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天朝皇帝怎么就被毒死了？

01

谋杀光绪的真凶

1908年11月14、15日，大清国两日两丧。头一天，光绪皇帝死了，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死了。二人的死亡时间相隔不到22小时，38岁的壮年皇帝刚好比73岁的老太后早死一天。如此蹊跷可怪之事，为两百多年满清所仅见。

光绪皇帝固然只是个傀儡，但仍然是个重要角色。作为新政偶像，他名不虚传、货真价实：不仅西方列强对光绪帝素有好感，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党更将他视为千古难觅的“圣主明君”、立宪君主的不二人选。

就是一般百姓，也大都对这位被囚禁的皇帝心存爱戴——三年后的保路风潮，人们还抬着光绪的灵位、高举“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予商办”的先帝“最高指示”而上街“闹事”。

让我们假设一下，若光绪能比慈禧多活个一年半载，哪怕就象明朝的泰昌帝，只比他的父皇万历帝多活一个月，这大清帝国的后来晚景，或许就能大不一样？这几乎是一定的。

直到一百年后的2008年，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还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才共同破解了光绪死因之谜。他们通过对光绪帝的头发、衣物、遗骨进行中子活化实验，并与隆裕皇后及同时期一草料官的头发进行对比分析，终于得出了 “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定论 。

定论是有了，只是仅仅把砒霜视为光绪帝的“死因”未免皮相之谈。

堂堂天朝的皇帝，怎么就被人下毒致死了呢？光绪不是平常人物，宫廷也不是寻常地点，在那深宫禁地，纵有杀人动机者，未必有作案的条件，纵有作案条件者，未必有弑君的胆量，而三者皆备者，实所剩无几。

隆裕皇后有参与谋杀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诗》中说，在光绪死前数日，隆裕皇后赶走了照料光绪的瑾妃，亲自守护在侧。时任御史兼起居注官员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发现皇帝不知何时已经断气并向慈禧报告的人正是隆裕皇后本人。

但隆裕恐怕也不是谋杀的主谋，若无姑妈兼公婆慈禧太后的谋杀指令，在不能确信太后次日必死的情况下——太后患痢疾数月，此病病程很长，隆裕皇后断无自作主张杀夫弑君的胆量与勇气。所以，命案的主谋与罪魁，大概也只能是 慈禧太后 。

问题又来了，再厉害的政治强人也熬不过时间，慈禧死后由光绪皇帝重新接管帝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慈禧为何对于“身后事”如此不放心，非要置光绪于死地才肯罢休？戊戌政变之时，一度传言光绪帝要带兵杀掉慈禧，慈禧也只是把光绪软禁起来，并没有废帝。何以在慈禧晚年对于光绪突然起了杀心？

02

政治母子

这个女人不简单：政变里手，权谋行家；心思细密，手段老辣；施恩如霖，发威如虎；识才善用、驭人有术；名为太后，实则女皇。若以思想、见识、才气而论，慈禧原不过是个末流人物。刚主政的时候，一篇百多字的谕旨能写出十几个错别字来。 但若以权术与手腕而论，慈禧无疑是超一流的高手 ，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一流人物也只能甘拜下风。

但慈禧的最大优势，同时也是她的致命弱点。她权力再大、威望再高，所依仗的终究是她对儿皇帝的天然掌控，而不是她的高超权术。前者是体，后者为用。她不过是替天行道、代子掌权罢了。从宗法理论上讲，她手上的一切权力根本就不属于她，而只能属于皇帝。

所以，维持慈禧的最高权力需要以下条件：其一，一个幼不更事的小皇帝；或其二，一个胆小怕事的弱皇帝。没有条件就得创造条件，这注定了太后与皇帝之间将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 政治母子关系 。或者说，政治关系必定要压倒母子关系。曾经是母子，渐渐成政敌，只能这么走下去。在男权社会，凡女主当朝，总脱不开这个规律。吕雉和武曌，也都是这么走下来的。

有慈禧在，光绪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皇帝。对最高权力的酷爱损害了慈禧的心智和感情，更损害了她的家庭、朝廷和国家。为了持久而成功地掌权，她必须要做一个失败的母亲。这是她自找的。

她的教子之道以讥讽、呵斥、打骂为主，使得前后两任皇帝几乎丧失了为人处事的自信和独立思考的本领，或多或少都有些性格怪诞、行事偏激。长大后又不乏青春期的狂躁与叛逆，时而象个冒失鬼，时而象个窝囊废。亲生儿子同治帝和她格格不入，侄子兼养子光绪帝则成了她晚年最大的仇敌。

