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人类学发源于西方对“他者”以及作为自身镜像的“野蛮”“原始”的猎奇，后来在民族志方法的滋养下成为一门以实地田野调查为核心的成熟学科。伴随着诸文明体系下人们生活的日渐趋同，人类学再也不可忽视对影响全体人类生活的经济的关注。经济在人们的生活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经济学的价格机制原则适用于“未开化”的社会吗？何为“石器时代经济学”？人们在交换礼物的过程中，是否仅是出于理性的计算？财富集体所有，群体共享的团结经济到底能否实现？
“形式论-实质论之辩”作为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学术论辩，给经济人类学分支留下了分裂的共识以及多元化的学科探索路径。经济人类学是否盛筵已过（party is over）？可以这么说。但是，经济人类学留下了许多在社会-经济总体视角下看待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视角，使得这一领域依然充满生机，从老树不断抽出新枝。
本期“经济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将沿着韩可思（Chris Hann）给出的经济人类学系列关键词，以问题意识为导引，梳理经济人类学发展历史中的重要文献。从第一篇到第七篇文章构成对经济人类学基本问题意识的“他山之石”导引。从第八篇到第十九篇，分别围绕生计模式、工作、消费、礼物、贸易与市场、货币与以物易物贸易、信用与债务、产权、全球化、社会主义、道义经济和家户等主题选择介绍中国学者富有文化自觉并且以中国经验为研究对象的探索。选文标准：基于较为扎实经验材料形成的讨论，以田野调查作为方法，研究对象聚焦中国社会。
本专题最后一篇以费孝通先生对“人民的人类学”的思考作结，这也是走出“实质-形式”之争的经济人类学需要回应当下涌现的经济新现象时需要思考的关于“人类学何为”的文化自觉。
鸣谢
专题策划人：
胡煌
理查德·J.莱恩（Richard J. Lane），加拿大温哥华岛大学英语系教授、人文学院文学理论高级研究会主任。他已出版并编辑了八部著作，其中包括《五十个重要的文学理论家》等。
象征交换
与当代社会几乎在所有方面的表现形式相反，象征交换是个人地位的变化，在实际上涉及的是物品地位变化的过程。鲍德里亚认为，礼物是最接近于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中的“象征交换”的范例：在赠送的行为中，礼物本身失去了它的“似物性”（objectness），反而成为了交换关系中的一部分，“这种转让是两个人之间签订的协议”（1981：64）。馈赠物并不涉及经济上的使用价值（礼物本身可以完全是无用的）或交换价值（礼物并不是商品或者是商品生产和流通模式的一种抽象表现方法，参见第4章）。然而，馈赠物确实获得了“象征性的交换价值”。鲍德里亚是从何处得出象征交换这个概念的？或者他的宏大叙事是基于何种“原始”社会的？他又为我们举出了哪些具体的事例来阐明他的观点？两个彼此参照互联的主要文本来源是：马塞尔·莫斯的《礼物》（1925；1990［英译本］）和乔治·巴塔耶的《耗费的观念》（1933；1985［英译本］）。这两个文本都提到了“原始”社会中“夸富宴”这一概念。
巴塔耶的“夸富宴”
巴塔耶从莫斯的书中汲取了“馈赠礼物”的这一特别的线索，并关注到“馈赠礼物”与西方关于“物物交换”的粗浅理论是相对的；换言之，礼物是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而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外，而不是对原始人通向文明的奋斗过程——从以物易物的经济发展到货币和信贷的早期形式——所进行的一些幻想性的叙述。巴塔耶指出，
莫斯在“夸富宴”这一词语的名义下确定了古老的交换形式，是从来自于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所提供的一个非常精彩的特例借鉴而来的。类似于印第安人的“夸富宴”，或是与他们的痕迹相似的机制，已经被广为发现。
（1985：121）
这些看似质朴的叙述包含了大量问题，可以有助于我们分析鲍德里亚对“原始”民族概念的使用。首先，“夸富宴”这个实际名字被声称是从莫斯那里暂时借用过来的（他可能会在某个阶段将这个概念归还）。因此，莫斯自身从一开始就卷入了“夸富宴”结构的逻辑之中——我们将在稍后回到这一点。谁把“夸富宴”这个概念贡献给莫斯的呢？答案是“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他们是指哪些人？巴塔耶列举出特林基特人、海达人、钦西安人和夸扣特尔人。和莫斯不同，巴塔耶没有尝试在阿拉斯加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殖民世界（或者美国和加拿大）中对于这些族群进行定位，他也没有尝试对“夸富宴”这个借过来的词语的历史进行溯源。然而，巴塔耶确实对此进行了详细地叙述：
这些最不开化的美洲部落是在某个人的处境发生变化的场合——入会仪式、结婚、葬礼甚至其他的演化形式——来进行夸富宴的，它永远无法和一个节日分开；不论从它给节日提供场合，还是它本身发生在节日场合之中。“夸富宴”排除了所有交易，一般来说，它是由极其珍贵的礼物构成的，这些礼物是公开展示的，其目的是羞辱对手，挑衅对方，并且强制对手也这么做。礼物的交换价值源自这一事实：受赠者为了抹除这种羞耻，回应这种挑战，它必须偿还这种债务，随后以一种更有价值的礼物来回应对方，也就是说，带利息归还。
（1985：121）
巴塔耶接着还讨论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对财富的摧毁，这是巴塔耶在其关于这种极端行为和犯罪的讨论中极为感兴趣的部分。他还讨论了地位或是“等级”通过财富的丧失和部分的摧毁在“夸富宴”的社会中而产生的方式（1985：122）。因此，当贵重的礼物被赠送或者甚至被毁坏时，赠送者获得了其他形式的声誉威望。除了简单地提及夸扣特尔人的图腾柱，这里对“夸富宴”的叙述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可以用来分析当代社会等级制度的概念：
正如巴塔耶所认为的，“赠送礼物”本身并不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区分。相反，是“夸富宴”的终结、财产损失实践的失败，预示了由贵族所主导的社会向由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工业社会的转型。
