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殇---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民国风云（中篇）
这次来看民国农村问题。废话不说，直入主题。简而言之，从北伐底定到抗战军兴，这段时期围绕如何搞乡建，大体有四大学派。
甲，学院派，本土儒学派和西洋教会派虽然华洋各异，但路数一样，知识分子下乡援教，白天农技推广，晚上夜校扫盲云云，实际是要从科教兴农入手，培育村民自治。这套有于学忠，韩复渠支持，在定县，邹平，菏泽几个实验县试行。从民国到如今，多少代学院派都搞这套，最近还刚看到一本书，叫《可操作的民主》，说的就是乌托邦分子在农村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可别说在中国农村，就算在花旗国，又有几个花旗老农懂议会具体运作流程？这些象牙塔出来的所谓高知，其实还不如不识字的农民精明。当年老农，现在村民笑迎他们下乡，不是因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复杂的议事规则，而是当初可以获得韩主席，于师长的财政支持，现在则是可以带来农科基金信贷项目。
乙，政学系，国民政府里的技术官僚集团。这派着眼点，是维持农村大盘稳定，士绅与小农要相互关照，减租与交租都是应该的等等，具体做法，除了维系传统绅民乡治，主要在财经上着手。技术官僚知道农村真正问题看似土地，实则是在市场。也就是说小农自身承受市场风险能力低，一旦秋收之后，市场粮价波动，谷贱伤农，连带不能收回其春耕时投入的成本，又会牵涉到农村私息民贷，和滚雪球似的，然后就是典卖土地等等，所有结果最后导致农村局势不稳。杨永泰的办法是搞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包购，代销，托运等等，全程一站式服务。简单说，就是当局介入农业市场运营，对小农来说，从此保本微利，只需重生产，不再为经营头痛，对地富豪绅也有好处，作为最大的粮户，配上包购体制，也是利多。在官方，农村大盘稳了，同时有大量粮食平购到手，可以维持军公教供给，以及稳定城镇物价，一举数得。这套方法在江西，福建，贵州（从赤军，19军，黔军手中新占的地盘）推广。同期山西阎王，广西李白大体也是这个路数。当然世上不存在完美技术，总归有BUG，政府介入市场，打造凝固的小农社会，实际会伤到中农的利益，失去经营之利，等于向上空间被挤压。
丙，CC，基本教义派。炮哥遗教，三民主义，平均地权。有说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说这话的都该买块豆腐去撞死。大陆时代，国民党和这两个阶级从来都不对付。国民党起家的基本盘其实是城乡小资产阶层。在乡就是富中农子弟为基本构成。所以党义里才会有这么一条。在江苏江宁县，浙江兰溪县，核心地域，嫡系运作试点，配合土地法，土地大纲，从CC政大毕业生里选派骨干下基层县份，行政上废局设科，原先县局是对省厅负责，县长无权，现在是科长直接对县长负责，带队老师话事，到乡下则是三位一体，毕业生正职是乡校校长，同时兼民团团长和地方保长，也就是摒除了原先的地方胥吏。文化上推行移风易俗，实际上是打着扫毒反黑旗号，打压地方势力，经济上检地与农贷，检地是为了下一步加征地租累进税，也就是逼地富阶层释出土地，当局可以低价购进，再转卖给自耕农。农行则是提供小额信贷，为小农，佃农减负。说白了就是以中农核心，打击上层土劣，提携后进小农，构筑三民主义的新农村。还是那句话，无论何种政策方案，自身都有BUG，地富豪绅当然是反对，至于这套能否推广，地方反弹如何，学生村官能否安心基层，不想念南京秦淮河和上海百乐门，就算扎根落地，是否又能不被同化，这些都是后续问题。
