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在电轨旁发现一辆失控的电车呼啸而来，在电轨上绑着五个活人，如果这辆电车不立即停下来或改变方向，这五个人会被轧死。你的手边有一个开关，你按下去，电车会转而驶向另一个轨道，这五个人会得救，但在那条电轨上绑着另外一个人，而他将被轧死。
你会怎么做？你会用一个人的生命去换五个人的生命吗？
这就是哲学上非常有趣的“电车难题”，说它有趣，因为它没有答案。或者说它有无数答案，但人们却无法对其中任何一个答案达成共识。而哲学家和思想家往往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辩来探讨进退两难的道德难题。
情景亦由最初的电车延伸到各个领域，话题也由最初的生存权拓展到堕胎、战争等等。然而这对我个人而言，抛开道德范畴，“电车难题”也同样适用于其它方面，它代表人类社会普遍而无法解决的矛盾。
我曾经对这类问题很不待见，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非常残酷，比如牺牲少数以成全多数，是这类问题的核心。但是我后来发现在生活中人们几乎天天都在遇到这样的难题，而且人类无法控制。也就是说，我们天天都在接触“电车难题”。
当我带着这样的思维去阅读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却发现早在1948年，乔治•奥威尔就已经洞悉了人类情感上的弱点以及思想上的矛盾。
在经历了多次的战争之后，乔治•奥威尔发现资本主义背后是个无法修复的漏洞，而他所向往的民主社会主义却是高度集权的产物，很显然他的思想开始出现困惑与分歧。
而这种分歧与困惑，本身即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也极其深刻地体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
《一九八四》便是这样一本充斥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的书，其中人物的每一次艰难抉择都是思想上进行严厉和激烈的交锋，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与陡变似乎是一些问题的解决，但实际上已经在构成“电车难题”。
在作品《一九八四》中，最能够体现这种矛盾复杂性质的是主人公温斯顿，在乔治•奥威尔的所有作品中，与其他人物的荒诞相比，温斯顿这个人物显得极其普通平凡。但正因为这样，这个人物才显得更加独特。
他是1984年大洋洲真理部的一个底层小职员，他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有正常的情感，他锻炼，写日记，一切行为举止符合现世的规范。
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正常的人物却出现在一个病态而没有隐私，不容个人情感存在的社会中，他就格格不入，他就不正常。这是出现“电车难题”的一个必要的前提。矛盾的产生便顺其自然。
《一九八四》将背景设置在一个时间不明，历史模糊的年代，温斯顿便是这个年代中的底层人物。对于从未出现但始终注视人民的“老大哥”，他没有狂热的崇拜，直到最后，他甚至开始认识到“老大哥”背后的反动特征。
但他对于自己思想的觉醒开始恐慌，甚至恐惧。但他对于自我思想觉醒的美妙之感却又沉醉其中。他的思想极端矛盾，这样心灵的挣扎使他陷入“电车难题”常见的题设中，即无法做出抉择，但又不得不忍受心灵上的挣扎。
在这里，“电车难题”集中体现为温斯顿所处的极权社会中的社会主流思想与个体理性思想的试探性碰触。
但仅仅是碰触，主人公温斯顿便进退两难，挣扎于社会主流思想的权威与强制以及自我思想的新生与觉醒，他不敢牺牲自我去维护他个体思想的正确，又无法通过自己去验证极权社会的罪恶，他无法做出牺牲，又迫切地想要陈述自我。结果他自己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这是“电车难题”中所要传达的最常见的主题，即个体思想限制于主流思想却又有难以阻挡的离心趋势。在这组矛盾中，人们往往对这样的问题很难做出正确的解答。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乔治•奥威尔虽然也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但他试图让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
在作品中，他让主人公温斯顿努力摆脱“老大哥”的束缚，当温斯顿第一次写下“打倒老大哥”时，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温斯顿内心的真理逐渐占据上风，这种变化就像春天新萌发的柳芽，一天两天看不出来，可突然有一天，柳絮就漫天飞舞了。
如果说前一个“电车难题”表现为人与社会之间的无法割断以及人类离心趋势之间的矛盾，那么温斯顿与奥伯良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电车难题”则体现为人与人之间人性泯灭与诞生的对立，但这种对立是任何一个人的道德观都无法从中选择出正误的。
在《一九八四》中，奥伯良是出现的最高级别的思想警察。他伪善而又手段残忍。他的身上体现了一切极权统治阶级的残酷性与反动性。然而温斯顿对他却又有着可比朋友的情感以及对敌人的憎恶。
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为对奥伯良的态度上。他对奥伯良有敌视态度，但更多时候是温顺甚至屈从的。这就体现出他对人本性中杀戮铁血的臣服。他的思想高贵却又低劣。
某种意义上温斯顿与奥伯良可以看作人性善与恶，理性与荒蛮杀戮的对立面。但二者又相互作用。不得不说这也是人性的矛盾之处了。
人性这一话题在二战时期有着相当高的关注度，比如与乔治·奥威尔几乎同时期的作品《蝇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一个暴雨的夜晚，拉夫杰却也加入了对西蒙的残酷迫害，最终成为了与野兽无异的人，然而在这之前他一直坚持拒绝用兽血抹脸，象征着他始终保持着未泯的人性。
《蝇王》虽然书写了一个孩童的世界，但是却实际上写了成人世界的残酷与虐杀，而这也和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主题殊途同归。
当然，《一九八四》的艺术魅力不仅仅体现为这两点的“电车难题”。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无法忽视乔治•奥威尔虚拟出来的极权世界。而这个世界所表现的原则就是“电车难题”的最核心，即：少数服从多数。这有可能导致什么？在政治领域中，这有可能发展为多数人专制的暴力统治。
事实上，在《一九八四》中，也的确如此。一个从未露面但始终在社会各个领域上都有着绝对控制权的“老大哥”，受到举国上下的狂热崇拜，这种现象似乎也在无形中影射苏联于二战后出现的“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
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民的声音被强制统一，任何异样的声音都被视为“异端分子”，都是党和国家的敌人。
作为代表理智与正义的少数人，无论在社会主流还是法律观念里都必须服从代表权威的多数人。
而温斯顿靠着自己内心尚存的良知与善良忠诚地记录着这个多数人暴政的可怕的社会，并且他通过与黑发少女朱丽亚的偷情试图来违反这个世界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试图通过女性肉体的贞节来象征一种不可违反的准则。
从以上分析看，温斯顿和朱丽亚似乎都可以被看作是少数人。但现实是当他们的恋情被发现，朱丽亚便抛弃温斯顿转移到多数人的阵营。而温斯顿在经历了肉体的折磨与精神的强制鞭打也转移到了多数人的阵营。
这也象征着在极权社会中少数人捍卫自己尊严与思想的失败。
有着对理智的珍视却又对肉体的生存，在二者只可选择一个的情况下，便构成了最典型的“电车难题”，而这个“电车难题”是小说《一九八四》中最具思辩性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