光绪亲政十年，何尝真正掌过一天大权。一则慈禧太霸道，二则光绪没主意，其实二者合二为一。光绪对慈禧也有其独特的消极反抗方式，就是相见时做出一副死相，让太后郁闷、窝心。他表面上对慈禧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一遇批评则垂头丧气、自我否定，但内心里也有豪情满腔、宏图万里，故稍脱控制又急于自我表现，不免眼高手低、鲁莽冒失。这不是光绪的错， 他的所有严重缺点，都是政治母子关系所塑造、所挤兑出来的。

03

权力与仇恨

甲午年光绪主战，慈禧原本也主战。光绪主战是爱国心切，慈禧主战是不了解日本的底细。戊戌年光绪要变法，慈禧原本也要变法。所谓帝后之争并非维新与守旧的路线斗争，毋宁说是帝党与后党的权力斗争。

但后党是一大群经验丰富、实权在握的政坛老将，帝党则是一小撮忧国忧民、好高骛远的幼稚书生。要知道，慈禧对变法的支持是有条件的： 坚持满人领导，坚持太后专政 。这两个条件不可能公然宣布，光绪和康梁未必透彻了解。

结果，光绪帝急躁冒进，康有为狂妄偏执，帝党乱拳出击、不得要领，风风火火、一塌糊涂。慈禧后发制人，只三招两式，却打得又准又狠。

政变的起因大概有三：罢免礼部六堂官、任命军机四章京、“勾结”外人伊藤博文。此三者，光绪均未经提前请示，理所当然会被慈禧视为第二司令部夺权之举。其实，也确有夺权之意。在光绪帝而言，这是他亲政以来开天辟地头一遭，首次独立行使重大人事权与外交权。

可康有为还嫌皇帝做得不够，没有杀一批一二品大员，没有用“英勇通达之人”将“昏庸老迈之臣”尽数淘汰，没有用“制度局”、“懋勤殿”把旧机构旧衙门全数更替。光绪哪有这样的手法，哪有这样的能力？纸上谈兵的维新夺权可谓不知己、更不知彼，犯了兵家大忌。康党委实操之过急，夺权远未水到渠成。

杨崇伊在《恭请太后训政密折》中指控光绪和康党“斥逐老臣”、“位置党羽”，并恐吓太后说，伊藤博文进京“将专政柄”。句句戳痛慈禧的心。慈禧在政变当日训斥光绪：“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

可见，慈禧最敏感、最反对的并不是兴学堂、废八股、办实业、练新兵这些个具体的维新政策，而是光绪帝擅自行使人事任免权。 若维新便要去旧臣、换新锐，将朝政收拢于皇帝与康党之手，那么她宁可国家倒霉、从此不再维新。

尽管袁世凯的告密不是戊戌政变的起因，却大大恶化了政变的后果。当慈禧得知康党竟有“围园劫后”的密谋，不由得咬牙切齿、恨怒交加。她大开杀戒，向帝党血腥报复。“六君子”被斩首，光绪被幽囚，光绪的亲信太监也通通被处死。

不过，光绪帝未曾参与、也未知晓此事。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对太后本无恶意，是要“诸同志妥速筹商”，想出一个既可以继续维新、“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好办法来。而康有为在海外大肆兜售的所谓“衣带诏”却将原诏“不致有拂圣意”篡改为“设法相救”，此实为陷皇帝于不义。

慈禧多半是认定“围园劫后”是康党与光绪的串谋，之所以对“六君子”不审即杀，也是怕六人攀扯到光绪身上，无法体面收场。其实，若认真审一审，若搜到杨锐家里保存的“密诏”原件，光绪倒是可以洗脱忤逆不孝嫌疑的。

慈禧曾经怒骂光绪：“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尔竟欲囚我于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由此可见，二人已经彻底翻脸，对光绪，作为母亲的慈禧凉了心，作为领袖的慈禧死了心，从此永无转圜的可能。这对政治母子，还如何相处得下去？

04

列强的干预救了光绪性命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有了废帝甚至杀帝之意。她竟然把“朕躬违和”、延请名医的消息诏告天下。宫中更传出谣言，说“皇上病势沉重，恐致不起”。满世界宣扬皇帝生病了，专制制度下哪有这么干的，皇上应该永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才对。这无非是要提前给臣民们打招呼，让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这是废帝的前兆，也不妨理解为谋杀的铺垫。

可皇位变更是天大的事情。为了取得列强的谅解，慈禧亲切接见了各国公使夫人并赠送厚礼。但清室的非常之举仍引起了汉族疆臣反弹、西方列强干预。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是光绪皇位的维护者。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但除了荣禄之外，宗室王公和满人权贵大都赞成或默认废立。