丁，卢布党，大家都知道，依靠乡镇游民土谷祠的阿Q们，控制乡村。强力镇压地富中农各阶层等等，不用多说。站在普通小农角度上看，开始也许是沾了小便宜，分了点田，白得了头驴什么的。但眼光如果放长一些，后续会如何？极权和传统王权，威权究竟有何不同。王权和威权只征收皇粮国税，也就是朝廷，军公教人员的供给。剩下的余粮农民可以自主。极权则是除了传统的军公教供给制征收之外，还有三件大事要支出，一是保城镇配给制，所有城镇户口的粮食配给，二是大工业化起步资金，技术，以及负担世界革命，这两个都要巨量外汇，钱从何来，基础农产品出口套汇，三是大型工矿建成之后，计划拍脑门生产出的所谓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滞销，导致实际亏本，厂矿空转，大量新增城镇工业人口配给供应等等新问题，要解决这些麻烦，就得靠借内外债，而国库券和洋债到期要还本付息，怎么办，内债印钞解决，于是通涨，物价一涨，要靠粮食投放市场，平抑城镇市场骚动，外债，洋人又不稀罕你傻大笨粗的所谓工业产品，只好加大农产品和资源出口，来偿还外债。
总而言之，极权体制碰到任何问题，就一个解决方案，把粮食抛售出去，换外汇解决眼前的麻烦。综上四大支出，最终都要靠农民粮食负担，在这样体制下农民是最悲催的群体,丰年半饱，荒年饿倒，没有路条，无处可逃。直到沧海上位，二次土改重回传统模式，除了皇粮国税，其余三大开支都逐步停止，饥荒自然就消失了。当然还有遗留问题，当初产权明晰这步没敢迈出去，而只是仿古搞了永佃制。田骨（产权）属公，田面（经营权）归农。这个BUG碰到拆迁，这又悲催了。所以还得有第三回。就和花旗国似的，产权清楚，买卖自由，谁敢强拆，论文有律师攻防，独立司法，论武公民可以持枪自卫，擅入私人领地，打死不赔。这才是公正。
回到主题，抗战军兴，两党都面临同样问题，同时面对两个对手（彼此提防，还得同对日伪），又都是来到新区（一个西北华北，一个西南中南）。乡建如何搞，方案大同小异，求稳为主，一个从暴力土改退后一步变成减租减息，另一个也没走CC路线，选了政学的二五减租。很清楚，不展开。
抗日胜利，回到战前状态。怎么办，各自内部都有山头路线纷争。卢布党阵线内三种，甲，学院派里儒学派的教化兴农主张，任教主表面统战尊重，实际没有兴趣。乙，胡服边区方案，从减租减息平稳过渡到温和土改，公债赎买，既安人心，又不用加印钞票，避免通涨，在绥德，关中试行，丙，康老的晋绥方案，也就是在南方时那套的升级加强版。最后任教主拍板定案，康老版。很多学院派天真，说蛋炒饭能继大位会和尼古拉似的，别逗了，康老版的具体定稿，助手蛋炒饭是关键。蛋炒饭可是受过斯老爹集体农庄完整教育的，任教主一知半解就玩残3千万，蛋炒饭可是熟悉整个流程运作的专家，要是那时他还在，估计3千万后头还得加个零。
国民政府内也是三种，但和卢布党不同。举个例子，卢布党的特色是，A说亩产1百，B说亩产1千，最后的结果会是亩产1万，而且这个终极方案会是一开头温和的A提出的。点解，A如果最后不加码到亩产1万，马上失去党内大义名分，会被B扣上右倾帽子，展开无情斗争。所以可以理解为何日后大跃进时各地执行最坚决的反倒是属于原本温和的沧海，胡服，岳不群的人马，例如古井贡，吴王，曾老二。
国民党则是另一种情况，A说亩产1百，B说亩产1千，最后结果无非两种，要么就是会议流局，各自分头进行，要么则是捣浆糊，加起来除以二，再把零头抹掉拉倒。回到乡建主题，看上去有个统一机构，中国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有美援，有专家，有方案等等。实际上还是老方一帖，山头林立，各干各的。浙江杭州，学院教会西化派联络美国，司徒雷登穿针引线，科教兴农，村民自治，四川永川，湖南洞庭，政学系的张群，二五减租，围垦减息，福建龙岩，CC原创，陈诚，陈仪试行，压迫地富吐出土地，耕者有其田，为什么在闽台最猛，那是日本老区，地富前世不干净，后天又和国民党不熟，所以正好下手。三套方案各自进行，从45搞到49年，在各自地域都挺成功，自然8点档家族肥皂剧结构松散，没什么剧情张力，碰到卢布党7点黄金强档南下，收视率自然拼不过人家
转进台北之后，痛定思痛，这次是下定决心要有主线剧情了，第一次土改开始。这好似套组合拳，先是CC案，地籍整理，田赋征实，余粮征购，就是压粮价，打击地富，敢说不字，扣一顶匪谍的帽子，整个七荤八素，同时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惠及小农，佃农，刁买人心。再是胡服案，地价折谷兑股，换算成土地谷物债券和公营事业债券，把地富，中农多余土地收归国有，再转售与小农，按年还贷。一毛钱不印，防了通胀，还办成一件大事。最后是政学案，在农村起点拉平之后，怕今后产生新的贫富分化，为永保小农社会。当局实际掌控了农业市场经营权，农会，信用社这些就上来了。
