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空间行动”，文章整理自深圳福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和福田区建筑工务署委托朱涛工作室承办的“城市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主题系列讲座第1讲，作者朱涛，香港大学中国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朱涛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欢迎分享。
简•雅各布斯 (1916-2006)
大城市的生与死
近期参与一系列城区的城市设计评审，我看到一种倾向：很多新城区，由于规划不当，形成市区中间荒漠般空旷区域。它们多是机动车交通主导、机械的功能分区和过于单一的土地使用等典型的现代主义规划错误导致。领导们很苦恼，认为城区缺乏“形象”和“识别性”，于是组织城市设计竞赛集思广益。各建筑师、规划师团队，各出奇招，做些争奇斗艳的地标建筑形象，以期解决城市问题。我不禁想：如果简·雅各布斯活在今天，会不会气得吐血？为什么她在1950-60年代彻底颠覆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做法，却在今天的中国大行其道？今天谈论雅各布斯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环顾中国乃至亚洲、中东等大量的新城建设，人们对吸引眼球的单体建筑和形象工程如此热衷，却经常对城市该如何正常运作、城市该如何支持市民的日常生活缺乏基本常识。雅各布斯的思考与行动反复提醒我们：一个真正的城市，应该关注城市和市民生活，成为社会“多样化”的发动机。
△ 在目前层出不穷的城市设计竞赛中，常有参赛作品缺乏关于正常城市的基本常识。
雅各布斯并不是建筑设计或城市规划专业科班出身——也可能正因为这样，她才能够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立场出发，超越职业利益述求（绝大多数规划师和建筑师殚精竭虑，就是为了接活），为城市发言。她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受过两年通识教育，上的课极其多样：地质学、动物学、法律、政治学、经济学等等。她最终成为一个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一个有思考、有行动能力的城市公民。雅各布斯以日常经验、朴素的常识和贴近现实的观察，发展出人本主义的城市思想，对城市规划和设计产生重大影响。
△1961年，雅各布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国会图书馆
1958年，雅各布斯在《财富》杂志发表开篇之作《市中心是为人民的》，讨论当时流行于美国城市的更新重建（今天我们读这篇文字，不妨把语境放在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建设）。她写道：“如果明天的市中心会看起来像今天大多数正在规划的重建项目的话，那它将沦为一个纪念碑式的无聊(a monumental bore)。但市中心是可以生机勃勃和激动人心的——而且并不难发现如何做。” 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官员、规划师和建筑师洋洋自得的城市重建模式，第一次受到全面挑战。
△ 旧金山联合广场，该插图选自简•雅各布斯文章《市中心是为人民的》（Downtown is for People）©Fortune Archives
文章最后一句话警醒城市决策者和规划建筑从业者：“设计一个梦想城市容易；重建一个活的城市需要(真正的）想象力。”（Designing a dream city is easy; rebuilding a living one takes imagination.）此话意思是：画图、做模型、堆砌标新立异的空间形象，其实是容易的；但重建有活力的城市却需要真正的对城市运转复杂性的认识和创造力，并非简单概念、理论、图面就能应对。1959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得知雅各布斯在计划写一本关于城市规划的书，决定资助她考察多个美国城市的重建项目。雅各布斯最终写成被一代代规划师奉为经典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封面（1961年）
△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目录
该书导言这样写道：“此书是对当下城市规划和重建理论的抨击。同时，更主要的也是尝试引介一些城市规划和重建的新原则，这些原则与现在被教授的那些东西——从建筑和规划的流派到周末增刊以及妇女杂志——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
批判三大现代城市规划模式