在当权的满人看来，光绪帝是个异数，偏信汉人和“洋鬼子”。慈禧倒并不特别在乎国内的争议，但她不能不忌惮列强的反应。她对公使夫人们的小恩小惠没起任何作用。

各国对废立事态极其敏感，不断打听皇帝的消息，三番五次要求派洋医生给皇帝看病。结果，法国医生给出的诊断是“皇上无大病”，给了慈禧当头一棒。

列强领袖英国公然照会清政府：“假如光绪皇帝在这种身体状况下不幸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中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与此同时，各国海军向北海节节移动，做好了应付中国朝局变乱的准备。

此时的两宫关系已如同噩梦。《十叶野闻》上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日军俘虏了一个太监，命他讲述两宫轶事。太监向日本军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京下雪了，慈禧太后赐给光绪皇帝一件狐皮大衣。她命令太监反复告诉皇帝“皮大衣的钮扣是金的，请万岁爷注意”。太监将这句话说了十数次。光绪愤然回答：“我知道了，你可归报太后：太后希望我自杀，但这是不可能的！”

光绪帝的权力、自由、亲情、爱情均已丧失，生命且危在旦夕。光绪帝最后十年的日程大致是这样安排的：他每天要早起向太后跪拜请安，然后匆匆忙忙赶到大殿跪迎太后，再与太后一同端坐在宝座之上，面无表情地扮演傀儡皇帝的角色。他是一枚橡皮图章，但慈禧的无上权力仍需加盖这枚图章才能名正言顺地行使。下朝之后，光绪帝拖着疲弱之躯，回到冷清的瀛台做他的本分囚徒，吃药，读书，修理钟表。

他四顾凄凉，满腹酸楚。在这个皇宫里，曾经有一个人，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胆敢公开顶撞太后。那是他的珍妃，也已经被太后监禁，庚子年逃难之前被扔到井里溺死。

但是，光绪的心还没有死，他知道时间在他这一边，他还有未来可期待。囚徒的生活反而使他的观察思考更成熟、更深刻、更透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光绪帝仍在默默地为立宪改良作知识上的准备。

1908年1月内务府“呈进书籍档”有光绪朱笔所列书目40种，均是外国译著，包括：《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民法原论》、《政治泛论》、《宪法论》、《行政法泛论》、《日本预备立宪》、《国债论》、《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法述义》、《自治论纂》、《宪法研究书》、《日本监狱法详解》、《万国国力比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新政史》、《欧洲财政史》、《理财新义》、《日本法制要旨》、《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等等。

光绪所不知道的是，在慈禧的既定方案里，他只有待罪等死的命，根本就没有未来可言。戊戌年他之所以侥幸不死、苟残其生， 仅仅是由于洋人们狗拿耗子，才阻止了那场已经公然发动的宫廷谋杀 。

05

接班人问题引发庚子国难

慈禧太后怀着对西方列强的满腔愤怒，只得饶光绪不死。退而求其次，她决定换一个皇帝，被相中的人选是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因为端王是愚蠢忠臣，溥儁是纨绔少年。光绪也将获得宽大处理： 降封王公、安度余年 。

大学士徐桐建议封废帝光绪为“昏德王”。如果真按这一计划实施，那还真是光绪之福，他或许可以享天年、得善终。废立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放弃，据说是宠臣荣禄深夜叩宫哭谏，说服了慈禧。荣禄的理由无他，还是“怕外人不服”。

1900年1月，溥儁被立为大阿哥，此即“己亥建储”。已执掌总理衙门的端王通知各国使节“朝贺”，竟无一国响应。相反，英法德美四国公使于三天后发出联合照会，对朝廷办理教案的上谕表示强烈抗议。该上谕指令各地“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

西方国家认为上谕为入会的拳匪开脱，坚决要求清廷明令禁拳。不久意大利也加入了抗议，五国又陆续发出多份联合抗议。在此外交对峙期间，各国派出海军在中国海域示威。

而在慈禧太后看来，列强挑这个时间点找岔生事，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要反对废立、声援光绪，借题发挥、意在保皇。这些混帐洋人真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

比慈禧更加痛恨洋人的是因建储而迅速坐大、权倾朝野的“大阿哥党”：溥儁的父亲、叔伯、“帝师”们，以及与“准太上皇”保持高度一致的朝廷新宠们。端王载漪已窜升为事实上的帝国第二把手，蒸蒸日上，在政治上、组织上追随端王的国家政要有载澜、载濂、载勋、载滢、刚毅、赵舒翘、徐桐、崇崎、毓贤、启秀等人。

这些人相互攀援，能量很大。这同一拨人，也正好就是被列强所认定的庚子之战“祸首”。一场覆国大祸已万事俱备。只待义和团民串联至京展示“民心可恃”，这场由太后亲自发动、端王亲自指挥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就将席卷北京。

