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似乎向来对宦官没有太多好感，更多的往往是憎恶和鄙视。司马迁曾说：“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作为曾经遭受腐刑之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应该是发自锥心之痛，也多少代表了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宦官被世人轻视，有着多种原因。其一是身体特征，由于受过阉割，宦官的面相和嗓音等，都发生变异，出现变态，比如唇下不长胡须、嗓音不男不女等，许多体征都与正常男人存在很大差别；其二是出身卑微，宦官中有不少都是罪犯或俘虏出身，因为受到惩罚而被阉割。此外也有一些出身贫寒，他们生活贫困，又不愿意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只想以自宫的方式来到皇宫乞食，因此而被人们看不起；其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宦官因为靠近皇权，所以总有少数作威作福的宦官，而这些往往更容易被人们所牢记，由此而导致人们对宦官的群体印象欠佳。
当然，宦官自己并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他们都是皇宫中人，所以自我感觉超好，自视非常之高。这也可以理解。相对于普通百姓和朝廷大员，他们毕竟更加靠近皇权，所谓靠山吃山，可以恃宠而骄。
事实也是如此，在皇宫内部，总有一些太监仗势为祸，甚至插手朝政，并且搅得风生水起，惹得朝臣侧目。至于在皇宫之外，太监们外出办事，则往往打着皇权这一旗号，威福凌人，盘剥百姓，所以更加招人嫉恨。
有皇权就有宦官，明朝也不能例外。与历史上宦官为祸甚烈的时代，比如汉代末期、唐代末期相比，明代的宦官也以势盛而著称。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宦官机构之大、权力之隆、地位之显，均有赶超历朝之势。
在明朝建立之初，太监的数量已经开始急速上涨。只是这时的朱元璋刚刚坐上皇位，对谁都充满了高度警惕，对于数量上升过快的太监自然也会有一丝忌惮。当然，相比那些孔武有力的男人，这些形体不全之人毕竟还是相对安全，而且深宫后院也确实离不开太监们的打理，那便只能在默认其发展的同时，一边严加管制，层层设防。
明太祖朱元璋
即便是朱元璋严格控制，但仍然阻止不了太监规模的一再扩大。朱元璋只得制定一些硬性规定：比如宦官的官阶最高不得超过四品，内臣不得与外官有移文往来，内臣不得兼有外臣之文武官衔等等。其中有两条规定显得尤其严厉：其一是“内臣不得识字”，剥夺了宦官的受教育权；其二是“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一说外事）”。而且，为了保证第二条规定的落实，他命人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上面书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太祖皇帝所立的这一规矩，建文帝一直严格遵守。朱允炆即位后，继续使用祖父的一套办法驾驭宦官，对其实施严格管理，有时甚至比洪武朝更加严格，稍有违法之举，就会受到严惩。这在有效防止太监干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比如在靖难之役中，朱允炆所得罪的这些大小宦官，或被朱棣悄悄收买，或主动与朱棣主动联系，一直偷偷地替朱棣搜集情报，传递情报，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既然曾受惠于太监，那么朱棣对太监的态度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明代宦官地位的根本改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正在永乐朝实现。是朱棣投桃报李，给了他们机会。
有句名言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句话正好可以形容朱元璋为限制太监所作的种种努力。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孵化之后，这个邪恶的跳蚤终于在永乐朝破壳而出。
有学者认为，明朝“二十四衙门”的建制，其实是在永乐朝才得到彻底完成。而且朱棣在迁都之后，在北京和南京各保留一套宦官机构。这种南北两京的建制，终明一朝始终得以保留，也和朱棣有着直接关系。
明成祖朱棣
所谓“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十二监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和都知监等。四司分别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和混堂司；八局则分别是：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二十四衙门中，以十二监的地位更加重要，执事太监品秩更高。而十二监中，又以司礼监权力最大。当然，在明朝初期，司礼监因为朱元璋和朱允炆都有意的压制，所以尚显平庸，大小太监仍然只能卑微地乞食皇宫。这种局面，也是到了永乐朝才有所改变。
除了给太监定岗定编，给予其相应的身份地位之外，太监的权力得到大幅提高，可以染指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并发挥了突出作用。由于朱棣的有意安排，太监不仅有机会接触宫中要务，也会奉命出使；不仅担负监军的职责，还能领兵作战；不仅搜集情报，监控臣民，还能参与抓捕和审判，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审判结果......