雅各布斯开篇即批判了当时三种流行的城市规划模式：田园城市、光辉城市、城市美化运动。它们是20世纪出现的最有影响力、至今仍普遍被运用的规划模式。从历史背景看，它们都是出于社会改良的良好动机，规划师们针对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污染、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劳工居住环境恶劣等“城市病”，提出的诊断和药方。首先是 “田园城市”(又称“花园城市”)，由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他认为，既然超大的集中城市势必导致交通堵塞、空气污染、贫民窟等诸多问题，那么应该将城市解体，肢解成一系列自给自足的小城市，中间用绿地间隔开。
△ 田园城市图解：图中三块磁铁表示，城市和乡村各有缺点——城市房价和物价高、居住条件差、社区邻里关系不好，而乡村基础设施差、教育质量低、工资低等。那么可以有第三种理想城市形态，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有高工资、高福利、良好的社会生态。
△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想空间结构
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理想空间结构：一个中心城市（12000英亩地、58000人），用铁路、公路串联起周围一连串“卫星城”（9000英亩地、32000人），城之间以大片绿地相隔。卫星城各自有市政中心、公共服务设施，经济和产业上也自足，保证每个城市独立运转。他的“田园城市”图仅仅是思想图解，并不代表实际城市的形式都是圆形。现实中，香港新界、北京通州等 “疏散”城市发展思路与“田园城市”思想一脉相承。
△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从城市中心到郊区的功能分布图解
但 “田园城市”模式最终几乎全蜕变为“田园郊区”，而没能成为自给自足的“城市”。首先因为城市人才、产品、市场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需要动态网络式支持，卫星城几乎无一能脱离对中心城市的资源依赖。如果卫星城在经济、产业上无法自给自足，无法为城内居民提供足够就业，就势必沦落成“田园郊区”、“田园睡城”。其次，经济产业的流动性极强，这与规划师想用一张理想蓝图严格限定经济产业的规划、计划的思路根本不匹配。比如香港70年代初规划了沙田“卫星城”，意图疏散港岛，在新界形成较均匀的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结果刚建好就遇上大陆改革开放，大量产业瞬间被吸引到深圳和广东，沙田很快就变成以居住为主的“睡城”。
雅各布斯批评“花园城市”模式，认为霍华德试图将城市所有要素全部限定，包括尺寸、经济、人口、空间结构，但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和城市能量是不会服从“计划”的。“他（霍华德）的目的是创造自足的小城市，真的很舒适的小城市，条件是你应是很温顺的，不想有自己的计划，也不在意与那些同样没有自己的计划的人一起共度一生。”第二种规划模式“光辉城市”，来自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柯布西耶。他认为，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的低密度无法应付人口爆炸和大量交通，于是产生了更极端的做法。
△ 柯布西耶“公园里的塔楼”(1922)。图中塔楼是办公楼，周边是花园式居住区，工业规划在最外层。
△ 柯布西耶 “300万人的当代城市”市中心鸟瞰图
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构想有时也被归纳为“公园里的塔楼” 模式。比如他的“300万人的当代城市”提案，看似是十分“合理”的规划构思：在一块空地上建立新城，郊区为花园住宅和工业，市中心通过摩天楼群实现“花园城市”无法达到的高密度，并在核心部位布置中心商务区（CBD）和“交通枢纽”（今称TOD）。他画的中央交通枢纽至少有好几层立交的交通流线——地面大片绿化带和道路、架空的高速公路、火车道和中央火车站、火车站顶上是直升机停机坪……柯布的“光辉城市”已经开始系统提出“人车分流”和城市功能分区（工作、居住、休闲、交通）。
△ 柯布西耶 巴黎市中心改造方案, 1925
在巴黎市中心改造方案中，柯布西耶提出激进主张：首先像切除手术一样，将大片历史地区抹平，仅留下塞纳河、西岱岛、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纪念碑式的标志地。他将街区想象成一块开阔的处女地，把高层塔楼和大片绿地植入。为了支持高效车行交通，几百米才设一个十字路口，街廓尺寸巨大，不再像传统城市般街面连续、建筑与街面唇齿相依。
△ 柯布西耶“光辉城市”
雅各布斯对柯布这种“一只手控制整个城市规划”的精英观念提出批判：“反中心主义者和其他花园城市的拥戴者对勒·柯布西耶的公园中的塔楼感到惊骇……但讽刺的是，光辉城市直接源于田园城市。柯布西耶在雅各布斯看来，根本就是反城市的，他接受了“田园城市”肢解城市的基本图景，至少表面如此，然后想让它更对高密度更实际些”——“柯布的解决方式是‘垂直田园城市’”。
