借助福基昂的事例来为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人提供经验和启发。但这两篇传记也存在相似的地方。奈波斯和普鲁塔克两人都对福基昂的道德品行予以关注，而且对福基昂时代的雅典历史均加以记述。这些内容上的重合不仅表明普鲁塔克曾参照过奈波斯的作品，也体现出两人在写作手法上的一些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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