太监地位日隆、威势凌人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们通过司礼监掌控了东厂，又借助于东厂对锦衣卫加以监视和控制，攫取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更多政治权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多半也是因为朱棣。他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父亲处心积虑所设置的种种规定，从而给了宦官步步为营、攫取权力的机会。
东厂的成立时间，史学界尚有不少争论。下面进行一番简单梳理，介绍几种代表性观点。
有学者认为，在洪武朝就已经有类似东厂这种机构出现——比如“绳顽司”这样的宦官机构，担负着搜集情报的职能。
从现有史料也能看到，朱元璋很早就使用太监搜集情报，监控官员。比如早在洪武元年（1368）就曾使用太监悄悄侦察浙江省参政郭景祥。在铲除胡惟庸的过程中，丞相谋反的情报，也是首先由宦官获得。想必在朱元璋的安排之下，太监早早地盯上胡惟庸，实施了最为严密的监控，所以才能夺得告发丞相的首功。朱元璋一贯重视情报，也曾利用各种手段搜集情报，使用太监从事情报工作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
虽说洪武朝存在着与东厂职能相似的宦官机构，但它最多只能说是东厂的前身，并不代表东厂就是朱元璋所创设。
商传先生研究认为，东厂的初设时间固然是在永乐朝，但不应晚于永乐七年（1409）。也就是说，在永乐初年，朱棣就已经创设了东厂。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东厂是在纪纲被杀之后，系朱棣为限制锦衣卫权力而设，其初设立时间为永乐十八年（1420）。这也是《明史·成祖本纪》和《明通鉴》等史书中的说法，所以影响最大。
《
明史
》
(二十四史繁体竖排·全28册)，中华书局出版
在《明史》中，除《成祖本纪》之外，《刑法志》也记载了东厂成立之事，却没有确定初设时间，而且措辞相当模糊：“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然卫指挥纪纲、门达等大幸，更迭用事，厂权不能如。”
“即位后”这三个字，只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时间。一个“盖”字，更是说明了作者的为难之情，也即对初设时间的难以把握。另外，“东安门北”的选址，可说明东厂初设该是在迁都之后，但是作者给出了因纪纲强势而导致东厂权势无法与锦衣卫相提并论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东厂在纪纲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并不是在迁都之后才开始设立。
从《明史·刑法志》的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确定的创设时间，《明史·成祖本纪》在表述上虽然持有非常肯定的语气，却很难让人完全信服。上述史料的错乱无序，足令人瞠目。东厂初设时间之所以无法确定，也可以从中找到部分原因。
我们怀疑，东厂的设立在当时就是一件秘密事件，其运行也始终处于非常保密状态，朱棣存心不让别人知道，史官也便无从查证。
在以上三种主要观点中，我们更倾向于认同商传先生的研究结论：东厂的初设时间是在永乐朝初期，而且不晚于永乐七年（1409）。也就是说，在永乐初期，厂、卫便已经开始并立。只是这个时期，太监地位虽有很大提高，但东厂地位尚且式微，所以人们只知有卫，而不知有厂。
不管东厂成立于何时，其获得重用应该是在纪纲案发之后。太监的地位变得越发隆起，也与纪纲一案直接相关。如前所述，纪纲竟然利用锦衣卫扩展权力，并图谋不轨，迫切需要对其进行限制和监控。从宦官告发纪纲图谋不轨的这一细节出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在朱棣的授权之下，东厂很可能早已开始了对纪纲的侦察行动。
在永乐朝，东厂也可能早早就担负起搜集情报的职能。朱棣相信太监，也将监军的任务交给太监，派出郑和远下西洋，据说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包括寻找建文帝下落之事，朱棣也可能交给东厂。因为有学者研究指出，“设立东厂，也含有侦察建文帝下落的用意。”
如前所述，东厂的职能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这与锦衣卫大致相当。既然工作性质接近，同样富有侦察情报工作经验，当纪纲坐实谋反之罪，锦衣卫变得不可信时，朱棣自然会改而重用东厂。
在纪纲被杀之后，他手下的一些重要党羽，如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并没有随之而全部受到株连。朱棣对他们的惩处明显地有所保留，而且锦衣卫中的不少力量都被充实到东厂。尤其是其中
的骨干分子，很快就找到了再就业的机会，只是单位变了，上班地点变了。
据《明史》，在纪纲被杀前后，东厂的权力范围尚且“与锦衣卫均权势”。但在不久之后，东厂的实际权势就明显地超越锦衣卫，不仅分掉锦衣卫的威权和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实施监控。