后世论者往往从义和团运动、围攻使馆、八国联军侵略、“两宫西狩”、《辛丑条约》等史实中只抓住了“爱国主义”、“卖国主义”、“帝国主义”三个关键词。更准确地说， 那场国难的真正动因乃是“接班人问题”和因“接班人问题”而激化的“排外主义”。

“排外主义”不是新鲜事物，本属于底层和边缘人群的愚民思维，只因一不小心搭上了“接班人问题”的豪华快车，才汹涌壮大成“扶清灭洋”的主流意识。

急于废帝的慈禧太后和急于当太上皇的端王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先是召来了装神弄鬼、杀人放火的“朝廷赤子”，接着又召来了张牙舞爪、奸淫抢劫的八国联军。

06

疯狂朝廷中的理智之光

促使慈禧太后对各国悍然宣战的转折点，是端王伪造的一份列强“照会”，一份伪造得十分拙劣、却直戳慈禧伤口的照会。照会向大清国提出了四条无理要求：“一、由西方各国指明一地，让中国皇帝居住；二、由西方各国代替大清朝，收管各省钱粮；三、由西方各国代替大清朝，掌管天下兵马；四、西方各国勒令：圣母皇太后归政下台。”

原本有几分精明、也有几分慎重的老佛爷被这份“照会”气昏了头脑，彻底丧心病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于是，一弱对十强的无厘头战争酝酿成熟。

那时候，比起满大街发飚的“义民”，京城的文武大员也强不到哪去。肉食者们也已经集体发了昏。除了远在南国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山东的袁世凯，偌大个清国官场，已剩不下几个明白人。

在那国家危急的关键时刻，光绪皇帝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可敬、最可贵的举动。决定开战的四次御前会议上，光绪一反常态，不再战战兢兢、装聋作哑。

他不仅侃侃而谈，直言“断无与各国同时开衅之理”，且厉声斥责朝廷官员纵容暴徒、支持动乱，必将祸国殃民。无惧端王一党咄咄逼人的围攻，公然与心智昏乱的至尊太后针锋相对，这是形同废黜的光绪帝一生最为光彩夺目的时刻。

在光绪帝的示范与带动之下，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君子”冒死进谏，直斥攻使馆、杀使节是“万国难容”的丑恶行径。情急之下，光绪帝竟走下龙位，与许景澄抱头痛哭。慈禧太后借机怒斥君臣二人“成何体统”。

她不无惊奇地发现，经过了一年多的血腥清算，病歪歪的光绪帝居然打而不倒。不仅康梁要保皇、洋鬼子要保皇，就连朝廷内部也冒出来几个不打自招的保皇派来。

后来，端王率一帮拳民闯宫，要“诛一龙”。义和团有一句口号，叫 “诛一龙二虎三百羊” 。“一龙”指光绪，“二虎”是李鸿章、奕劻，此三人被指控为“洋鬼子的朋友”：“三百羊”则泛指包括妇孺在内的所有洋人，此事被太后及时阻止。

之所以被阻止，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端王事先未向太后请示，让慈禧生了疑心；二是太后与端王共演此戏，以便让光绪明白自己的险境而自请退位。而许景澄等“五君子”，则在朝廷仓皇出逃之前被匆匆处死。

虽然铁血的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 “五君子”才是真心不二的爱国者、有理有节的救国者 。但慈禧不能宽容“五君子”，因为她绝不容许朝堂之内还有胆敢公开支持光绪的大臣在，即使他们的支持纯属理性赞同，与私交、党见、派性毫无瓜葛，也不可以。

后人多敬爱戊戌“六君子”而忽略了庚子“五君子”，人们或许认为，“六君子”为追求一个理想中国而死，“五君子”不过为避免一个悲惨中国而死，前者比后者更加豪迈、更有价值。但其实，在国难之前满朝昏聩、满城疯癫的肃杀氛围中，犹敢于发逆耳忠言、担“汉奸”罪名者，远比戊戌志士需要更多的胆识和勇气。其伟岸形像、其英雄气概，又何下于“六君子”！

庚子国变后，“祸首”端王被发配新疆，他的儿子溥儁从此也就与接班人无缘。丢尽面子的慈禧老佛爷又拾起了曾被她亲手抛弃的“变法”旗号，重新走上了光绪路线，而且比光绪走得更远。但这未能挽救光绪帝的悲惨命运，他终于在慈禧死前一天被砒霜毒杀。

光绪之死三年后，大清帝国覆亡，中国进入了民国。一个连皇帝倾尽心力都救不了的王朝，一个连皇帝都无法自保的王朝，它的命运只能是走下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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