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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包括@央视新闻、@中国之声、@姚晨、@闾丘露薇在内的官方和私人自媒体，在当天做了些关于“中东难民”的宣传活动，同时，一条关于“国内已经安置了不少中东穆斯林难民的讯息”，迅速激发了舆论的热议。
个人认为，官方媒体在当天宣扬“关爱难民”的普世价值，本身并无多少不恰当的地方。毕竟，这关乎一个国家的脸面，在当今世界政治正确的舆论氛围下，官方媒体代表国家说点无伤大雅的好听话不但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不过，中国对中东穆斯林难民的关爱，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中东难民的不幸并非中国造成的，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没有道德义务。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大规模接受中东难民，足以形成绵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祸患。对中东难民的审慎态度，并非出自盲目的排外，而是以血淋淋的历史事实做依据的。
20世纪大规模引入难民引发的悲剧
从1947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在同情巴勒斯坦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宾·塔拉勒之默许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断越过约旦河进入约旦境内，形成了难民聚居区。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约旦政府逐渐失去对这些难民区的控制力，国内相当多的城镇被难民组织支配，1970年6月，巴勒斯坦难民武装突然对约旦政府发动袭击，约旦国王险遭刺杀并被迫反击，国家陷入了内战。直到今天，巴勒斯坦难民区依然是约旦国内最为头疼的政治问题。
1970年，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武装（Headquarters’ security at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camp in Ibrid, September, 1970. AFP / East News
）
上世纪60年代，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断从巴勒斯坦和约旦
（1970年约旦内战）
流入黎巴嫩，然而这些难民聚居区很快就超出了黎巴嫩政府的控制能力，形成混乱不堪的圣战组织发源地。当时的以色列情报部门这样评价黎巴嫩境内穆斯林难民区境况，“”中央政府（黎巴嫩）懦弱无力，巴勒斯坦人自行其是……某些地方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法塔赫区’。”1975年，黎巴嫩右翼民兵忍无可忍，与巴勒斯坦难民组织发生冲突，内战爆发。从此，繁荣富裕的黎巴嫩变成了人间炼狱。
1976年，黎巴嫩内战中被巴勒斯坦难民武装处决的黎巴嫩民众，达穆尔大屠杀（Damour massacre，January 20, 1976）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下令准许阿富汗难民大规模入境，这也是80年代被国际社会广为称颂的善举
（就像2015年默克尔准许中东难民无限进入欧盟）
。然而，十几年后大量的圣战组织在该国难民营中滋生，阿富汗难民聚集的巴基斯坦土地也逐渐成为动荡的温床。今天的巴基斯坦混乱如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80年代的善举。
2007年2月，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穆沙拉夫曾宣称，有很多恐怖分子都出自阿富汗难民。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穆尼尔·阿拉姆(Munir Akram)在写给联合国安理会的信中则说：“难民营经常窝藏塔利班残余分子，使得这些残余分子能不断从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进入阿富汗制造恐怖事件。2006年从难民营进入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发动的多次袭击共造成了4000人死亡。这种情况不仅对国际反恐战争的推进十分不利，而且还严重威胁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
大规模接纳难民为何容易形成持久的政治灾难？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难民问题上，善意往往不得善果。接纳巴勒斯坦难民的约旦、黎巴嫩两国先后爆发了内战，留下了至今难以弥合的巨大伤痕，并不断折磨两国；而相当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后代成为了圣战组织的后备军团，反过来撕咬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友邦，使其沦为多灾多难的失败国家。那么，难民为何会恩将仇报？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从难民的政治性质谈起——
难民相比于原住民，是天生的无产者和破落户，心理落差决定了难民作为一个群体，本质上是偏激的不稳定阶层。
无论难民在自己的祖国生活如何，当他们抛弃自己的家产流亡到异国他乡之后，大多都会沦为不择不扣的无产者。在接受国中，难民们身为法理上的一时过客，大多既谈不上自己的产业和的归宿，也没有自己的事业与希望，甚至没有自己的家庭，当短暂的感激一闪而过之后，
这样的群体很难不成为犯罪和激进政治的温床。
这一点，哪怕是优雅的贵族群体变成难民也不会例外。法国大革命时，法国贵族大量流亡到莱茵地区的科布伦茨，大多沦为劫掠当地农民的土匪
（牛津版《法国大革命史》之十三章《反革命》）
；苏联建立之初，无数俄国贵族逃亡到中国的上海、新疆和东北等地，这些绝望之人变得一贫如洗，通常是犯罪和激进政治组织的后备队。
1949年以后，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流亡香港，很多居住在难民营中，成为50年代香港动荡的根源，并引发了1956年震惊中外的“双十大暴动”
与约旦、黎巴嫩、香港（越南船民）的难民营一样，欧洲的难民营大多都是强奸、卖淫、杀人、抢劫和贩毒等犯罪活动的多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