第三种规划模式“城市美化运动”——纪念碑式的城市，指用古典的中心对称构图规划城市中的重要地块，建起一组纪念碑式建筑，形成仪式感极强的城市空间序列。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中心：一条中轴线，串联起几个纪念碑式构筑（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等），中间大片开放绿地和水池，两边簇拥两排地标式公共建筑建筑。
△ 麦克米伦规划（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广场规划），1901-1902
雅各布斯尖锐批评“城市美化运动”实际上是以博览会的方式装点城市，以视觉狂欢掩盖城市的真正复杂性：“在展览公园里排列着沉重宏大的纪念碑，一个又一个，就像盘子里装着的撒了糖霜的糕点，以矮胖、装饰性的形式预示了后来柯布西耶在公园里的重复的塔楼。这种将财富和纪念碑性以祭神狂欢仪式集合起来的模式，抓住了规划师和他们的工作的想象力。”
△ 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广场鸟瞰图
△ 深圳福田中心区的规划就是源于“田园光辉城市美化运动”三合一模式
雅各布斯在导言的最后说，在现实中，规划师往往将三个模式混合起来，变成“田园光辉城市美化运动”。我们可以说，“田园光辉城市美化运动”三合一模式几乎蔓延中国所有新城建设：以大片绿地让市中心显得郊区田园化、以CBD摩天楼群提高密度、以左右对称的两排纪念碑式的建筑（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等）美化市中心。雅各布斯做出结论：“…所有的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牺牲品。”她认为真正的城市是“需要一种相互交错、有着细腻肌理的使用多样性，多种的使用能持续地相互支持，不管是从经济还是社会上。”
城市的特性
基于对既有规划模式的批判，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第一部分“城市的特性”提出最重要的城市思想。她分三章节讲述了人行道（街道）的作用。“街道及其人行道，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是一个城市的最重要的器官。试想，当你想到一个城市时，你脑中出现的是什么？是街道。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有意思，那这个城市也会显得很有意思；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单调乏味，那么这个城市也会非常乏味单调。”
在城市里，街道除了承载交通循环外，还有许多其他用途，同样都是城市机制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街道≠道路。在交通规划里，道路是为了出行效率，高效到达另一个目的地；但街道不一样，是为了生活体验——遛弯、漫步的经验。另外，人行道-街道-建筑物是共生关系。“一条人行道本身毫无意义。它是个抽象体。只有在与建筑物以及它旁边的其他东西，或者附近的其他人行道联系起来时，它的意义才能表现出来。”
△ 香港旺角的步行街道
首先，“人行道的用途：安全”。一个成功城市的基本原则，是在街上身处陌生人之间时，能感到人身安全，不会潜意识感受到威胁。“光辉城市”规划中有漂亮的绿地、塔楼，充足阳光、空气、间距，但无法杜绝糟糕的治安。雅各布斯分析：如楼距太远，降低人群密度、把“郊区化”特征带入城区，街道就会失去“安全”用途。这会导致城市被肢解为各种“黑帮地盘”:穷人区产生黑帮争斗；富人区日益堡垒化。一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界线分明。比如纽约格林威治村，从公共空间过渡到公寓，需要通过几步台阶才能进入室内（私有空间），老百姓可以坐在台阶面向公共街道，融入城市生活。
△ 纽约格林威治街道，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过渡
二是雅各布斯创造的伟大术语——“街道眼”，指盯着街道的“眼睛”，来自街道的居住者。街道两侧面向街面的楼房，天然具有确保行人安全的作用。比如传统欧洲城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作家本雅明这样描述：主人站上私家阳台，相当于在一个小舞台，与街道的公众相互看见，发生积极互动，产生安全感。
三是人行道必须总有行人。这样既可以增加“街道眼”数量，也可以吸引更多人从楼里往街上看，自然形成了交流网络。人行道边上需要布置足够数量、尤其是夜间开放的商业点和公共场所。
以卡耐基音乐厅为例，最初的更新计划是把所有大型音乐厅拆除，移到街区内侧一个广场，形成孤岛式的歌剧院、音乐厅，集中组合成“文化中心”。然而，卡耐基音乐厅委员会和社区坚决反对，让音乐厅至今伫立在街道旁，门厅、售票面向热闹的人行道。
△ 卡耐基音乐厅和百老汇剧院街道
雅各布斯写了一段美妙的话：“人行道芭蕾——一种神奇、复杂的秩序，在维护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互相关联的人行道用途，带来一个又一个驻足的目光，正是这种目光构成了城市人行道上的安全监视系统。这种秩序充满着运动和变化，尽管这是生活，不是艺术，我们或许可以发挥想象力，称之为城市的艺术形态，将它比喻为舞蹈。”