以乡村各阶层立场分别观察，地富当时有4.6%，虽然土地，田租收益这些消失，但是拿到了公营事业大股权，从此成为新兴工商业新贵，同时在乡下，产权上虽是平头小农，但是在农会主委里有位子，在乡村里的绅士实际名望没动，只要和当局合作，照样城里赚大钱，乡里受人尊重。
小农阶层，包括获得土地原佃农有33%，和原小农39%，有了土地产权，同时在实际包购政策下，永保微利，没有经营不善破产之虞，也挺满足的。最清楚的流程，秋收打下粮食，留下种子，其余装牛车上乡公所农会，信用社，车上粮食分几部分，交田赋，交地价折谷定期还贷，这是公事，其余自己的余粮，卖出部分，7成实物交易，政府肥料换谷，3成付现金。剩下全家口粮，农会代磨成白米，不收钱，但是米糠归政府。边上还有消费合作社，买点日用品，农具，出来抽袋烟，看场大戏，日落黄昏，牛车上载着化肥，日用百货，新米等等，口袋里装几张新票子，很开心的就回家去鸟。小农从此只忙一件事，就是年年增产，简单生活。
在当局立场，政治上小农社会稳固，经济上好处更大，实际上包购政策，维持了长期低粮价，官方肥料定价高于粮价，肥料换谷，免费为每户人家代修水泥晒谷场，都是扶持了本土肥料,水泥产业，完善了进口替代工业。而且实际上还以农补工，大量粮食收购入官仓，可以出口套汇，换回原料技术，搞下一阶段接外国订单，搞加工出口。同时每年还预留3成粮食入库，一旦城镇物价浮动，库粮就是定海神针，抛出去就安了。其实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两边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土改，一个公社，一个合作社，本质上目标相近，都想以农补工，出口创汇，安定城镇等等，结果却完全不同，要说决心狠劲，两蒋比起教主完全小儿科，可偏偏成败各异，技术上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思维轨迹上则是对人心民情是否有所敬畏惧的问题了，无知者无畏这套逻辑在经济学上是不适用的。
如果站在中农立场，这次土改则是彻头彻尾的恶政。多余土地被购走，换回的土地谷物债券因为长期低粮价政策，每年付息能有几多，公营事业股份，十几二十股，分红等于笑话。如同苏俄转型认购券政策，对经手者和80年代先富起来个体户，此刻的有心人，的确有巨大价值，他们可以借管理之便，或借第一桶金积累快速完成飞跃升级。但对普通持券者，价值还不如一瓶伏特加。在土地问题上，中农所得不足以补偿所失，更可恶的是，之后当局介入农产品市场，代购销一条龙服务小农，中农擅长的经营特长也无从发挥，从此农业成为一个旨在温饱到小康区间内活动的微利行业。中农无从经由农业商品市场经济兴家置业。要么咽下这口气，从此在原先不如自己的小农堆里混，要么进城打工，从头来过，从打工仔路径白手起家，往小业主的方向努力。台湾15%左右富中农，因土改而受创，恨透国民党。
之后台湾经济发展轨迹，维尼在上篇里已经说过，进口替代，外贸加工，直到70年代初，美元贬值，石油危机，原料上涨，订单减少等等，这时面临经济停摆，而城镇因为外贸代工，已然扩大，万一萧条，失业问题立马涌现，江山不稳，怎么办？要拉动内需，原则上无疑义。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有两个方案，一是铁公基，一是市场化。尼古拉决定上铁公基，他的核心技术官僚团队是三一学派（民国三十一年，派了31个宗亲世子赴美留学，学工矿冶金，为首的是行政院长翁文灏的侄儿翁心源，同样大陆也有4821派，48年派了21个功臣子弟赴苏学重工，为首者如来的舅舅）。铁工基如同抗生素，短期有效，长远来看有副作用和抗药性。政府订单，财政赤字，几万亿放出去，副作用通涨。铁工基产品不是社会日常所需要的消费品，大而无用，实际成本价值不能兑现，经济财富没有实质增长，投资放量之后，很快又陷入停滞，而且发作周期越来越短，用上瘾了又不能停，又形成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等于药物成瘾，滞涨等等一堆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