总之，东厂和锦衣卫，这二者相辅相成，人们习惯并称为“厂卫”。明代的情报职能由此开始变得更加发达，朱棣希望通过这种设置，既能取得某种叠加效应，同时也可以互相牵制，防止某一家机构独大。此外，也可由此实现多途搜集情报，可以将各方所得情报互相印证，避免被假情报所误。这正是孙子“五间俱起”所要达到的效果。
胡濙当初被朱棣派出去寻找建文帝，在他身后，始终另外有人悄悄地跟踪和监视。胡濙的一举一动，朱棣便可以全程掌握。一次，有一个少数民族的酋长希望用他的樱桃和胡濙换书。胡濙爽快地将书送给酋长，却没有接受酋长的樱桃。等胡濙回京汇报工作时，朱棣突然问道：“樱桃是小东西，路上也可以解渴，你为什么不接受呢？”胡濙立即明白，自己原来一直是被全程监控，不由得暗暗吃惊。
不仅是胡濙，朝廷中的大小官员也都会受到严密监控。即便是出门搜集情报的锦衣卫，也会受到多方“关照”。“关照”他们的人，则是宦官。这就是朱棣的巧妙设计。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毫无自由可言。
在永乐朝，情报机构的基本局面是厂卫并立。但在纪纲死后，东厂实力更加雄厚，宦官完全把持着大局，锦衣卫所搜集的情报往往需要经过东厂才能报给皇帝，所以锦衣卫地位沦落，远不如东厂强势。
这种厂卫并立的精巧设计，尤其可以看出朱棣的匠心独运。东厂的强势，似乎不能用“后来者居上”简单概况。毫无疑问，东厂和锦衣卫都是强权部门，但这两个部门由谁来主导也很有讲究。朱棣的设计思路是，通过没有军权的东厂来监控拥有一定军权的锦衣卫，而不是相反。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纪纲这样的威权人物重新出现。另外，虽然是由东厂主导，但是东厂的队伍中充斥着大量的锦衣卫，这也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
所以，这已经是东厂独大的局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并立”。成功控制锦衣卫之后的东厂，也很自然地成为新的威权部门，明朝的历史也会由此而打上浓厚的宦官印记。
在司礼监的内部，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被僚属称之为宗主，总领东厂的则称厂公或督主。
东厂的属官没有专职人员，其中有不少都是从锦衣卫招来。比如掌刑一般由由一个锦衣卫千户担任，理刑则由一个百户担任。除了部分官员之外，还有大量差役都是来自锦衣卫。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并非所有的锦衣卫都可以随意进入东厂，而是要经过非常严格选拔。选哪些人呢，东厂有个非常独特的标准：只选那些狡黠和乖巧的士卒，不要那些老实巴交的人。其中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不够狡黠，便没办法完成各种特殊任务；如果不够乖巧，就不能充分领会太监意图。
其中，差役长也叫档头，专管侦伺。平常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顶端尖锐，穿的则是青白色带旋褶的衣服，上面系着小布条，脚下则穿着一双白皮靴。
档头的手下，有几个听差的，叫番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番子，正是他们承担了基本的侦察任务。京城的那些亡命之徒，骗财的，挟仇的，都视番子为窟穴。因为平常刺探情报也都大量依靠他们，所以番子也可以称为“准特务”。他们四处打探情况，每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就秘密地通过番子报告给档头，档头再根据事情大小和情报的价值大小，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这就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很多无赖和土匪都赖以寄生，其中既有黑吃黑的情况，也卷进去不少无辜的臣民。无论是谁，一旦被卷进去，便坠入万丈深渊。
以锦衣卫为主题的电影《绣春刀》
番子执行任务时，都有一套“黑话”，外人完全听不懂。比如，他们将每一个事件都叫“起敷”，花钱则叫“买起敷”。当探知有犯禁行为发生时，档头便率领番子赶到，在其门外左右派人把守，这叫做“打椿”。
当外围安插完毕之后，其它番子就会迅速地闯入室内，开始抓人，并当场进行审讯。这期间并不需要掌握充分的证据，也不需要出示符牒。如果当事人按照要求给足贿赂，番子自然就会径直离开。如果拿不出钱，或者不能让番子和档头满意，就会遭到严刑拷打。至于所用刑名，可称“乾醡酒”，又叫“搬罾儿”，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罚要厉害十倍。
为了满足私欲，番子有时候还会授意那些挨整者牵连出一些有钱的财主，再对这些财主进行敲诈，逼迫其行贿。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多的金钱，那就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如果这些财主爱惜钱财舍不得行贿，或所给不多，满足不了特务们的要求，就会被栽赃并立即报告皇帝，随即就会被抓捕并关进镇抚司监狱。接下来，财主的命运就会完全由不得自己掌握，在各种酷刑之下，随时都会命丧狱中。
