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二） | 正略名家

赵民按：

作者 | 费孝通

来源 | 爱思想网

三

人们时常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当成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看。其实, “文化自觉”, 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100 多年的历史中开绐产生的。

过去的100 多年里, 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变化的世界中, 我们面临原来很少遇到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 经过“三级两跳”, 中国社会已从乡土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 再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所谓“信息社会”包含着人与人在“信息”间关系的根本变化。以电子产品为媒体, 来传递和沟通信息、逐步改组工业生产、商业贸易, 甚至组织政府的治理工作和全部社会生活, 带来了对传统人文世界的猛烈冲击。从工业化到“信息化”, 都先发起在西方, 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 世纪到现在, 过去我们所说的“现代化”这种现象和过程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不是西方的人类学家承认, 现代西方文明代表一种强大的历史断裂性, 作为一种不断否定历史和生活的社会性的力量, 作为一种被人类学家称作“热的”、“动态的”社会模式, 冲击了许许多多像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注重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创造文化的“冷的”、“持续的”社会模式。

文化研究里提出的这种对世界人文秩序新变化的形容, 应该说还是贴切的, 它也能解释“热”与“冷”社会之间在相互比较中产生的自我认识。我这代人开始学习人类学和社会学时, 西方知识界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站在西方的“他者”立场上来反省西方现代文明的做法。我自己的老师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就曾写了不少论著, 阐述他自己的文化论, 基本就是将不同的文化放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里考察, 否定19 世纪古典人类学将非西方文化当成“落后文化”的做法。

马林诺夫斯基老师的文化论虽然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 但是却从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角度, 提出了对世界范围内“主流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反省。产生于西方学院氛围内的功能论, 难以彻底摆脱西方认识论的限制。马林诺夫斯基说, 所有的文化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这一论说, 遭到了后来的人类学家的批评。批评者认为, 这是工具主义文化论, 意思是说, 马林诺夫斯基采取的解释方式, 正好符合西方文化的人与物、目的与工具的区分框架。

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的论著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 这也是在不自觉中造成的。他的本意, 是要指出, 影响、冲击、改变着整个世界的西方文化, 不能简单地将自己当成惟一具有实际意义的文化形态, 而人类学家的使命, 就是在于指出非西方文化中那些表面上与征服自然的目的距离甚远的形式, 也是在当地的生活中陶冶出来的合理做法。可见, 虽然有人指责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具有极端的“反历史”倾向, 但是他所反对的历史不是我上面说的历史继承性, 而是在他的人类学出现以前大量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台阶式”历史观。从他的论著里, 我看到一种对非西方人文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作用的尊重。

马林诺夫斯基老师代表的一代人类学家, 开创了西方“文化科学”的新时代, 今天人们一般用“现代社会人类学派”这个概念来称呼那种具有鲜明的反对西方中心论态度的文化学派。这些年来, 我在补课时重新阅读了一些书籍, 写了不少札记, 看到了西方人类学在过去数十年中逐步寻求文化良知的一种可贵的努力。然而, 在这以前, 情况却有所不同。

请允许我把时间推到比20 世纪初期更早一些, 来看看此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评论。必须承认, 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 欣赏中国文化, 试图在中国文化中寻找欧洲文化革新的道路的知识分子人是有的。可是, 我们不能忘记, 从18 世纪开始, 随着中西文化接触的增多, 随着西方世界性扩张进程的展开, 西方对中国的蔑视态度也变本加厉。在明代, 来自欧洲的传教士要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落脚,还要特别注意学习儒士的礼仪。即使是到了英国马尔噶尼使团在清初访问中国时, 还要接受清朝皇帝的要求, 屈膝表示“来朝”, 并将自己纳入中国朝廷的“宾礼”来“朝贡”。

到后来, 西方人的这种“文化虚心”, 随着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而锐减。罗马教廷到从18 世纪到19 世纪一直怀疑中国人的“礼”是否符合文明社会的规则, 在教廷内外展开频繁的“中国礼仪之争”, 讨论中国祭祀祖先的礼仪是否符合教堂的规则。到了19 世纪中叶以后, 生物进化论在西方社会思想中逐步获得了支配地位。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将生物学家在生物进化的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来对西方与非西方作文化的历史定位。这时, 中国被列入“古代亚细亚社会形态”来研究, 我们的文明被变成西方人认识人类的古代历史的例证。在西方中国观的演变过程中, 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对象是变幻不定的, 但演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轨迹: 它从一个被基督教争论的“风俗体”, 转变成了被社会科学家关注的长期停滞在“古代亚细亚社会形态”中的国度。

涉及到中国的西方式东方学、世界史和社会科学研究, 有些具有更多的人文学倾向, 有些深受自然科学概念的影响, 但它们的总体趋势是迫使中国文化面对一个被物和工具支配着的世界。从清末开始, 维新远动在中国历史上冒了头。起初, 引进西方文化, 让我们的国人看到物和工具的重要性, 是一个重要的步骤。那时比较流行的句子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士大夫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对待能补充中国文化的“用”。但思想的门户一旦打开, 西方文化就势如破竹地冲破了重重障碍, 到20世纪的前20 年, 逐步以“德先生” (民主) 和“赛先生”(科学) 的形象, 在中国知识分子界得到广泛的接受以至推崇。

在20 世纪的上半叶, 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是中国知识分子热衷讨论的话题。有关中西文化的关系, 出现了“全盘西化”、“文化守成论”及“折中论”等观点。但随着新学的推广, 现代文化逐步在中国大地上扎了根。

四

我受的教育就是从当时的新制度里开始的, 上的是所谓的“洋学堂”, 它是针对科举制度下的私塾制度而设立的, 是从西方国家经过日本传入的, 它使我这一代人从童年起就接受学校教育, 参与同代人的集体生活, 受的教育内容也有别于主要用旧经典如《论语》、《孟子》等。我从20 世纪20 年代投身到学术领域里, 进入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 特别关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动向, 立志追随老师吴文藻先生, 以引进西方社会人类学方法来创建中国社会学为志向, 具体说就是近代西方社会人类学的实证主义方法, 注重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探究文化的实质。以我个人受到的教育而言, 具有重引进西方文化的家学传统, 后来学习西方式的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 积累成一种“务实求新”的习惯, 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说到底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对生物性的个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