“人行道的用途：交往”。在长时间里，人行道发生众多微不足道的公共接触，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人们对公共身份的一种感觉，织成尊重和信任网络。雅各布斯称之为“下意识的公共街道支持——信任”，这对于个人或街区都是一种资源。例如一些小店主能起社区总管的公共性作用，帮忙保管包裹、聊八卦，促进邻里交流，增强人行道生活的社会结构。
“人行道的用途：孩子的同化”。当街道安全、居民熟悉时，孩子就可以在家附近自由玩耍，降低车行和治安威胁，让街道也成为小孩的游戏场，而不是只能到公园和游乐休憩场所。除了人行道之外，第四章讨论“街区公园的用途”。“一般说来，街区公园或公园样的开敞地被认为是给予城市贫困人口的恩惠。让我们把这想法颠倒一下，把城市的公园视为是一些‘贫困的地方’，需要生气与欣赏的恩惠。”比如深圳香蜜公园就是个优秀案例。它除了有美丽景观，还是市民活动的营造区，有茶室、游戏场、图书馆、结婚登记处……香蜜公园的打造包含了许多城市居民活动、人的情感，超越了消极的休闲，成为积极的城市生活场所。
△ 深圳福田香蜜公园
城市多样化的条件
书中第二部分“城市多样化的条件”，雅各布斯说：“想要理解城市，我们必须直接完整地涉及到城市不同用途的结合或混合用途。”如果像现代主义规划师将工作、生活、休闲、交通分开，注定产生失败的城市。她认为，“关于城市规划的第一个问题——而且，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城市如何能够综合不同的用途？”大城市是天然的多样化的发动机，是新思想和新企业的孵化器，和成千上万小企业的天然经济家园。雅各布斯以经济学的眼光判断，城市越大，制造业的种类就越多，小制造业的数量和比例也越大……大企业有自给自足的能力，能够在企业内部容纳大部分技术和设备，储存并远销，也有文化设施和娱乐等生活福利待遇。但小企业难以独立支撑大资源，城市则能提供产业链和生活服务上的其他支持，比如一个小规模设计工作室，图文印刷需要依靠在城市里共存的其他小企业。
一是主要用途混合：在一个地区以及尽可能多的内部区域，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个，最好是多于两个。这些功能必须要确保人流的存在，不管是按照平时日程出门的人，还是因不同目的来到此地的人，他们都应该能够共同使用很多设施。如香港SOHO区的功能混合，让外地游客、本地居民、上班白领，在所有时间段都形成人群汇集。中环手扶梯便利连接了商务办公区和居住社区，办公、居住、吃饭、娱乐汇成多重动线，成为密集、多样的城市生活网络。
△ 中环的手扶梯
二是小街区：大多数的街段必须要短，街道网尽可能密，行人能够很容易拐弯。比如纽约曼哈顿中城大约为80米×274米标准街廓（雅各布斯甚至就觉得这尺寸过大），走起来非常方便，密集的街区容纳了不同功能的建筑，构成生机勃勃的街道生活。
△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插图，纽约曼哈顿西八十八街，示意大街段和小街区对人行的影响
△ 纽约曼哈顿鸟瞰图
三是老建筑：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各色各样，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应包括适当比例的老建筑，在经济效用方面也可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建筑的混合必须相当均匀。四是集中：人流的密度必须要达到足够的程度，不管这些人是以什么目的来到这里。
△ 香港鸟瞰图，高密度城区
雅各布斯指出一种错误认识——“混合用途会产生丑陋的视觉、会导致交通阻塞，会招致混乱的后果。” 她认为，混合用途代表着一种城市高度发展的复杂秩序。
衰退和更新的势力、不同的策略
书中第三部分“衰退和更新的势力”，比较了城市开发的渐次性资金和急剧性资金对城市的影响。雅克布斯认为，城市应该是循序渐进地演化的，快速拆毁催生出来的永远不是好城市。建设性资金渐次注入，能帮助城市像生命体一样演化。相反，急剧性资金带动的空间，短期内投资要见效，但一定会对城市造成伤害。第四部分“不同的策略”，提出了其他控制交通的方式。“被蚕食的城市与对汽车的限制”，雅克布斯认为只能二者选其一。与其让不受控制的车行交通来侵蚀城市，不如加强对私家汽车的限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如果把车行道加宽、人行道变窄、修建很多停车库，会形成恶性循环，让交通更加堵塞。
△ 宽大车道与细密窄车道
城市如生命，是“十几个或者是几十个不同的变数互不相同，但同时又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 而理解城市的“有序复杂性”，如同理解生命：
1.对过程的思考。不能期待整体规划能一劳永逸主宰城市所有问题，要不停跟踪、深究、反馈、修正。2.以归纳推导思考问题，从点到面，从具体到总体，而不是相反。比如从间距、消防、日照问题，容易得出城中村是贫民窟的结论。但走进城中村，看到生活自治达到一种好的状态时，会改变对城市规划的理解。3.寻找一些“非平均”的线索，包括非常小的变数，正是它们会展现大的和更“平均”的量的运作。简单说是找“特点”，大数据会体现趋势，但城市很多非典型特异的想象，比如华侨城创意产业园，它不是深圳主体的现象，但恰恰这样特定的存在，对城市生活非常重要。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是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但是，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