每月的第一天，几百个厂役便会围在一个庭院中抽签，然后各自受领任务，分别出发监视各级官员。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所审讯重犯的，叫“听记”；到其它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发现某奸事，胥吏一条条地记下来，再告诉坐记，再由坐记报告厂公，这叫“打事件”。这其实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情报工作流程。
即使是在深夜，如果有情报传递到了东华门，也可以从门缝中及时塞进去，再有人及时地报告给皇帝。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可以知晓。有时候，就连某些家庭柴米油盐之类琐事，也会被皇帝知道，有的竟然在宫中被传为笑料。
皇帝之所以会将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抖露出来，倒不只是为了戏耍朝臣，而是希望起到某种震慑作用。朝臣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随时都被皇帝所掌握，他们不能不因此而惴惴不安，都对特务充满畏惧。
锦衣卫的情报情报工作流程也和厂差不多，需要完成搜集到传递这个过程，但是所得情报必须写出疏条上奏，这才能让天子知道。这样一来，他们的情报传递就必须要通过厂公完成，所以也会就此处于厂公的监控之下，锦衣卫的势力也因此而远不及厂。
《出警入跸图》（局部）
不仅是锦衣卫受到东厂的监控和牵制，在朱棣朝兴起的内阁，更是对东厂充满忌惮。
在朱棣手里，不仅仅是创设了东厂，同时也创设了内阁。他希望通过内阁替自己分担一些政务，省去事必躬亲的烦劳。这其实是对其父废相的一种变通之法，在不违背祖制的同时，也能更加高效地完成理政。至于内阁成员，选择的都是资历较浅、级别较低的官吏，所以只能起到秘书的作用，并没有办法获得更大的权力，也没有能力对各级政府指手画脚，所以朱棣完全不用担心皇权由此而旁落。
内阁制确乎是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所以能够在有明一代一直得到延续。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内阁的权力慢慢变大，什么事都可以伸手，内阁首辅便成了宰相一样的人物。像严嵩和张居正这样的内阁大学士，更是权倾朝野。
内阁之所以权力逐渐变大，也是因为相对更靠近皇权，始终是皇帝的贴心助手。这样的便利，太监其实也有。他们不仅非常靠近皇权，甚至吃住都在皇宫。后来，当司礼监取得参与批红的权力后，更是不离皇权左右，成为皇帝的贴心助手。更何况，厂公还掌控着特务机构，可以通过操纵厂卫特务组织，全面介入政务，所以内阁首辅自然都会对其畏惧三分。
事实上，明代的不少皇帝，尤其是朱棣，都更加信任太监，而不是阁臣，所以太监的权势往往要超过内阁，更超过都察院等其他部门。
总之，自从朱棣重用太监之后，太监专权的局面在明朝时有发生，司礼监地位日隆，成为不折不扣的权力部门。而且，这一现象几乎延续了整个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晚期，在大太监刘瑾专权之后，司礼监更加显出其强势。因为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缉事厂卫，全部都由其掌控。赵翼曾对明代皇权之外的权力机构情况进行过总结：“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首辅是类似于丞相的职位，但其权力仍然不如司礼监。司礼监在明代的权势之大，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本文节选自《锦衣卫——畸变的国器》，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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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畸变的国器》
熊剑平 著
装帧：32开 平装
书号：9787101130706
定价：32.00元
锦衣卫，是明代专有军政特务机构，在谈及明朝制度建设的时候，锦衣卫是避不开、绕不过的话题，它所代表的“特务政治”影响了整个明朝的发展方向。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正是这种神秘的特性让很多人对其真实面貌不甚了然，本书正是对这一机构去伪存真，还原历史上真实的锦衣卫，讲述其中的权力纠葛与祸福兴亡。
熊剑平，安徽巢湖人，历史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著有《权力的掌控——军机处》《暗影——中国古代的刺客与间谍》《改变历史的二十四场战争》《〈孙子兵法
〉
情报思想研究》《〈孙子兵法
〉
史话》等。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军事历史研究》《孙子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