（Bracken，1997：45）
换言之，资产阶级抹去了或是内部化了他们的财富消耗；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消费是加以调节并且平均的，失去了它们的功效。更糟糕的是，公开消费财富的义务（或财富的再分配）被否决了，产生了一个小气和虚伪的统治阶级。巴塔耶认为阶级斗争的爆发是对禁止奢侈耗费这一失败的一种直接表征；换言之，阶级斗争维持着过度的社会耗费原则。与举行“夸富宴”的社会不同，资产阶级以他们的同一化、理性化的社会来否认贫富、主奴之间的差异。但是这种同一性不过是一种神话，在日常基础上表现得就像是主人把自己和“奴隶”或是“工人”区分开。换言之，主人和工人都分享一个工作伦理，但后者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前者仅是为了将自己与工人区分开。巴塔耶运用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的一个相对的精简版本来加以分析，他认为在一个耗费/毁灭的过度展现中，工人条件的改善对于真正做到区分主人和工人而言是一种失败。这只会导致主人的身份及乐趣的削弱，直到在一种冷漠的状态下，整个体系才会在工人波澜壮阔的起义暴动中向前发展。阶级斗争于是可以被解释为在一个“夸富宴”的社会中所有的象征性的砝码交换（symbolic weight of exchange）。也许只有通过对巴塔耶的解读，鲍德里亚在第1章（参见p.23）中所谈到的一段话才可以被重新思考。在“媒介的挽歌”中（《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已经看到鲍德里亚是如何反对“媒介”能够被革新或被革命化的观念，因为媒介已经带有了符号经济的性质，在这样的情境中，这种所谓的“象征”行为很容易被复制：媒介是从一种预先存在的模式出发来构建革命符号。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观念都丧失了，因为这个模式本身就包含了反馈结构，诸如观众、电话民意调查，这些都展现了一种观众互动的表象。在这种表象之下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事件的结果都是预先设计的，如一个罢工的“自然”循环导致了一系列可能的革命或是变更，而不会成为一个升级到催生出一种新型社会的罢工。如同在第1章（参见p.24）中所提到的，鲍德里亚对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一个“真正的”媒介进行了论证：
在五月风暴中，真正有革命意义的媒介是那些墙壁和墙上的宣传，那些印刷的海报和手写的布告，在那些街道上，言论宣传萌发了并被相互交换——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即时地记录，发出和反馈、言说与回答在相同的空间和时间运动，有着交互性和敌对性。
（1981：176）
按照巴塔耶对于“夸富宴”，以及阶级斗争是禁止奢侈耗费的当代表征的评论去重读这段话，我们就会发现言说本身在交换的过程中获得了象征砝码。鲍德里亚的这段话并非如批评家史蒂夫·康纳（Steven Connner，1989：50-62）所断言的那样是一次怀旧之旅，而更可以说是对当代社会中的象征交换的全新发现。那些巴黎街头扑天盖地的宣传题词在反抗的现场中包含着一种接近和投入，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类比于参与者在“夸富宴”中的接近与投入。但即便用这种类比，我们也必须堪定“夸富宴”一词的来源，并指出这种类比只能通过巴塔耶的“夸富宴”和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来构建。而鲍德里亚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来源——莫斯的《礼物》——是否能使我们更为细致地勾勒出“夸富宴”这一词语或概念呢？
图为让·鲍德里亚所著《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图源：book.douban.com]
莫斯的“夸富宴”
在巴塔耶对“夸富宴”做了极简约的描述之后，莫斯给读者提供了一种财富的困窘或是更多的细节。在探究礼物赠送是如何建构了一个整体的服务体系时，莫斯决定用一个词来概括或描述这些“整体服务”：
我们打算把这种形式称作“夸富宴”，进一步来说，美国作家通常称之为“奇努克”（Chinook），这个词开始变成从温哥华到阿拉斯加的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日常语言。“夸富宴”这个词汇的基本意思是“去喂养”、“去消费”。
（1990：6）
莫斯在两个脚注中暗示了“夸富宴”这个词汇的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第一个脚注是在他的序言之中，他写道：
对于我们而言，（早期描述）提出的这个词的意义似乎不是其本意。但是事实上博厄斯（Boas）给出了这个词汇（用夸努特语，而不是奇努克语）的解释：喂养者，或者字面的意思是“魇足的场所”。
(1990：86，fn.13)
在这个术语的使用背后，西北部语言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术语或理念能够像基于奇努克语的英-印“皮钦语”那样给予其精确描述。
（1990：122，fn.209）
当这个词语本身也具有高度可疑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之时，鲍德里亚凭借巴塔耶和莫斯的理论，把这个术语看作西方社会之当代表征的绝对他者。在《夸富宴研究文集》（1997）里，克里斯·布拉肯（Chris Bracken）对于这种不确定性进行了巧妙地溯源，他认为是威廉·斯普拉格（William Spragge）最早于1873年在加拿大使用了这个词语，它源自于依沙瑞尔·伍德·鲍威尔（Israel Wood Powell）这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的“印度总管”为1872年所写的报告。问题在于这个词在最初的时候描述的是什么？这个词语是否意味着纯粹的礼物赠送，而实际上却是一种对财富的摧毁，因为在这里没有报答；还是说这个词语描述了一种交换经济，即礼物在后来是要偿还的？布拉肯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