知行合一的公民
前面提到，雅各布斯并非一个城市规划或建筑的专业学者，她以普通市民对街道的观察来写《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给出一套全新思考框架。她同时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正如她在书中所说：“城市有能力为每个人提供什么东西——仅仅因为、只有当，城市是被每个人创造出来的。”1950年代，雅各布斯所在的社区格林威治村受到城市更新计划的威胁。纽约政府当时出现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规划师罗伯特·摩斯（Robert Moses），曾担任纽约州务卿等多重职务。他主张在曼哈顿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大项目，修高速公路，纵横贯穿曼哈顿，与曼哈顿岛外区域连接起来。同时，高速公路又成为利器，摧毁老社区，将原住民搬到郊区，开发高端房地产，实现城市更新。
△ 华盛顿广场公园鸟瞰图
摩斯在1940-50年代试图推行一个计划，将第五大道向南延伸，以四车道快车道形式穿越华盛顿广场公园，将公园一分为二，再用立交人行天桥把公园连起来——所谓的“人车分流”。雅各布斯联合社区居民起来反抗，出席听证会，给市长写信，最终抗议取得成功。1959年4月，摩斯的车行道计划终止，公园回归为曼哈顿最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之一。
△ 摩斯和他的华盛顿广场公园规划，快速公路穿过，1950s
△ 拯救华盛顿广场公园宣传海报
摩斯随后又推出更宏大的“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 计划，企图让高速公路沿着曼哈顿的东河和哈德逊河河岸，从布朗克斯直抵下城，再在下城东西向横贯，向东连接曼哈顿大桥和威廉斯堡大桥，穿越布鲁克林；向西则经由隧道，通往新泽西。该计划一旦实施，曼哈顿下城的诸多历史街区，包括小意大利、中国城、东村和雅各布斯所在的格林威治村等，将全被夷为平地，被“城市更新”的巨型房地产开发取代。
△ 摩斯的“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计划
雅各布斯同样带着社区居民，自1955年开始，开展了长达十几年的不懈抗争，抵制摩斯的强权规划。也正是在抗争期间的1961年，雅各布斯出版了她的里程碑式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后美国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思考。最终，“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于1969年被宣布撤销。
△ 雅各布斯和摩斯
△ 1963年雅各布斯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社区集会上
有趣的是，在雅各布斯与摩斯的决斗中，很多建筑师坚定地站在“建制派”立场，支持摩斯的计划。比如，保罗·鲁道夫于1967-72年间，制作了自己的巨构提案：在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上空修巨构建筑，将基础设施、公共住宅、豪华公寓和办公楼连为一体。在那个时期，受雅各布斯的影响，美国城市规划范式彻底改变，摩斯在公共舆论中变得声名狼藉，“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计划被普遍诟病，最终于1969年被宣告撤销。而鲁道夫仍沉醉于他自己图板上的巨构科幻世界……很多建筑师，到今天不是还沉醉在妄想狂、自大狂的旧梦中？
△ “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模型俯瞰 ©Barb Choit
△ 保罗·鲁道夫制作的“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提案 1967-1972, ©Paul Rudolph Archive
雅各布斯的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和社会活动经验传遍世界，启发着无数市民和社会组织主动参与自己城市的打造过程。每年5月第一个周末，世界有150多个城市 (包括深圳) 的市民自发组织“简的步行（Jane’s Walk）”活动，来通过步行欣赏和体会自己的社区之美，纪念雅各布斯。
真心希望我们的政治家、规划师和建筑师们，反复细读简·雅各布斯，体会她的忠告：“设计一个梦想城市容易；重建一个活的城市需要(真正的）想象力。”“城市有能力为每个人提供什么东西——仅仅因为、只有当，城市是被每个人创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